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和行为，“权术”曾长期在政治舞台上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政治“手腕”和行为，主要用于君主驭臣、臣属弄君、官僚相互攻讦等场合。《权术论》从学术的角度，较为全面系统地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权术，包括：政变之术、驭臣之术、愚民之术、谄媚之术、韬晦之术、阿附结党之术、游说狡辩之术等进行清理和总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政治权术，具体探讨和分析权术产生的历史根源与发展过程、权术手段的类型和运用场合、权术与政治道德的关系等，有助于人们全面而正确地认识权术这一社会政治现象的本质。全书内容丰富，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

汉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目前关于清代汉学的研究偏重于“乾嘉学派”，罗检秋先生的《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一书，着重对嘉庆以来的汉学传统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可以说弥补了这一领域的薄弱环节。该书通过对常州学派、维新派今文家、国粹派古文家等多个汉学群体的研究，考察了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为动态地剖析清代学术提供了一个窗口；并且在梳理汉学知识系统、学术成就的基础上，从多个视角认识喝阐释汉学的思想内涵和学术精神。书中既研究汉学衍变的内在理路，又考察嘉庆以来影响士人学术思想变化的文化环境，如趋于活跃的士人交游，汉学与宋学的互动，西学与汉学在观念、知识、方法等领域的融合；同时对以往研究中存在争议的议题，如今文学派的兴起、清末学术的多元格局、民初考证学与清代汉学的异同等阐述作者的见解。本书以嘉庆至清末的汉学衍变为研究重心，但因考察此时汉学的渊源，有的章节对清初及乾隆年间的学术流派稍有涉及；为了揭示清代汉学的传承性，个别章节也论及民国初年的汉学遗风。[看更多]

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工作，数十年来，进展都较迟缓，但是近十几年，却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论广度和深度，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可惜的是，这些成果分散发表在各种不同的音乐刊物上，倘非专门收集的人士，实在不易窥其全豹，沧海遗珠，那就更在所难免了。这本稿子则由于前面所说的物色，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憾，使读者在获得通常所说的古代音乐史常识之外，同时接触到各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各咱不同的见解。这里，随举些例子：对于我国间律形成的时期，过去只凭文献资料加以推断，其实是并不清楚的。十多年前，根据对于出土的音乐文物的调查和考证，先后出现了两种新的见解，即吕骥同志所认为的“我国五声音阶在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已经形成”的观点；黄翔鹏同志所认为的“完整的七声音阶至迟在晚商期间已经形成”，从而推断“我国音乐中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有一个长期并存的传统”的观点。这些，都能从本书中找到清楚的叙述。不久前，李纯一同志发表了不同意将地隔三百公里之遥，年代和文化遗存是否相同尚末搞清的两个埙合并研究，因而做出不同推断的观点，同样为本书怕收纳。这些观点不一的研究成果，虽然一时难定是非，但是对于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探讨，显然都是有益的。因此，本书的这一特色就是不可磨灭的。

一、本书分为四大部分：综述、文献目录（著作与论文）、文献提要、文献选登（摘要或全文收录）二、本综录收录的文献时限为1901年1月至1949年10月。三、本综录收录的文献是正式出版物（著作、论文），不含任何非正式出版物。四、本综录的编排：1.收录的著作与论文目录、著作与论文提要、著作与论文全录等一律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序。2.鉴于这一时期许多刊物在版式、开本、页码等方面不紸（如：有些竖排和横排不一；有些竖排和横排并用；有些在开本上各具一格；有些没有统一页码，单设页码；有些刊物的页码并不是以每期独立设定，而是从创刊号起，页码随刊随期累加，有些刊物不设页码），本综录所收条目中，如遇此类问题（页码），随条目附具体说明。3.个别文章多处刊登者，本目录不全部列出，只录入最早刊登的刊物和时间。4.个别著作、文章中所写外国音乐家的姓名与现行标准译名不一致者，后附括号标以现在标准译名，如：窦普西（德彪西）、修伯尔特（舒伯特）、孟特尔松（门德尔松）等。五、本综录的综述由汪毓和撰写，文献提要和文献选登由胡天虹、汪毓和共同完成。

本书是李零教授的代表作之一，第一次结合考古材料，系统总结了中国早期的方术知识，对中国科技史、中国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此次新版，李零教授作了全面修订，并撰写了[新版前言]，说明他研究方术的初衷，讲述对中国早期宗教传统的独特认识，新版还特地收入他在写完二考之后的感想，即演讲稿《绝地天通》。从李零教授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打通古今中外的学术情怀。...

《中国方术正考》是李零教授的代表作之一，第一次结合考古材料，系统总结了中国早期的方术知识对中国科技史、中国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此次新版，李零教授作了全面修订，并撰写了“新版前言”说明他研究方术的初衷，讲述对中国期宗教传统的独特认识从李零教授的文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打通古今中外的学术情怀。

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梁启超名家主张，国学津梁，使你置身于博大精微之中，获致心灵的文化滋养。本书为“国学名家选粹”系列之一。本书收录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新史学》和《学与术》四篇文章，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梁启超的学术思想。《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学术思潮和演变为依据，将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史分为七个时期，简要论述了各时期学术发展状况。《清代学术概论》将清代学术史分为四个时期，分别加以论，观点颇为精当。《新史学》和《学与术》则从理论角度论述了梁启超的学术思想。

谈到闻一多，大部分人都会立即联想到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事实上，除了最知名的这一次外，闻一多一生还作过许多演讲，其中既有严谨的学术报告，也有群众集会上的即兴发言。尤其是1944至1946年间，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他以斗士的姿态参与民主运动，在不同的场合大声疾呼、慷慨陈词，留下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演讲稿，他的语言魅力也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本书收录的就是闻一多在1944至1946年间所作的讲演辞。

神通寺窟像，其姿势顺平板，背肩方整四肢如木，其头部笨蠢，手指如木棍一束，当时此地石匠，殆毫无美术思想，其唯一任务即按照古制，刻成佛形，至于其于美术上能否有所发挥不顾也。艺术之始，雕塑为先，盖在先民穴居野处之时，必先凿石为器，以谋生存；其后既有居室，乃作绘事，故雕塑之术，实始于石器时代，艺术之最古者也。 这本书是根据梁思成一九二九——一九三○年在东北大学时，讲授“中国雕塑史”的讲课提纲，配以图片（原稿设有图片）编辑而成的。当时很多重要的历史遗址尚未发掘，而梁思成在讲授此课时，也尚未到云冈、龙门、天龙山、南北响堂山、敦煌、大足等地去实地考察过。但他在美国学习时期，及赴欧洲旅游时，在欧美各处的博物馆中，看到帝国主义从我国掠走的大量雕塑珍品。他往往在这些雕像之前久久徘徊、流连忘返。

《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所说的敦煌图像研究，含两层意思：一是敦煌石窟中绘塑些什么题材？二是为什么要绘塑这些题材？《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第一、二章本可以合二为一，但考虑到北凉石窟的独创性，最终还是决定分开写。这两章的第一节都是写窟产生的历史背景，但在写法上不是从泛论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着手，而是通过摘录河西走廊大量禅僧习禅的文献记载，对照现存禅窟贵例，来证明“凿仙窟以居禅”，或“入定窟以澄神”的历史必然性。第二章以大量的文字论述“入塔观像”。“塔”即窟内的中心塔柱，“像”指中心塔柱龛内的造像。第三章许千佛图像，研究对象由中心塔柱转向四壁。千佛图像系中国僧人的独创新，现存实物景最见于靖炳灵寺第169窟，西秦绘，然后向东见于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石窟，向西见于武威天梯山、张掖金塔寺、酒泉文殊山、族煌莫高窟以及新疆地区诸石窟，最后又反馈到古代印度。第四章讲三世十方堵佛，这是对千佛图像的进一步分类研究。现在已经在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石窟内找到三世十方诸佛的造像题名，足以证明这些图像对于僧尼而言，主要是坐禅观像用的。第五章讲各种本生图，这在禅经中属于法身观。第六章讲佛传图。第七章讲因缘故事图。这两章在禅经中都属于生身观。加之北魏未西魏初主政敦煌的东阳王元荣，又十分迷帝释天与梵天，于是建于西魏的莫高窟第249窟窟顶北、南坡出现了帝释天与梵天巡游太空的图像。这种图像，一直延续到隋代。第八章就是专讲这个问题的。西魏时期，在儒、释、道三教融合思想的影响下，莫高窟出现一些新图像，形象是中国传统的神话人物或者禽灵兽，而反映的思想内容却是佛教的，例如供用伏羲、女娲形象表现佛教的宝应身菩萨与宝吉祥菩萨。第九章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