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汉光武帝至汉献帝一百九十五年的史事，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全书共一百二十卷，其中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为南朝范晔编撰；志三十卷，为晋朝司马彪所编撰。《后汉书（繁体竖排版）（套装全12册）》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描绘了东汉的社会、文化、民情与人物百态，“简而且周，疏而不漏”，“体大思精，信称良史”，是研究东汉历史的珍贵史籍。

宋人笔记是宋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数量庞大，《全宋笔记（第4编7）》是中国宋代文史学界继《全宋诗》和《全宋文》后第三部大型总集，是一部系统整理过的收罗齐全的宋人笔记总汇。每部笔记均由整理者撰写一篇有学术价值的点校说明，内容包括作者小传、成书经过、内容评价、版本情况及源流、所用底本及校勘概况等。

《资政要鉴：经济卷（上下）》为“经济卷”，分析了中国古代的经济活动以及历代皇朝经济政策的得失。《资政要鉴》以专题的形式，着重深入社会实际，探讨了中国历史治乱兴亡的深层次机理。中国古代史学，虽说有“鉴以资治”的好传统，但此类著作在探讨历代王朝治乱兴衰的机理时，多着眼于政治，过分强调帝王将相的作用，而对社会思潮的演化动向则注意得不够，这就难免有局限性。《资政要鉴》则对国家兴亡、经济运作、社会构造，乃至文化思想等领域，进行全方位的剖析，深入地求索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存亡的内在原因。

《史记（彩图全解）》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它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的勇于牺牲精神……而《史记》这部经典之作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从不同侧面再现了高尚的人格，为后人所仰慕。翻开中国两千余年文明史册，历代文人墨客多如星云，唯司马迁最为璀璨、最为耀目，是他奠定了中国文学与史学的基础，一部《史记》千秋留芳，一代文豪万世景仰。司马迂已远去两千年了，却以一部《史记》鼓舞和启迪着万千读者。近人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迂之大势》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

《中国古籍总目：史部（套装全8册）》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原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持编纂，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十一家图书馆先后参与编纂。《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公共、学校、科研机构图书馆及博物馆等所藏历代汉文古籍（含少量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字合编、以汉文注释外文者）之基本品种、主要版本及主要收藏信息，并部分采录海外公藏之中国古籍稀见品种。《中国古籍总目》以古代至民国初人撰着并经写抄、刻印、排印、影印之历代汉文古籍为基本著录范围，部分成书或传抄刻印于民国时期，内容关涉中国古代学术文化，采用传统著述方式，并具有古典装帧形式者（如丛书、方志、族谱等），收书下限有所延伸。《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已经编纂并传抄刻印成书之甲骨、铭文、碑刻、竹简、木牍、帛书、炖煌遗书、金石拓本、舆图、书剳、字画、鱼鳞册、宝钞、契约、诰命、文告等文献，其原件均不著录。《中国古籍总目》沿用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部外增设丛书部，各部下复分若干类属，据著录规则编次入录诸书。类目设置曾参酌《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增损移易之处，于各部前“编纂说明”中说明。

亲爱的小读者：《中小学生课外书屋》是将课本当中推荐的必读书结集起来的一套丛书。也是教师要求你阅读的一套丛书，它有以下特点：一、种类全，是目前国内种类最全的一套书。二、文字浅显，适于你的阅读能力。三、文字大小适中，不会伤害你的视力。四、图书精美，在你获取知识后，还可以收藏，以便你不时翻阅，巩固知识、　五、价廉物美。　未来世界竞争的焦点是知识，知识的获得需要读书　书读得越多，拥有的知识就越多；同时读书时善于思考，就会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就会完善思维模式。人最根本的差异就是思维模式的差异。完善了思维模式，你的人生定会成功。现在迈出你成功人生的第一步：从读书开始吧。

《国学新读本：战国策》解读了国学典籍的奥义，寻绎了传统文化的脉络，追溯了民族精神的本源，探索了未来文化的方向。其主要内容包括序、《战国策》通说、东周二十八篇等。它承载了我们祖国优秀民族文化和精神载体，它是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良师益友。

《资治通鉴（繁体竖排版）（套装全20册）》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16朝1362年史事囊括无遗，备受历代统治者及文人学士兵青睐，视之为必读之书。

《资治通鉴（套装2函共16册）》是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编年体通史。它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取材十分广泛，内容非常丰富，以记载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为主，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文化、制度等情况。全书共分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余万字。《资治通鉴》史实考信，史论精当，考评历史兴衰，镜鉴后世治道。该书白成书以来受到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的青睐，成为他们常看不厌常看常新的佐政良史。马上皇帝元世祖忽必烈非常重视《资治通鉴》，专请儒士为他们讲解其中的治国之道，用蒙古语言写了《通鉴节要》作为教材。明太祖朱元璋更对此书倍加推崇，他每天清晨早起研读《资治通鉴》，认为“习闻明知古代帝王之道，身体力行《通鉴》原则”，并常常以此训诫左右大臣。清圣祖康熙对《资治通鉴》更是达到了痴迷程度，经常翻阅，认为《资治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1018-1086年），字君实，陕西夏县（今属山西）人。自小聪明好学，20岁中进士，开始了他的学术和政治生涯。他在政治失意的情况下，开始钻研史学。司马光认为，《春秋》之后至北宋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余卷，历代史书繁杂，人们不能便览。他要以左丘明《左传》的形式，写一部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以成一家之书，为方便读者阅读。这是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的主要原因。司马光不仅是史学家，也是政治家。他说：“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并通过史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进资治通鉴表》）可见，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为君主提供治国经验和教训。

本书在内容安排上，克服了以往史书详于宋而略于辽、金、元之弊，对宋、辽、金、元四朝史事，同样重视，这也是本书一大特色。本书沿袭《资治通鉴》之义例，“折衷诸说异同，明其去取之故以为考异。”另参照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之义例，所作考异，“不别为书，注于本文之下以便省览。”这也是可取之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载史论二百零九篇，其中选录前人之作计九十五篇，其本人撰写一百一十四篇，冠以“臣光日”。徐乾学在《通鉴后编》中亦仿著“臣乾学”。《续资治通鉴》则不用此例。毕沅认为：“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文评论，苟无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开后学所未闻，而漫为颂尧非桀，老生常谈，或有意骋奇，转入迂僻，前人谓如释氏说法，语尽而继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韵之以铭，斯为赘也。”所以本书不载史论，而寓褒贬于叙事之中，亦可由读者自己评论。据章学诚《邵与桐别传》称，《续资治通鉴》成稿后，复经邵晋涵审阅修订，“即大改观”。时毕沅“方用兵，书寄军营，读之，公大悦服，手书报谢，谓迥出诸家《续鉴》上也。”但不久，毕沅死于军中，其家很快被抄，邵氏之修订本，下落不明。“其家所刻《续鉴》，乃宾客初定之本”。此亦为一憾事。本书为清代学者续纂，其下限年代理应延至明末。但因当时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对明代史事之记叙，易触犯文网，引火烧身，编纂者只得付之阙如，留待后人补纂。此亦为文人学者不得已之苦衷也。此外，《续资治通鉴》之文字，似稍逊于《资治通鉴》，其原因是由于照录旧史原文较多，未加裁炼，以至通畅流利不够。总之，《续资治通鉴》就其质量来看，的确达到了“后来居上”的地步，水平确已超过以前同类著作，对于了解我国历史上在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文化、科技等方面有了很大发展的两宋、辽、夏、金、元各个王朝这一时期的史实来说，确实是一大历史贡献。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不读中国历史；读中国历史，不可不读《资治通鉴》；读《资治通鉴》又不可不读《续资治通鉴》。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弘扬祖国历史文化，我们在参阅借鉴前人成果基础上，编译了这本《文白对照全注全译》，以飨读者。本书既译又注，同时，译文力求通俗易读，使其既适合于专业工作者，又适合于普通大众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