《三国志》为西晋陈寿撰。近人卢弼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仿王先谦《汉书补注》体例，编成《集解》。该书征引浩博，辩证详明，是目前《三国志》注释本集大成之作。

中国从上古神话传说中的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到清末民初，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各代史书都记载了炎黄子孙的光辉业绩。 多年来，在采考古今史书中，记录了部分要文、各朝年代、帝王祖源、名王圣君、名人圣书、王政要事、社会发展、建朝失国。对史书没有系统记载的列国春秋，查考归集，系统记述。这是一本针对性很强、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教科书。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有利于帮助我们认识和研究现实社会。《札记》中简明扼要地摘录了各朝代的政体官制，经济文化，朝代更迭，建国失国的原因教训，每个朝代的兴衰更迭，尽管情况各异，但原因基本相同。大都与皇室腐败有关。皇帝一但跌入了腐败深渊，很快就会失去民心，脱离群众，最后导致垮台灭亡。这些历史教训几乎每个朝代都经历过，这对今天来说，仍然有现实教育意义。

江泽民同志在一汽工作期间，那种为人处世的真诚厚道，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那种处处关于心他人的高尚品格，难以心述。本书只是选取点滴，但就是这几滴水也能折射出耀眼的光辉。江泽民同志极富感情，也极重感情。他调离一汽后，相继在上海、武汉、北京等地任职，“官”越当越大，但他同一汽人的联系始终没有间断过。当他得知一汽有人到上海、北京出差开会，就一定要请去唠唠，了解一汽一些老同志的工作生活情况。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后，他日理万机，他一直关心着一汽的发展。1991年、1995年、2000年，江泽民同志3次视察一汽，除了送来党和国家的关怀之外，还亲切会见老同志，挤出时间在他下榻的宾馆和大家一起叙旧，操琴唱京戏、唱歌，向老同志赠送诗笺留念。大家都说江泽民同志是个特别重情义的人。

《老照片》已经渐次出版到了第49辑，每一辑都在读者中激起层层涟漪。本级也不例外，秉承一贯的文风，图文并茂的告诉读者一些曾经发生的故事。每一张照片的出现，都是经过慎重选择的，它的特殊意义绝非一张照片可以定义。...

这是一部由近百名亲历者和知情者回忆、口述的历史。1965年春，“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前一年，毛泽东从北京到武昌下榻梅岭，44天后离武汉到长沙，5月21日从长沙出发，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从本书对毛泽东二上井冈山的历史回放中，似可窥见当时毛泽东的某些思想端倪；发现其不惜一切代价，准备发动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深刻而复杂的初衷……秋收起义38年后的1965年，毛泽东重返中国武装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是一次感情寻觅回归，还是执政党领袖对使命的深层呼唤？　40年后，本书作者沿着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之路，采访了近百名接触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领袖人物的亲历者和知情者，以毛泽东二上井冈山为主线，生动讲述了1965年春毛泽东从武汉经湖南到井冈山的数十天的所历、所思、所讲，以及当时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真实记录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史实；从中探寻毛泽东准备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文化大革命”深刻而复杂的初衷。　书中一百多幅珍贵照片，不仅见证了这段历史、更增加了本书的史料价值。

宋熊克所著《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即《宋中兴纪事本末》）又名《中兴小历》，是南宋高宗一朝的编年史，是一部颇受治宋史者重视的史学著述。但历来仅以《中兴小历》为名著录于目录之书，置放于学者案头，《纪事本末》之名反而不甚为人所知，以至作者姓名亦久佚无考。《中兴小历》虽有刻本流传，然而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及明初《文渊阁书目》著录之后，原本佚失，为世人所不睹，也已有六百余年。 目前流传于世的《中兴小历》，只有一个四十卷的《四库全书》本，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但此本并不是一个好辑本，主要问题是：一、为了避清乾隆皇帝的名讳，把书名改为《中兴小纪》；二、残阙不全；三、馆臣出于民族偏见，窜改原书。而根据四库本的抄本印行的几个传本，如清广雅书局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刻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排印本、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排印本，则不但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由于所据底本「原文讹夺，不可卒读」①，以及校点不善诸原因，错误较四库本更多。 《中兴小历》需要整理才能更好地利用。最近几年，我曾据宋人文献增补校订此书，虽有所获，但终不能令人满意。然而有幸的是，我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看到了清抄本《皇朝中兴纪事本末》，经考察，我认为它就是熊克《中兴小历》最早印行而以「纪事本末」为名的一个本子。 《皇朝中兴纪事本末》抄本现存二十册，七十六卷，不着撰人姓名，每卷之下题署「学士院上进」五字。每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其记事起于建炎元年（一一二七）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迄绍兴二十年（一一五○）十二月，相当于四库本《中兴小纪》卷一至卷三四的记事范围，而高宗朝尚缺佚绍兴二十一年至三十二年的记事，可见抄本已非完帙。这个本子是清雍正九年（一七三一）的抄本，据书后所附宋筠的跋语，知抄本所据的底本乃「宋椠精本」，这从抄本中遇宋帝名讳多以他字取代，如「魏征」改为「魏证」，「齐桓」改为「齐威」，「章惇」改为「章厚」等情形中得到了证实。另考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五《宋学士院中兴纪事本末跋》，原书也只有七十六卷，知宋刻本流传至清初，已有若干卷散佚②。 朱彝尊和宋筠都可称得上饱学之士，然而他们都未对此书细加研考，推寻其作者并发现其与《中兴小历》之间的关系。查宋王应麟《玉海》卷四七载录宋代史书时已明确记载：「熊克《中兴纪事本末》，一名《中兴小历》。」王应麟虽不是熊克同时期人，但与熊克同时的记载既都归于泯灭，则此记载尤为宝贵。而《中兴纪事本末》卷一七于绍兴元年五月江东大帅吕颐浩言韩世清可疑的一条记事后，有撰者所作的评述，其中说：「吕颐浩方招安张琪，而世清袭击琪，破之。颐浩以世清坏其事，故不乐。徽人罗汝楫在言路，尝欲为世清辩白而未果。今敷文阁直学士程大昌亦徽人，知其事，尝亲与克言之。」「亲与克言之」正是撰者自及其名。上述这段话，同样载于四库本《中兴小纪》的卷一○，可知两书本一书异名，其撰作者本就是一个人。明代中期所编纂的《明一统志》卷七六《熊克传》中也记载熊克「所著有《高宗纪事本末》及《九朝通略》」等书。另外，将此本与四库本对校，又可以发现两本实即一书。所有这些外证和内证，都有力地证明，由学士院上进的《中兴纪事本末》与后来改换书名刊印的《中兴小历》，其撰作者正为熊克，应当是无可怀疑的。 熊克字子复，建阳人，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一一五七）进士，「博闻强记，自少至老，著述外无他嗜，尤淹习宋朝典故」③。宋孝宗淳熙九年（一一八二）七月以秘书郎兼直学士院④。其《中兴纪事本末》撰写于淳熙十四年（一一八八）前后。其书以「纪事本末」为名，是因为此书虽以编年为体，然而又注重把事件之起迄本末作综合记述，多「联书」之例，故初印时以此为名。而在有明一代和清代初年，这部《中兴纪事本末》是和《中兴小历》并行不悖的⑤。 学术界历来认为，《中兴小历》作为最早的一部高宗朝编年史，有其开创先河的功绩，但同时又不尽人意。如陈振孙批评此书「疏略多抵牾」，李心传批评此书「多避就未为精博」⑥，后人颇受其影响。但也有人公正地指出，其书「上援朝典，下参私记，缀缉联贯，具有伦理。其于心传之书，亦不失先河之导」⑦。更有人指出，晚出的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小历》为本」⑧。这后一点尤为重要。尽管有人否认《中兴小历》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先河，但据我们实事求是核对，《中兴小历》一书什之八九都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整条全文收录，其驳正《中兴小历》处虽亦不少，但也并不完全正确。所以，《中兴小历》一书的学术价值是不容抹煞的。 既然可以认为《中兴纪事本末》和《中兴小历》是一本书先后刻印时所使用的不同书名，两书本为一书，而《中兴小历》在流传过程中几经灾难性的摧残，以致部帙不全，惨遭窜乱，则《中兴纪事本末》的发现，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学术价值。 其一是，订正四库本《中兴小纪》及其传印本的讹谬。四库馆臣为避满族统治者的忌讳，曾对《中兴小历》大加窜改，不但改了书名，还对宋人称呼女真人的「虏」、「胡」、「贼」、「夷狄」，以及涉及女真人物、官职、地理名称等，或其认为有所违碍的字句，都肆行窜改。而此书由于是清初抄本，上述有所违碍的字词语句都一仍宋本原貌而未加改动，这是极为可贵的。 其二是，四库本及其传印本《中兴小纪》的缺佚，原本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四库馆臣在辑佚的过程中，曾有意或无意地对原本进行删削，以致全书残缺不全。今查《中兴纪事本末》，其多出《中兴小纪》前三十四卷的记事就将近七百条，几达十万言。四库本《中兴小纪》大量错讹脱漏的语句，在此本中也大都完整而无缺误。 其三是，在《中兴纪事本末》多出《中兴小纪》的记事中，有大量朝臣关于宋金和战问题和南宋内政问题的议论，以及现今已经佚失的宋人笔录杂记，这些都是研究宋金史的第一手资料。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虽多征引《中兴小历》的记事，但往往不注明出处，而且，此书也同样存在着清人窜乱的问题，故其相应部分的史料价值却不如此本。 略举数例：如《中兴纪事本末》卷四六，绍兴八年十二月丁丑，下诏金人归还陕西地，令尚书省榜谕一条，记载宋廷应对和议及朝臣激烈反对的经过，援引御史中丞勾龙如渊所著《退朝录》记事一千余字，为四库本《中兴小纪》所遗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则编为正文，又不注出处，此则是《退朝录》的原文，而《退朝录》久已佚失（此书凡六引《退朝录》，均极具参考价值）。 又如，《中兴纪事本末》卷五一，绍兴十年六月，刘锜大破金兵于顺昌。四库本《中兴小纪》对此战经过全无记述，所缺佚甚多。此书则不但有近一千字的记载，还援引了《顺昌破敌录》和《顺昌破虏记》两书的原文。后一书，号称搜罗极为宏富的《三朝北盟会编》亦未见引用，其所述金人韩常抱怨兀朮的话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失于记载。 再如，《中兴纪事本末》卷五八，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岳飞狱事成，韩世忠质问秦桧岳飞何罪，秦桧的回答是：「飞子云与张宪书不明，其事体必须有。」韩世忠则曰：「相公言「必须有」，此三字何以使人甘心？」现存有关此事的史籍，「必须有」三字多作「莫须有」。而近人解释「莫须有」则多作「或许有」，几成学术定论。然而，「莫须有」三字的本意也即「自应有」，「一定有」，这是奸相秦桧硬要诬陷岳飞的典型语言，决不可作「或许有」解。应当说，此书作「必须有」是最接近秦桧语句本意的。正因为《中兴纪事本末》具有如上所述的学术价值，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现今把这部存世的孤本影印刊行，以利海内外研究宋金和战问题和这一时期历史问题的学者们参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相信它的出版发行，也将对深入探讨和研究南宋史学史，对《中兴小历》等有关史学著作的整理工作发挥作用。 由于是抄本兼是孤本，《中兴纪事本末》各卷都存在一些俗体字异体字和错字，个别卷次有错简的问题，如卷一上建炎元年五月庚子「李纲又上三议」等五条，似应移至卷一下建炎元年六月之前。请读者在使用时稍加留意。

《毛泽东生平研究史》对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时期的毛泽东生平研究的发展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对各个时期的代表著作作了详尽的分析，对毛泽东研究中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作了系统的总结。书中的分析基本上都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并提出了很多独特的见解。书中提出写毛泽江史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要更多、更快、更好地整理出版毛泽东的资料，要提倡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等等，对毛泽东研究及其他历史的研究都有指导意义。此书资料扎实，理论色彩浓厚。是目前唯一有分量的毛泽东生平研究史著作。

本书时间跨度自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到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为止，延伸到1947年7月宁海、象山解放以及大榭岛解放。地域范围：涉及上述时间内原四明工委所属6个县包括慈镇、余上、鄞慈、南山、上虞、嵊新奉新县等为主，兼及东海工秉活动的三东地区和定海、普陀等地，及现属宁波地区的宁海、象山等地及中共浙江工委、临委重要战斗和活动的地方，如天山、三门等地。宁波市解放前无单独建制，书中所说鄞县城区即今日宁波老城区。解放区地名变动频繁，本书一律遵循旧称，少数重要地方则注以今名。内容以老同志亲见、亲历亲闻材料为主，有浙东临委及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四明工委及各县县工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回忆文章；有记述主要烈士文章，还有专题和论文、文献资料和大事记等。

江绍原，（1898-1983）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和比较宗教学家，祖籍安徽旌德，1898年农历正月二十日生于北京。他聪颖好学，博闻强记。青年时期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预科，不久即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求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作旁听生。1920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比较宗教学，1922年在该校毕业后又在意林诺大学研究院哲学专业学习一年。1923年会国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当时在北京大学学习的容肇祖先生曾听过他的哲学课。　1927年应鲁迅之邀去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院英吉利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兼任国文系课程。1927年“4·12”大屠杀后离穗去杭州，靠卖文度日。以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大学、北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上海中法孔德研究所、河南大学、西北大学等处任教、编纂或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山西大学英语系教授、中国科学出版社编审、商务印书馆编审等。1979年被聘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顾问，1983年被聘为中国民俗学会顾问。他一生追求进步。“五四”运动时，他正在北京大学学习，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积极投入了这一爱国运动，参加了游行队伍，是冲入卖国贼曹汝林住宅、火烧赵家楼被反动政府逮捕入狱者之一。与鲁迅等发起了《语丝》杂志。抗战时不忍离国他去，不任伪职，过着清贫的生活。抗战胜利后，参加1946年的地下党组织的反对选举为国大代表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大会，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拼死争自由》的文章。商务印书馆起草之《悼词》中说：“江先生在解放前国家民族遭受严重危难时期，追求真理，不畏强暴，表现了民主革命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的民族气节；解放后，他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充满信心。”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追求，表现在学术研究上，就是他的创新和开拓精神。他是1927年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的主席（据1927年北京大学引《国立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概略》）。1927年到中山大学后开设了《迷信研究》课。他是30年代杭州民俗学会的发起者之一。1930年在北京大学开始《礼俗迷信之研究》课和《宗教史》课。1920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乔答摩底死》，他摒弃那种迷信者的研究佛书法，其“宗旨是要用《遗教经》来做佛学研究的一例。他希望有人能用这种分析、批评、考据的方法来研究佛家书籍。”（胡适《序》）1928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它是由1927年发表之《礼部文件之九：发须爪》一文扩展而成，是更精美的著作，“他说明了古今关于发须爪的迷信的原因及人们如何的对付，这本书在中国迷信研究专书中毫不勉强的说是一部最早最完备的。”　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他从古籍中对我国古代旅行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他对于宗教、迷信的研究，不是单纯的为了研究而研究，更不是钻进去做研究对象的奴隶，而是有着明确的位社会进步服务的功利目的。正如周作人在《发须爪·序》中说：“绍原的研究于阐明好些中国礼教之迷信的起源，有益于学术以外，还能给予青年一种重大的暗示，养成明白的头脑，以反抗现代的复古的反动，有更为实际的功用。其《实生论大旨》（1923年亚东图书馆版）、《宗教的出生与长成》（1926年商务印书馆版）、《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1923年中华书局版）等译著，也有他的独特之处。不管是撰著还是译著，他都尽量搜集有关材料附于书后，使读者更加全面地对书之内容的理解。1927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开设了“一个从没人敢讲的《迷信研究》一课，编了一百多篇的《迷信研究》讲义，十八年秋天又在北京大学开辟了《礼俗迷信研究》一课，根据《迷信研究》又增加了许多材料，改为《礼俗迷信研究》讲义。”（叶德均《中国民俗学会研究的过去及现在》）他还在《北大日刊》、《语丝》、《鞭策周刊》（多以“不失”为笔名）、《贡献》、《京报副刊》、《科学月刊》、《东方杂志》、杭州《民俗调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卓有见地的研究文章；五百多则“小品”，是民俗学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他精通英语，除翻译有关英文学术著作外，还用英语讲授英国文学课程；还从俄文本翻译出版了《印度民间故事》（195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晚年致力于《周易》和文物考古的研究。他是我国民俗学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并且在我国民俗学理论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卓越的贡献。这部书信手迹就是[文革]十年动乱的劫后残余，其中包括鲁迅、周作人、蔡元培、俞平伯、钱玄同、胡適、郭沫若、胡乔木等二十位致江绍原的亲笔信共一百五十九封，都是值得一读的佳作。本书所收书信的排列除将鲁迅手札列余首位外，各位之信均按撰写日期的先后为序，并对每信略加介绍，供读者参考。

翡翠出藤冲，腾冲乃翡翠文化发祥之地。翡翠为玉中之王。红者为翡，绿者为翠。《翡翠书》回顾了腾冲“昔日繁华百宝街，雄商大贾挟资来”的翡翠经营加工辉煌历史，肯定了近年来我市各级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重振腾冲翡翠产业、弘扬腾越翡翠文化取得的成绩。很好的勾沉了腾冲翡翠的历史，整和了腾冲翡翠的文化资源，理清了腾冲翡翠发展的脉络，统一了腾冲翡翠的宣传口径，再现了腾冲翡翠的瑰丽与辉煌。是迄今介绍腾冲翡翠产业和翡翠文化的一本较为准确、客观、权威的翡翠专著。本书很好的勾沉了腾冲翡翠的历史，整和了腾冲翡翠的文化资源，理清了腾冲翡翠发展的脉络，统一了腾冲翡翠的宣传口径，再现了腾冲翡翠的瑰丽与辉煌。是一本内容较全面系统的翡翠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