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男，汉族，1965年5月生于河南省邓州市，现为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1982—1986年在兰州大学历史系读本科，获学士学位；1986—89年在新疆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学习维吾尔族历史与维吾尔语，获硕士学位；1991—93年赴印度德里大学（DelhiUniversity）和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IndiraGandhiNationalCentreforArts）学习梵语与佛教文化；1999—2002年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做博士研究生，获博士学位。长期从事西域、敦煌出土回鹘文、梵文文献及其所反映的古代历史文化问题的研究，现出版专著有《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庄浪石窟》（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并主持编辑大型敦煌学丛书《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全书分13卷，35册，计2000余万字）。先后在国内外用中、英、维吾尔文发表论文百余篇，180余万字，并有译文50余篇，60余万字。现为中国宗教学会、中国辽金暨契丹女真史研究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理事，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佛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兰州大学宗教研究室兼职教授。该论文达到了在利用百余年来国风外学者研究回鹘文献成果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回鹘文化的目的，是继德国第二代回鹘文献研究专家葛玛丽教授1973年出版的专著和德国第三代回鹘文献专家现任柏林科学院吐鲁番研究中心主任茨默教授1992年出版的《高昌回鹘王国的宗教与社会》之后又一部在使用回鹘文献的基础上撰写的古代回鹘文化研究专著。作者知识面相当宽广，举凡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等无不涉猎，游刃有余，开风气之先，这一优势相当益于他在新疆、敦煌、印度等地的长期生活与学习，耳儒目染，目前能兼而备之这诸多优势者可谓凤毛麟角。

本书研究了中国乡村史，内容涉及乡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乡村社会、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变迁等诸多方面。

本书收集论文19篇，作者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分别从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探讨我国当前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问题。他们肯定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也指出其不足之处，部分作者还开出药方，提出个人见解。

杨昭全 男，汉族，1933年生，1958年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朝鲜语专业毕业，历史研究员，曾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所长，现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韩国独立运动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著述：《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中朝边界史》（合作）、《朝鲜三一运动史》、《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史》、《中国境内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合作）、《朝鲜化侨史》、《中朝关系简史》、《中朝关系通史》（合作）、《朝鲜民族革命党与朝鲜义勇队》、《韩国汉诗选》（合作）、《关内地区珍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东北地区朝鲜人革命斗争资料汇编》、《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史料汇编》、《金日成选集》（第一、二卷）（合译）、《朝鲜通史》（合译）等。本书系统、顼、深入阐述中国——朝鲜·韩国数千年来的文化交流史。共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篇。内容涉及政治制度、法律、哲学、宗教、教育、文学、语言、艺术、图书、科学技术、礼仪风俗等方面的交流。年代十分久远。体系甚为系统，内容十分广泛，阐述甚为深刻，考证甚为确凿，不仅对中朝、韩三国学者取得共识的多数领域之交流，有充分深入阐述，而且对中、朝、韩三国教学见解不同的一些领域（如印刷术之发明等），依据历史文献、考古文物等认真考证，得出正确合理的结论。本书文学通顺，可读性强。全书近百万字，为我国首部全面、人造丝主、深入阐述中国——朝鲜·韩国数千看来文化交流的大型著作。

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本书稿以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溪蛮丛笑》为工作底本，运用校勘、注释、说解、备考等形式，旨在复原12世纪时沅江流域各民族文化面貌。

本书依据丰富的史实描述太平天国自身起伏兴亡的全过程，并从众多的人物中选取与太平天国盛衰有重大关系者逐一进行深入的剖析，对太平天国的制度和重要文本进行重新解读，最后分析太平天国战事对中国特别是江南地区后来的历史所产生的影响。

跨过21世纪门槛的中国历史学人在浸滋着中国社会进步成就的时候，似乎更加趋于深沉，更加趋于冷静，更加趋于务实。因为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已日渐宽容地给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以应有的生存空间，因为这些人文学科研究的指向绝非仅仅是过去。当我们检视中国古代文明史时，我们不免感叹：中华文明尽管历经了那么多的王朝，更替了那么多的皇帝，但我们的文明却始终没有中断，而且在我们今天加以冷静的考量时，却能总结出诸多优良的传统。同时我们也应该铭记，凭着这些传统，我们的社会并非只是“停滞”的社会，她同样实现了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转变，这其中不仅包含着激烈的社会变革对社会污秽的荡涤作用，而且也应包含诸多民族精英。开明人士以及无数黎庶持之以恒和孜孜不倦的建设努力。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流淌着“与时俱进”的激越，涌动着‘兼容并包”的博大。有人说，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战争和争斗，其实那是因为众多的演义著作多选择战争和争斗为题材。有人说，中国历史上“乱”大于“治”，其实是因为自司马迁以来的历史学家就多贯彻“详变略渐”的原则，他可以让只有五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容占去他三千年长时段的历史内容的三分之一。当历史学家把关注的焦点从帝王、宫廷转向平民、社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秩序一面和平静一面。我们觉得和平和发展实际上是中国历史过程中的主旋律。推进中国社会沿着和平与发展轨道前进的力量并不仅仅来自官方，过去对于中央政府中央集权作用展开研究的文字早已盈筐累售，其中或过高地估计其对社会的影响力，归结为俗语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另一种认识则是中央政权实际上是无所作为的，民间自治是中国基层社会管理的主要特征。我们则觉得，达到对该问题的正确认识，必须跳出过去狭隘“阶级斗争”的案臼，阶级斗争固然是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但这种矛盾可以通过相互的努力得以缓和，因为相互的共生关系是彼此都能明了的。于是，统治者固然为中国社会的延续发展做着自己的努力，被统治的民众亦通过接受主流文化观念而为社会的稳定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机构固然有许多是官方建立的，却不乏民间社会的自我管理组织，像家族、乡族、会社、会馆等，都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思想深处，不仅对固定居住者，而且也对流动人群实施着有效的社会管理。这些行为不是出于官方的强制，而往往是基层社会精英们的自觉行动。这些作为又多是官方想为而无能为之的，因为这些方面往往超出固有管理体制的范围，有时官府尽管已有所认识，但反映往往也不能马上实现。况且中国社会不断地处于发展中，社会变　迁因素或多或少地萌生出来，民间社会管理则常常能迅速地、有　效率地作出反映。于是我们不难看到，在历史演进中，官方努力　和民间努力经常能相生相助，共同臻于一个更美好的境界，有些　官方的政策或制度就是民间实践成功经验的转化形式。在官方秩序出现纸漏的时候，民间社会有时还能运转正常。有人说中国社会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我们通过传统政治文明‘官民相得”的研究可以加深对这一观点的认识。为此，本书形成了如下的构思框架，第一部分是对明清民间社会秩序所作的总体考察，回顾了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学术史，建构起自己关于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的系统架构，通过个案研究揭示了清前期福建地域间社会整合组织的差异，以及明清时期福建民间械斗与封建官府间的内在联系。第二部分是关于义田与民间社会秩序的考察。义田是宋代兴起的一种基层社会的公产形式，与宋代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社会两极分化加剧、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倾向相联系。义田设置还与地方社会风气等因素相关。福建地域的义田实际上包含家族内义田和家族外义田，福建义田还体现为以商人捐助为主，全民参与，数量较少于江南，义田既可以服务于倡导信义，也可以应用于家族间的利益斗争或械斗中，因而福建义田与江南义日显示出苦于不同点。在明清时期，义田是一种全国性的土地形式，它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具有着积极的社会功能，稳定了传统社会秩序。明清福建民间社会事业取得巨大发展，成为明清社会稳定繁荣的基本表征。在其他地区，社会事业的发展又经常与商业发展。士绅倡导和社会风气尚义等因素有关。第三部分是关于会馆与民间社会秩序的考察。会馆是最能反映明清社会变迁的基层社会自我管理组织。会馆自永乐年间出现于京师之后，逐渐衍生出包括官绅试子会馆、工商性会馆以及移民会馆在内的多种形式。会馆已日益明确地具有了“把神、合乐、义举、公约”四方面的功能，在整合流动性人口方面发挥了官府一直想有所为而无能为之的功能。会馆的联系纽带基本上是同乡性的，以乡土神作为其组织的神灵支柱，显得具有稳定性和活力。从明清会馆的建筑设置、区位分布中，我们可以看到，会馆经常成为一地政治、经济、文化实力的集中体现，尽管会馆存在不同类型，却依然可以反映出官绅力量在各类会馆中的影子，体现出官本位社会官方力量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从对苏州安徽会馆的研究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会馆发展中的官商相得倾向。明清各类会馆的发展壮大与明清政府统治策略的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会馆的发展经常是与“行”的衰微相伴随的，会馆追求的是自我的有序化，而“行”则是过去政府力求管理市场的机构，对会馆的倚重实际上是政府下放部分权力给予民间自我管理组织的体现，这样做的结果是积极的，既有效率，又消减了政府的负担。作为民间组织的会馆较能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及时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因而既能顺应时势，又能保存传统。近代以来，会馆在商会建设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正是上述特征的又一体现。关于汀龙会馆的个案分析，关于同安一地海内外会馆的考察，都便于我们加深对会馆地域性特征以及会馆对地域文化的磨塑作用的了解。第四部分是关于会社与民间社会秩序的考察。凡乡约、会。社等都体现了在家族之外道德性、职业性或兴趣性组织的滋长，它们在政府机构、家族组织之外为基层社会提供了又一类社会整合途径。民间社会可以在乡贤的旗帜下凝聚，也可以在共同的神灵面前聚集。第五部分是关于家族与民间社会秩序的考察。关于家族研究曾是傅衣凌、陈支平、郑振满等先生深人开展过研究的领域，本部分所列的文字只是想说明明清福建家族发展与当地纷起的“外患”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不一定是中原家族组织的移植，而且家族发展并不显示出与农业生产方式存在多么密切的关系，而是在商业发达之区，家族发展越加兴盛，稽之海外华人社会，同样可以得到印证。明清时期庶民家族延续发展的事例不少，尤其是福建地区这种倾向更为明显。总结这些庶民地主家族延续发展的内在机制，挖掘其与政治既游离又关注的双重性格，对认识中国社会的更新机制、稳定机制都将有所帮助。第六部分是关于商业与民间社会秩序的探讨。明清商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明清商人经营方式的转换、明清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以及商业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等问题都是本部分想竭力探究的。学界对商业在传统社会的作用，历来有不同看法，有的强调其革命性，强调其对传统社会的破坏作用，有的则强调商业对传统政府的依恃性，强调商业的发展与政治腐败的相互关系，揭示中国社会商业的虚假繁荣倾向。傅衣凌先生早期的研究就指出，明清时期有些商业由家族经营，具有补强传统社会秩序的作用。我们循此继续推究，想揭示商人阶层在引领社会变迁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与其局限性。上述六个部分具体的研究目的都在说明一个观点：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官民相得”倾向日益成型，并有效地维持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作者不敢妄言自己的研究已臻于真理，其中的诸多推论、总结也可能不尽合理，只求能收引玉之效。

1959年我们编著《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时候，即开始进行宋明理学的研究。因为限于全书的体例和篇幅，这一部分不可能展开分析，只是写了几位有代表性的理学家。当时我就开始酝酿编著《宋明理学史》，以阐明理学的产生和演变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使它成为一部与思想史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专门著作。 事隔二十年，我们才开始执行这项科研计划。1980年我们编完《中国思想史纲》下册以后，邱汉生同志已将《宋明理学史》的章次目录编出。我们即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的同志进行讨论，分工执笔。汉生同志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悄悄地阅读了关于理学的许多原始资料，对理学思想的产生和演变有许多宝贵的见解，这样就为我们编著《宋明理学史》做了积极的贡献。“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社会科．学的研究活跃起来。近年来国内陆续出版了不少关于宋明理学的论著。我们也读到海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对我们编著《宋明理学史》起了激励的作用。经过三年的努力，现在《宋明理学史》上卷已脱稿，下卷的编写工作正在进行。 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性与天道”是理学讨论的中心内容，这是哲学问题，同时也涉及政治、道德、教育、宗教等许多领域。宋明理学以儒学的内容为主，同时也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思想。它是在唐朝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宋明理学浸润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各方面，成为具有权威性的支配力量，是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华盖。从政治上看，它是思想史上的浊流。尽管如此，宋明理学吸收了大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思想史上是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的又一新的发展阶段，有值得后人参考的若干珍贵内容，需要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悉心加以鉴别，而不能笼统地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因此，在这部著作中，我们不是孤立地叙述某个理学家的思想，而是试图阐明理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过程，以及理学家们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所占的地位。理学中有程来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派别。它们相互法辩，相互渗透，又出现了朱陆合流的趋势。这一思想演变的过程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之一。众所周知，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学，只是在朱熹的手里，才确立了它在学术上的庞大规模与独特的体系，影响了尔后学术思想发展达五、六百年之久，其余波至今未已。由此便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理学形成的历史原因何在？朱熹究竟如何集大成的？为什么程朱理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过深远的影响？王守仁心学又是如何崛起的？为什么在明清之际理学趋于衰颓？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当时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对于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奉献于学术界，以供参考和讨论。还要提到的是，在一部关于理学史的专门著作中，不能只是写鼎鼎大名的理学家，还有一批虽然不大知名，但在理学的演变或理学思想渊源的承接传授方面有过影响的理学家，也是不能忽视的，应当对他们的历史地位作出恰如其分的说明。元代理学的研究长期被忽视。其实，元代理学的资料并不少，而其演变和发展的线索也是很清楚的。在这部专著中，我们开辟专章予以论述。我认为，只有掌握了元代理学的特点，才能了解宋代理学是如何经过这个中间环节而转向明代理学的。另外，与理 学相联系的象数学也是不能忽视的。总之，理学史不是一部理学家的评传，也不是思想通史中的某几个章节，而是一部在宋明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自己时代特色的思想演变的历史。我们在这部著作中试图写出这个历史过程，可是由于水平的限制，一时难以完全做到，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 我认为，要符合历史实际地将理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写出来，研究者如果以理学思想作为指导，以理学写理学，那是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的，而且还会歪曲这个历史过程。如果只是停留在封建社会里进步学者的水平，象黄宗亲、全祖望那样，充其量只能编纂出象《宋元学案》这样的思想史著作；这在清代是了不起的事，但在今天来看，它只是历史编纂学，还远远不是科学的思想史，不是科学的理学史。古人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局限。我们既要继承前人的优秀遗产，又必须有所创新和发展。如果我们采用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写出象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样的著作，同样不能算是一部科学的理学史。我们的研究必须严格地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五四运动迄今六十多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历史的研究才能成为科学。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进行宋明理学史的研究，才能还它以本来面目，使我们了解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当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是否能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问题，那是需要通过学术讨论来取长补短、修正错误的。

暂缺简介...

内容提要这是一本研究贵州一个仡佬族文化社区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它从居都的人口构成、祭祀、婚丧习俗、婚姻状况、语言、观念，居都人与仡佬族的相互关联，以及居都人文化边缘性质等方面入手，描述探讨了居都仡佬族文化。在这些描述和探讨中，涉及了仡佬族的族源、山地文化类型特征和表现，古老的信仰形态与南方古国夜郎的关联，以及文化的边缘性探讨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