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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草学通常是古代研究中技术性和实证性最强的学科之一。这个特点无可非议地表现在：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以及古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专业技能来释读文本，而这些文本往往只有断编残简留存、且笔迹难懂。多数纸草学家除了识读、翻译和评注未出版的纸草，或者改进已出版的纸草，别无他求。但自19世纪晚期起，得益于乌尔里希·维尔肯奠定的基础，这个领域内的一些学者试图将纸草运用于更大的历史研究。最显著者莫过于借助纸草明确传统的事件叙述，哪怕只是通过“蠕虫的视野”，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现已持续了一个世纪，这在纸草学中已算不上新潮。就社会经济史的许多方面而言，纸草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古代史料，因此，利用纸草进行历史研究对于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古代世界，是极其重要的。

档案既是历史活动的真实记录，又是现行活动的重要参考。《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2辑）》的宗旨是为上海档案史料的开发、研究提供一个平台。书中不仅有上海各历史时期各类地方政府机构形成的档案材料，各工商团体、工厂企业、金融机构、社会团体、文化机构形成的档案材料，还有不少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和著名人士的档案等等，涵盖的时间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150余年。这些丰富的档案成为历史研究的宝贵资料，供不少中外学者前读阅。《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2辑）》栏目分专题研究、口述历史、档案指南、档案架等。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长期以来曾国藩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他的笔下虽然不乏日常琐事，但在琐碎的叙述中，却蕴含着高尚的道德修养，这对感情日渐冷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来说，确实起到了劝世化俗的作用。

《读史要活》作者通过对历史的研读，罗列了一些对于谋位、管理、保身、修身、女人的一些史学观点，并得出相应的读史经验，让读者可以通过这些鲜活的历史故事，了解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历史有智慧、有感悟、有学问、有心计……读活了历史也就读活了自己。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历史，不仅男人要读，女人也要读。历史是一面镜子，但是，怎么去看这个镜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每一个人在历史中，都看到了不同的东西。《读史要活》作者通过对历史的研读，罗列了一些对于谋位、管理、保身、修身、女人的一些史学观点，并得出相应的读史经验，相信对于历史爱好者有一定的帮助。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深深地感动着中国，影响着世界。本书运用“纵横结合”的方法，选取典型的史实，以求真、务实的笔触，图文并茂的形式，告诉人们一个个真实的长征故事，再现了红军当年长征的非凡历程，热情讴歌了可贵的长征精神。全书共分四大部分：长征准备与初期失利、艰难的转折、坚持北上与南下分裂的斗争、斗争的继续与三大主力会师。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策士及各类人士纵论国事与时势的言论辑录。全书文笔优美，记述生动，反映出战国时期特有的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但是，该书内容庞杂，前后矛盾，难题甚多，前人整理该书付出了很多心血，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理想的整理本、注释本问世。范祥雍先生花费几十年功夫完成的《战国策笺证》一书，是近年少见的有关《战国策》整理研究的力作。全书以清嘉庆十九年黄丕烈士礼居覆刊宋剡川姚氏本为底本，间用湖北崇文书局翻刻黄本参校，并广罗高诱、姚宏、鲍彪、吴师道等古今中外各家校注，加以甄别考订，指正其缺失、错谬，补充其不足和遗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创获之见。本书不仅考镜了《战国策》传本源流，搜集各家注疏十分齐全，而且能够进行评骘、辨误，提出许多富有独创性的见解，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最全面系统的《战国策》笺证本。本书的出版，将对战国历史的研究提供很有价值的参考，会为学术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此书为杨树达的代表性学术著作。1924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时曾出版《汉书补注补证》，为当时学者所推重，本书即在其基础上复经多年研磨后完成。本书体例上依仿裴骃集解《史记》的方式，博采群书，折衷诸说，以品评班固《汉书》的得失。裴氏重在释音，而此书则重在释义，兼述古音，采用训诂与校勘并行的方法，藉此纠正历来旧注和种种错误。积三十年心血而后成，洵为《汉书》研究史上的杰出著作。

在宋朝的十八个皇帝中，有八个皇帝没有亲生儿子继承大统。即使是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有两个亲生儿子。竟然也是兄终弟及，其后由弟弟赵光义即皇帝位。终宋一朝，非皇帝亲子即位的比例竟然高达百分之五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宋朝却始终没有出现大的传位危机，且较之其他朝代，后妃干政、宦官擅权等现象也要少得多。这在历朝历代都是非常罕见的，不由得不令人惊讶。不过，只要透过表面现象往里看，便会发现宋朝皇室有许多诡异难言之处，为其他朝代所不能比拟，否则也不会有“斧声烛影”、“狸猫换太子”之类的故事广为流传。这些故事的背后，显然隐藏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宫闱秘事。宋朝最奇特之处还不仅仅在于宫闱之间。众所周知，宋朝结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使中国又归于统一。宋朝也是中国封建王朝中经济最发达、商业最繁荣的时代，其最鼎盛之时，一年的铸钱量最高达五百万贯，而明朝总共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总铸钱量也仅一千万贯。宋朝的文化成就也是空前的：理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硕果累累；二程、朱熹、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及沈括等优秀人物，享誉千古；而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是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也曾说：“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內，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然而，这样一个辉煌的朝代，却先后在与辽、金、西夏、蒙古的战争中连连败北。终宋一朝，外患最严重，一直处在外族的威胁之中，其局面始终是“一切苟且而已”。正因为种种矛盾与奇特之处，宋朝比任何一个朝代都更能吸引研究者的目光。《宋史疑云（960年到1279年之两宋典故）》是一本宋朝典故的随笔，源于作者在阅读宋史资料时重点记录下来的一些著名的事件和人物，在基于史实的基础上，更多的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生动而丰富的历史从来就是人类汲取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洞察过去，并不一定就能预见未来。但不看历史。一定不能看到未来。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史记》内容丰富，规模宏大，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全面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约三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史记》文笔优美，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