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文化史：中国古代图书史》从图书编撰、图书出版、图书的收藏与整理、图书与生态文化等多个角度描写了古代图书发展的历史。

玉石不仅仅是一种宝石，它更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从古至今长盛不衰的文化。在我们人类的初期，有过一个几十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石器时代，原始人拿起的第一块石头，也可能就是一块玉石，因为只有它握在手里，手感最好，最坚韧，是非常称手的打击工具。而对玉石美的认识，标志着人类文明曙光的到来，玉石因此而渗入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

本书在全面统计魏、蜀、吴三国文人资料的基础上，以曹魏疆域内的文学为统一考察对象，打通文学史中“建安”和“正始”等以历史年代为文学断限的分割习惯，以公元196年至265年的曹魏士风与文学“四期三变”的双线演变为线索，系统梳理士风四次递嬗所导致的文学四个分期中三次新变的关联图景，探究目前三国文学研究存在的诸多薄弱环节，解决诸如文学体式和新文风为何只在曹魏疆域得以拓展，建安气骨苍然的文风到正始时为何突变为玄言清谈，邺下时期娱乐俳谐文学的萌兴以及鉴识人伦引入文学批评的特征，曹魏代汉前后九锡文和劝禅礼文的新创性，曹魏黄初文学与太和文学的承转图景，祥瑞颂德和庙堂文学的复兴等问题，为更全面真实地再现曹魏文学发展的原生态，为全面了解三国文学史提供动态数据依据。

《社会史视角下的汉剧（1912—1949）》以民国时期武汉地方报纸为主要资料来源，其次包括武汉地区的戏曲材料、地方史志和档案材料。以湖北地方“大戏”汉剧在民国时期（1912—1949）的生存状态、组织运行，以及与其相关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为研究内容，关注处于社会下层民众（《社会史视角下的汉剧（1912—1949）》中即汉剧艺人、票友、普通观剧民众等）的活动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力求接近真实的与汉剧相关民众的社会生活，并对他们的社会生活作出文化的解读，试图找出隐藏于表面之下的规则、常规、习俗和原则。《社会史视角下的汉剧（1912—1949）》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研究小人物的社会生活，并将汉剧的发展变化，置于商业发展、社会风俗变迁等大环境中进行考察，使汉剧在纵向的史的研究上，增加横向的、多方面的细化研究，使汉剧研究更加完整、丰满。

《百年经典学术丛刊：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从远古至五代，将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文化形态叙列而评论之，是20世纪上半叶较有影响的文化史著作，也是陈安仁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中国图书文化史：中国印刷术的起源（第二版）》主要内容是考证中国印刷术的起源问题，以大印刷史观作为指导思想，运用宏观定位、层层进逼的方法考证印刷术的起源。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与灵魂。中国文化既是中华民族历史实践和生活创造的智慧结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和宝贵资源。《中国文化论稿》作者遴选长期学习研究中国文化的论文，衰为一集，厘为三编。
　　《中国文化论稿》上编侧重典籍文本的解读和思想内容的分析，发掘可资当代镜鉴的思想资源与文化资源；中编侧重分析前辈学者的治学境界与思想方法以及当代学术研究的成功经验，探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方法与途径；下编以著述序跋散谈学习体会与思想领悟。全书融知识性、学术性与普及性为一体，可资学习者和研究者参考。

《文化记忆》是扬.阿斯曼系统提出“文化记忆”理论的经典之作。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记忆（有关过去的知识）、身份认同（政治想象）、文化的连续性（传统的形成）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具体描述了在古代埃及、以色列和希腊三种高级文化中，有关过去的集体图像如何构成，对民族身份的确定和强化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文化记忆又是如何形成并发挥作用的。这一理论不仅为认识不同文明成长的内部机制和兴衰根源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也有助于澄清有关记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模糊概念，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并定义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问题。
　　本书多次再版，被译成多种语言，并为作者赢得“德国历史学家奖”这一德国历史学界最高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