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集了探析晚清历次反侵略战争以及军事领域通过“自强御悔”向近代化变革的论文20篇。本书从战略技术、战争准备、军事统筹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等不同的视角，评析清军在历次战争中的成败得失。

《高校文科通用教材：中国文化史论纲》最大特点是根据教学对象的需要，以“专题”为主，兼及历史与全权类，兼取文化知识与学术精神。所以全书分五部分，即“中国古代文化特征”、“中国古代文化制度”、“中国古代学术进展”、“中国古代宗教艺术”与“中国文化现代进程”。而这五部分只是相对的划分，全书重点实在的二十一个专题（二十一章），各专题相对独立，故不求面面俱到，或有深入探究；然各专题间又有联系，以期构成有机整体。具体分辨：第一部分四个专题，从伦理模式、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宗法制度展示传统文化特征的构成；第二部分五个专题，以职官、选士、教育、科技、礼乐为主体展示古代文化制度的情形；第三部分七个专题，从史官文化到诸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的演进，展示中国古代学术进程；第四部分三个专题，分述宗教、艺术与文学，兼括其制度、流派与精神。第五部分与前四部分不侔，是对中国文化由古代转向现代的现象描述和思想讨论，共含两个专题，一论文化学术的转变，一论文化学术的交流。这一部分的设置，出于双重考虑；一在明辨新旧文化的变革，以对传统文化作深层的反思；二在通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流变，以明其不因时迁的内在文化精神。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关于明清时期的国家及其对社会经济的作用，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否定观点占据学界主流。本书作者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以救荒为中心，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本书以1743：1744年直隶救灾为实例，瞻前顾后，研究了国家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成效，所论延及官僚制度与管理、国家财政、地方社会，粮食安全、商业与市场乡村经济和生活，等等，视野广阔。作者所提出的18世纪国家所具有的积极精神，在管理经济方面的高度组织能力、权威性和效率性，已为学界所肯定，由此也证明了本书的开创性学术地位。

本书主要研究中国商代的审美意识问题。商代是中国第一个有信史的时代，其文字和器皿的形态，都是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艺术品，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生动丰富的审美观念的记载。它们在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历史变迁中，无疑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尤其对后世审美意识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探本究源，研究商代人的审美意识，才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古代的审美意识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早在旧石器时期，人们就开始打制具有实用价值的石器，并且逐步由粗到细，体现了追求美观的要求，进而用石器工具制作了人体的装饰用品、石雕和乐器等。经过若干年的积累和进化，到了商代，中国古人自发的审美意识已经越来越彰显了，并对三千多年来的中华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其间起着重要作用、对中国历代的审美意识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两类：一是文字；二是各类器皿。后人正是通过这些文字和青铜器、陶器、玉器等各种器皿，窥测到中国商代祖先们所创造的灿烂文明，包括其中所蕴涵的审美意识。

《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以文化为讨论对象，以关系为切入点，以闽台为中心来论析两岸关系。主要介绍了“闽台文化关系的历史渊源”，“移民与闽台社会的形成”，“移民与中华文化的闽台延播”，“闽台社会的文化景观”等九章内容。文化问题，尤其是闽台文化的渊源关系问题，大量地涉及移民历史和移民文化的播迁，其实质是个历史问题。而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不同，任何结论都不是推理而来的，只能建立在大量翔实的史料基础上，这就迫使我从头去学习历史——主要是闽台史。借助史学界研究的提示，再去梳理那些原始资料，从而形成自己对闽台文化关系的讨论框架。因此，《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在写作过程中，引用了史学界——主要是闽台史的许多研究成果，尤其是台湾史著名研究者陈碧笙、陈孔立、林仁川等诸位先生的著作，这是需要特别说明并深表感谢的。

编辑推荐：西北民族研究丛书。

内容提要：初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作者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理论，通过统计、比较以及详细的个案分析，对从汉末至唐亡的中古社会史进行综合分析。

本书依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外交史料和相关文献，以外交制度为切入点，通过对该时期国民党中央决策机构、国民参政会、军事委员会、外交部、各种驻外机构、特别使团和元首外交等方面的研究，结合案例分析，论述战时中国政府外交的决策、监督和执行机制。书中吸收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术界研究近代中国制度史和外交史的有关成果，并力图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行政学和国际关系学说的有关立论及其方法。作者认为战时中国外交制度的演进，其主流是趋向现代化、科学化，但有着深刻的“党国外交”的烙印，多变性、复杂性是战时中国外交制度的重要特点。

编辑推荐：这部辞典从秦汉时期的制度文化、军事文化、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科学文化、体育文化、宗教文化等十余个层面选辞，计一万五千余辞条，力图从各个角度全面地反映秦汉文化的各个层面，即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科学文化几个方面。

卫拉特蒙古，在清代又称额鲁特蒙古或厄鲁特蒙古。明末清初，卫拉特有四部：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土尔扈特西迁后。原附属于杜尔伯特部的辉特部加入四部行列，又组成卫拉特四部。四部中准噶尔和杜尔伯特贵族姓绰罗斯，和硕特贵族姓博尔济吉忒，辉特部贵族姓伊克明安，土尔扈特贵族姓氏史书不载。卫拉特蒙古各部游牧于巴尔喀什湖的以东以南和湖的周围区域，崇德初年开始与清朝有贸易住来，清廷对于西北边陲的游牧部落是十分重视的。康熙年间噶尔丹入侵喀尔喀，深入内蒙古，兵锋遥指北京，造成对清廷的极大威胁，自康熙朝开始，采用武力征服和政治招降等手段，历经雍正一代，直至乾隆年间才得以征服卫拉特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