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之有铁路运输，始于1938年8月湘桂铁路桂林至衡阳段，继之是1939年底桂林至柳州段的建成运行。湘桂铁路的修建，从1937年始修至1939年全线建成通车，只用了两年时间，这是抗战急需促成的“战时速度”，是广大民众和技术人员努力奋斗的结果。桂林的民用航空业，起步于1936年11月。当时两广合办的西南航空公司经营的广州飞南宁航班，以桂林为中转站。第一架在桂林二塘机场起降的飞机，开始了桂林民航事业的历史。1937年，由于战争的影响，西南航空公司从广州迁桂林。为适应战时需要，桂林又修建了秧塘和李家村机场，开辟了往返于昆明、桂林、重庆和香港、桂林、重庆的两条主要航线。1941年太平洋战事爆发以后，香港、桂林、重庆航线改为桂林至重庆航线。两大航线的往返航班，每周也只有一至两班左右。古代通讯，多靠驿站。中法战争期间，广西新式邮电事业开始创办。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广西巡抚衙门的公文始从桂林由梧州邮局交关道经手转送。辛亥革命以后，广西独立成立邮区，省会桂林设邮政管理局，旋随迁省转设于南宁。当时，邮政机构虽有增加，各个县城及重要圩市逐步开设邮政分局或代办所，但邮件依旧以人肩挑背驮，或由水道传送。抗日战争期间，桂林开通航空邮路直达昆明、重庆等处。桂林有线电报的开通始于中法战争以后。光绪十三年（1887），首先由梧州接线至桂林，而后又从桂林接线通柳州。光绪三十三年（1907），省电报总局在桂林成立，民国初年迁省会于南宁以后，桂林电报局为三等甲级。抗日战争时期，桂林的电报线路和邮电机构都有较大发展，无线电报可通达重庆、兰州、西安、昆明等地，电话的使用也相应得到发展。

鸟滨贝冢在日本是一处绳纹时代的低湿地遗址，它的发掘给日本考古学界带来的成果是多方面的，而最为重要的是为思考日本文化的根基给予了重要的启示。 该书从考古学上总结了鸟滨贝冢的发掘成果，即揭示了鸟滨贝冢的饮食生活、栽培植物、木工技术、纤维工艺技术和漆工技术的奥秘。读者可藉此较为全面地了解日本远古时代鸟滨人的生活形态和物质文化，并通过与同时期即中国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的对比来更深刻地认识该遗址的文化价值和学术意义。该书译稿通俗流畅，辅以大量图片，为读者直观了解该遗址提供了方便。

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大学精英、成功的企业家与国家干部纷纷开始了他们的“文化担当”，许多著名大学办起国学院，各地也多有各种形式的读经尝试，乃至于孔子学院已经办到国外，新一轮的“国学热”正在悄然兴起！国学为何“热”了起来？ 要知道答案的话，就一定要从我们的国学中去寻找。《国学入门（第2版）》从群经略说、诸子略说、史学略说这三个方面为大家系统地介绍了国学中最基础、最经典的《诗经》、《尚书》、《三礼》等著作，墨子与墨家略说、老庄与道家略说、商鞅韩非与法家略说等名家，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等史学。

《中世纪的秋天：14世纪和15世纪法国与荷兰的生活、思想与艺术》研究14世纪和15世纪的欧洲文化史，以北欧的法国和与荷兰文化为重点，描绘欧洲基督教文化在古典文化、人文主义中的自我更新。重点展示骑士精神、宗教生活、爱情与色情、死亡的恐惧、文学与艺术；重中之重是文学与艺术的赏析、比较、评述；亮点有多彩的生活画卷、璀璨的群星、传世的作品和死亡的幻象。

欧洲最早的文明——希腊文明，约在4500年前出现于克里特岛。它因传说中的米诺斯国王而被称为“米诺斯文明”。当迈锡尼人侵入米诺索斯时，米诺斯文明也走到了尽头。迈锡尼人非常羡慕米诺斯文明，并且把他们的文化移植到欧洲大陆。希腊的文明发展乃是因为希腊人具有一种自由的精神，而这种自由精神也得益于希腊的自然地理环境。荒芜的山岭成为天然的屏障，为古希腊城邦政治奠定了基础，却也使希腊难以统一。希腊文明的基础在于教育人们如何去思考。换言之，他们喜欢动脑筋，在雅典的任何角落里，都可以见到一些冥思苦想的人，为一些疑问苦思。这就是教育，也是文明的原动力。本书深度挖掘古希腊各领域文化的发展，将一个完整的文化演变过程展现在读者的眼前。

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礼器》说：“天道至教。”明代大儒、心学大家王阳明则直说：“道即是教。”《礼记》和王阳明所说的这一些话，都揭示出中国古代儒家宗教思想理想的“闻道”、“知道”、“求道”、“行道”的基本特点。将“道”理解为人的本性，给人超越现实世界的种种局限提供了深刻的形而上根据。正面看，人性和“道”为一的思想，可以给每一个现实的人超越现实，上达无限，以致与天合一，成为圣人（或佛或神仙等）一种最理想的、最典型的、真正的人，提供永恒的信念支柱，给以无限的自信心。

《源》是一部系统考证人类文明源于中华文明的学术著作。作者从人类的起源、文明的发祥演绎入手，运用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气象学、文献学、社会学、古文字学、史学等众多学科和神话、宗教、民俗、天文、历法、地理、数理、海洋等广阔领域的知识予以融会贯通，对中华文明与世界诸多文明的相同相似进行探索、思考、辨析、整理，从而得出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之源的结论。整体来说，作品视野开阔、汪洋恣肆、浑成一体；作品资料繁富、引征广博、论述全面，堪称目前这一领域集大成之作，不失为一家之言；作品对传统的文明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等进行甄别、扬弃，是一本论点十分鲜明又具有颠覆性的开拓力作。当然，百密一疏，书中也有个别观点可能存在争议。

《中国文化史十七讲》从书名知，这不是一部学术专著，只不过是一种教材，更确切地说是一本讲义而已。但如果读者肯耐心地读上几讲，也许就会提出这样的诘难：“这是教材吗？”其实，我自己也常常为《中国文化史十七讲》的定位而困惑。作为教材，一般都会有介绍该课的性质、学习对象、学习方法之类的文字，然而，《中国文化史十七讲》于此却付阙如。为什么呢？原因有两个。首先，对于“讲什么”亦即“文化史”的边界的问题坦白地说我们并不清楚。翻开当下流行的“文化史”，或一卷本，或多卷本，既有偏重哲学的，又有偏重语言的；既有偏重制度的，又有偏重经济的；既有偏重文学的，又有偏重艺术的；既有偏重自然科技的，又有偏重宗教礼俗的。当然也有类乎“百科全书”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政出多门”，流光溢彩，令人目迷五色。故此有人戏称“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2003年，系里要开设“文化史”专题课，领导令我做主讲，李洪波老师任副讲。当时，首先遭遇的问题就是讲什么？没有规定教材，也没有谁告诉我该怎么讲，只知道是一个学期的课程，每周两节，性质是选修。当了这么多年的教书先生，我知道一个学期的授课时间是17～18周，这样就大致估算出所要讲授的分量了。至于讲什么。既然没人指示，我就不妨按照自己的理解，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学子们爱听什么就讲什么，前提自然是捡自己会的或者说自己能学会的讲。学子们如果不爱听那就再调换，反正越不了位。接下来要解决的是“怎么讲”的问题。我在念研究生时曾经选修过一门名叫“文化人类学”的课，初选这门课时，满心欢喜，心想这一下自己可有文化了。结果，两三次课下来把人吓得要死，老师学问大，光“文化”一个概念就讲了好几堂，据说古今中外不同的解释有二百五六十种呢！但我坚信老师所举还不尽完备。这高深的“文化学”，把学生吓走了4/5，坚持下来的自然是学术精英。

《汉代文化特色及形成》汉代是我国第一个封建盛世，其文化体现出特有的“大汉气象”。它延续并发展了曾被秦帝国一时中断的传统礼乐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大统一的封建文化，统一性与综合性成为其最突出的特色。汉代文学总的特色可以概括为“自觉”创新，汉代史著体例完备，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史学的最高水平。汉代哲学可分自然、道德、宗教三大流派，但主体上重于探讨社会人生、人伦纲常，属“伦理道德”型哲学。这些特色的形成，与中国特殊的社会发展形态有关，更与汉代大一统格局的变化相联系。同时，历史悠久的华夏文化，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给汉代文化特色的形成提供了珍贵的文化资源，使它成为华夏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中国封建大一统文化的楷模。

被梁漱溟先生誉为“千年国粹，一代传宋”的马一浮先生，其对传统学术的理解与把握，置于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化学术界，似无有出其右者。在近现代思想界就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争论最激烈的大潮中，马先生以他独特的“六艺一心”论应之，实有中流砥柱之气概与非凡的识见。六艺者，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也。六艺统摄于一心，六艺该摄一切学术。这一观点之依据所在，其在马先生道德问中所呈现的面相以及近现代学术界应给出的评价与地位，本书均作了清晰精辟的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