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讲义》是孟森先生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孟森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所授课程为明清史，分作两年轮授，今年明史，翌年清史。讲义也分作明史、清史两部。明史讲义全书分为二编：**编总论明史在史学上的地位和明史体例；第二编分为《开国》、《靖难》、《夺门》、《议礼》、《万历之荒怠》、《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南明之颠沛》七章，对明朝各个时期的史实进行了高度概括，见识高远、考证翔实、轮廓清晰，在明史研究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

《清史讲义》是孟森先生早年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稿，是有关清史问题研究的代表性作品。孟森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所授课程为明清史，分作两年轮授，今年明史，翌年清史。讲义也分作明史、清史两部。孟森先生利用了《清实录》和《清史稿》，又兼采档册及《朝鲜李朝实录》等鲜为人用的史料，通过对各种史料的考证，运用乾嘉学派扎实细密的功夫考订了清之先世源流、揭示了八旗制度原貌，剖析了清代历史的核心问题。全书主要分为《开国》、《巩固国基》、《全盛》、《嘉道守文》、《咸同之转危为安》五章，对清代从开国到国运由盛转衰的过程和重要史实进行了有力的论证，特别肯定了康熙帝削平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收抚外蒙古、亲征噶尔丹的重大功绩，对雍正帝也作了“好名图治、于国有功”的评述。

《穿走在前线与敌后的抗战报道》收集了王斯琴在抗战期间任《浙西日报》《前线日报》《东南日报》等报纸的战地记者时发表的新闻报道、战地随笔等作品26篇。作者以他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忘我的勤奋，穿走在抗战前线，甚至深入遍布尸体的灾区，从不同角度真实报道了抗战期间战争的残酷，中国人民遭受的颠沛流离痛苦和不屈不挠同仇敌忾的顽强抵抗。他的每一篇报道都充满了感人的爱国主义热情这些荡气回肠的文字不断警示着世人勿忘国耻，就是今天读来仍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穿走在前线与敌后的抗战报道》中的报道是王斯琴的学生徐重光用20年时间从全国各地图书馆和档案馆珍藏的抗战时期的报刊上收集整理而成，尽管为王斯琴抗战新闻报道的冰山一角，但足以为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献上一份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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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中国影像资料编委会所著的《近世中国影像资料（第1辑共14册）》——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使华以来（此前影像较少）到1949年以前，西方来华的画家、摄影师、传教士、探险家、专业记者等，有关中国的历史绘画和照片。绘画和照片的内容包括自然风光、宫殿民居建筑、生产生活场景、民族宗教社会习俗，以及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如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等。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社科院文库 历史考古研究系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室研究室集体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项目（2004-2008）的最终成果（课题主持人为李长莉）。六位撰写者均为研究员，在相关研究领域有多年学术积累，并有前期研究成果，如曾出版编年本末体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本书定位为学术精品书，为近代社会生活史领域的权威之作、精品之作。记述自明末、晚清至1949年间，伴随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动，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生活、风俗习尚、文化娱乐等诸方面的变迁轨迹，既考察近代百余年间社会生活的总体变迁轨迹，又重点考察各个时段突出的社会生活现象，并加以文化分析，夹叙夹议，论述结合，揭示中国社会近代转型过程中，近代社会生活变迁的社会文化意义。

身为一国的国民，必须对本国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这可以说是所有国民的共识。然而中国历史，浩浩五千年，煌煌廿四史，一般人难以尽知。有感于此，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特为具有一般知识水平的读者撰写了《给大家看的中国通史》一书，以使读者读过此书，对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一定了解。但是，在书写过程中，吕思勉并非一味罗列史实，而是透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制度变迁，洞悉中国历史的大势。如此，读者不仅能明了本国历史的基本情况，也能在潜移默化中对历史有深刻的理解与同情。为适应一般读者的阅读水平，本书用浅显的白话行文，内容选裁得当，不仅有历史本身的厚重与深刻，更兼顾了阅读过程中的故事性与趣味性。近百年来，本书重印近200次，深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与好评。

《炎黄（2015.2 总第26辑）》主要栏目有“炎黄特稿”、“炎黄纵横”、“文化名流”等。“炎黄纵横”中，《浅议“黄陂泥塑”及其产业开发》一文从历史、发展与继承、问题等几方面阐述了黄陂最具经济开发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黄陂泥塑的未来发展方向。

本书以台湾学者戚嘉林《台湾真历史》和《台湾史》为蓝本，通过连环漫画的形式，以风趣、幽默的风格介绍台湾的历史，展示台湾社会的变迁，以及台湾与祖国大陆不容置疑的血脉相连的关系。本书所述台湾史，自远古起，至1945年台湾光复止。

《中国母亲与日本遗孤口述史》反映了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苏联红军进驻东北，彻底摧垮了侵略中国十四年的日本关东军，在日军的全面溃败中，成千上万的伤妇和儿童被抛弃在北方的土地上。中国人用极大的人性之爱和道德之爱，向她们伸出友爱之手，把伤病的日本孤儿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并抚养长大。当70年代初叶，中日实行了邦交正常化，日本孤儿问题开始得到日本政府方面的重视。而在中国国内，却留下了一批白发苍苍、重病在身的中国养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