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文化通史》按时代分作《先秦秦汉卷》《魏晋北朝隋唐五代卷》《宋金元卷》《明清卷》《近代卷》共五卷本，约二百万字。研究对象分期上自远古，下迄石家庄解放（1947年11月），是一个大型的学术工程。这部通史是石家庄学院历史学重点建设学科的标志性成果，凝结了我校及历史文化学院学术同仁的心血，饱含着我们服务地方服务社会的学术热情。与其说通史的写作，完成了一项学术任务，不如说通史的完成，圆了我校史学同仁为石家庄区域文化贡献微薄之力的一个梦想。《石家庄文化通史》研究对象从远古，至王国、帝国时期，再至近代社会，历史亘古绵长。每一个时段，尤其是长时段，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风貌。

教育部制定的大学各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求均强调学生要有广博的文化与科学知识，可以说，大学教育肩负着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求我们培养的人才必须具有社会责任感，能够承担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 当前，大学人才培养存在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与传统文化缺失的严重矛盾。这种传统文化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传统文化知识感到陌生、不了解。例如，有的学生在解释《论语》中的“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时，把《关雎》说成一本书、一篇散文；有的学生把《论语》中的“吾自卫反鲁”一句解释为“孔子为了自卫而攻打鲁国”。二是对文化经典的含义不清楚。例如，有的学生把《诗经》中的“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一句解释为“在自己的妻子身上用刑，至于我的兄弟应当怎样处置，就让他们来保卫家园吧”。三是不能领会、理解文化经典的深层意义和精神实质。许多学生不清楚“绘事后素”“厚德载物”“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等的内在意蕴。学生传统文化的缺失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境地。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功利主义的教育思想。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更加趋于功利化，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束缚。20世纪中国教育的重大失误就是背离人文主义的教育传统，使教育目的、职能、功用、方法日趋单面化。教育绝不只是“工具理性”的，不应该只服从或服务于某种浅在的直接的目的，甚至只服从或服务于某种需要或福利。教育是人类、民族千秋万代的伟业，自然有它丰厚多重的“价值理性”的层面。教育在文化传承方面，特别是对我们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教育绝不只是知性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人文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一代代素养极jia的人才，在于发展全面的人格，在于重建理想，在于活化民族的精神资源。只有通过人文精神的熏陶，才可能帮助社会和学生解决文化资源薄弱、价值领域稀少的问题。

在法庭、医院和警察局里，在护照、许可证和通行证上，照片被频繁地用于档案、证据和记录。那些置于镜头前的事物与摄影影像之间的对应联系被理所当然地建立了起来，似乎照片就可以断言一种压倒一切的真实，证明那些曾经存在过的现实。 然而，照片作为此种“证据工具”，它所拥有的此种“证据之力”又是如何且在何时被确立并被接受的？哪种类型的照片能够以这种方式被生产和使用？哪些组织和机构有权赋予它这一地位？这涉及哪些摄影表征的概念，又会产生何种结果？ 通过对摄影进行严格的历史和体制分析，本书从摄影记录与现代国家（涵盖卫生、市政、司法、社会控制等）的关系着手，展示了被织入国家机器与社会网络中的摄影所扮演的各种角色，呈现了现代国家和社会的“规训实践”与作为“观看实践”的摄影的相互关系。作者将摄影纳入现代国家的创生与社会控制的视野中加以考察，书中的观点植根于他对现代国家的发展和扩张的历史性把握。他在书中所展现的问题意识，显示了福柯思想对摄影史研究的重大影响。

《中国越学（第九辑）》主要内容包括阳明学研究，张岱研究，两浙名人研究。

本书撷取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几个片段，探讨近代中国文化的结构性异变，以及崩解后的传统碎片在此过程中发挥的催生、转化与突破作用。　在其中可以看到：儒家的道德自省逻辑如何将社会进化论改造成为强大的行动机制、历史观的改变如何重新塑造中国人讲述自己过去的方式、声音文化的兴起如何引发知识变革中的“声音转向”、“道”的意识怎样参与现代学术理念和制度的型塑、科学概念怎样刷新传统宗教的形象、新旧文学怎样直接间接地对新史学的科研实践提供支援。　这番回顾表明，激活中华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既依赖于对我们自身传统丰富性和开放性的肯定，又依赖于对这些素质的强化和提升。

纽约时代广场百余年来以其多元的、独特的文化景观，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美国文化的特点。本书作者以其个体回忆和社会评论交互穿插的方式，借助电影、摄影、文学、流行音乐、电视当然还有百老汇音乐剧，揭示了纽约时代广场的富饶灯光是如何阐释了一系列跨越广泛的主题和插曲，将艾森施塔德镜头下的纽约时代广场，巴斯比？柏克莱、约翰？施莱辛格和马丁？斯科塞斯电影里的纽约时代广场以及杰罗姆？罗宾编舞中的纽约时代广场一一展现。这部文化随笔性质的作品，以富于启示的符号学阐释，将纽约时代广场现实景观的另一面生动而深刻地投射出来。

文献与文化的问题是一个博大而有趣的课题。其中，中外文献交流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中外文献交流的历史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是一门以文献交流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中外文献交流史也是文献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文献流通史研究的范畴。因而，对古文献及古文献学的研究应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相结合。然而，以往中外学者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多侧重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往往将典籍文献认为是历史研究的史料基础，从而忽略了从文献的角度看文化。同样，在古文献学领域，以往学者们更多的是对静态文本进行研究，对典籍流通状况的研究相对薄弱，以至于割裂了文献生命的轨迹，很难看到动态文献背后的文化意义。目前，除了20世纪末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中西文献交流史》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外图书交流史》二书外，国内以文献交流为题的论著很少，对某些时期的文献交流史专题的深入考察和全面研究成果亦是稀缺。《古文献与中外文化交流史论：以十七世纪上半期西学文献入华及其影响为中心》首次尝试以“古文献与中外文化交流史论”为主题，尤以17世纪上半期西学文献东来及其影响研究为核心，探索古文献及古文献学研究与文化史研究相结合的路径。

本书是《京华通览》的一个分册。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占地二百余亩，是根据中国古代“敬天法祖”的传统礼制建造的。太庙是皇帝举行祭祖典礼的地方，大殿两侧各有配殿十五间，东配殿供奉着历代的有功皇族神位，西配殿供奉异姓功臣神位。本书文字优美典雅、史料坚实，详细介绍了太庙的建筑形制和人文风貌，是了解和研究太庙的佳作。

该书讲述了在生活中逐渐消失的老物品，如打谷桶、电报、分币、火柴、轿子、连环画、粮票、留声机、煤油灯、木杆秤、手抄本、手绢、水缸、算盘、蚊帐、油纸伞、中山装、BP机等。作者蒋新平试图从一些平凡之物的兴衰遭际来感受历史的传承和发展，聆听文明进步的声音。因为物品是人类长期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智慧和成果，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物品的兴衰交替就是历史的缩影。只要仔细品味习以为常的物品，我们也会找到历史传承的轨迹，把握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本书是《京华通览》的一个分册。作为通俗介绍北京地区会馆的图书，由作者经细致翻阅历史资料、撰写，配以丰富的图片资料，记述了会馆的起源、发展与现状。图文并茂，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