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中，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古今奇事，也有人们深感茫然的异常现象。除了人类文明，还有地下文明、水下文明和地球之外的文明。书中对异常神秘的种种文明之谜，或作最初新介绍，或描述最深奥妙，让读者领略其魅力，思索人类这个美丽的星球外，是否存在某种生命现象。

《论反法西斯盟国的对日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选集》是云南大学徐康明教授从在20余年来研究、教学基础上发表的论文中精选汇集的专题论文集，共收论文21篇，全书共42万字。全部论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题为“反法西斯同盟的无条件投降政策与日本有条件投降的前因后果”。主要论述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研究和探讨了反法西斯盟国的无条件投降政策的形成过程及其作用。其二，分析了日本投降的过程，提出日本是“有条件投降”的新观点，并论述了日本有条件投降的影响。第二部分题为“中、美、英三大盟国在中缅印战场的对日作战”。论文涉及到缅甸防御战、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的主要国际通道、美国“飞虎队” 以及缅北、滇西反攻战役等内容，其中心主题是论述云南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线上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第三部分题为“二战期间美、苏的对华政策”。分别论述了抗日战争初期美国的“中立” 政策和日本投降前后苏联的对华、对日政策，并分析了其作用和影响。作者在论文集中阐述的观点，不仅在历史研究与学术研究上有重大突破，而且具有积极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震撼世界的十天”——这就是约翰·里德给他这本精彩的书所加的标题。在这本书里，异常鲜明有力地描写了十月革命起初几天的情形。这不是一本简单的事件目录或文件汇编，这是一连串生动的情景，它们是如此的典型，以致每一个参加过革命的人都不禁要回想起他亲眼看到过的类似的情景。所有这些取自现实生活的画面，都再好不过地传达了群众的情绪——以这种情绪为背景，伟大革命的每一项行动就成为特别明显的了。有许多俄国人也按不同的方式写过有关十月革命的作品，他们或者是评价十月革命，或者是作为事变的参加者描写那些枝节情况。里德的这本书提供了一幅真正的人民群众革命的总的图画，因此，对于青年，对于下一代人，对于十月革命对他们来说行将成为历史的那些人们说来，这本书将具有特别巨大的意义。里德的这本书，是一种史诗。

该书对世界主要文明的演进和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从全球的角度阐释了人类文明的历程。全书共42章，上迄文明的起源，下至20世纪的人类社会，总字数约110万。是美国大学已使用多年的一部成熟教材，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世界文明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可为我国的相关研究人员、高校学生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

地名是历史的精髓要素之一。虽是一个个简单的名词，却道尽了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的种种关系。中国地名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疆域政区的变化、传统文化的观念，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名大如省、自治区、市县名称，小到镇、村、街道、桥梁名称，还有大量的雅称、简称、别称等。有的地名历千年不变，有的地名则多次更换，每个地名的背后有一段故事，每个地名的后面另有一串地名。地名的由来、命名的原则、寓意都蕴涵着历史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精髓。 本书博采有关地名的正史传说、趣闻逸事，融知识性、趣味性、资料价值于一体，图文互动，意趣横生。一个个地名故事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让人充分领略到中国地名文化的深厚内涵和独特魅力。

严唐代鉴真和尚于天宝年间东渡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唐大和上东征传》即记述了他备尝艰辛东渡日本的事迹。原作者为公元8世纪中叶日本文学家。《日本考》系统地记述了日本的历史、地理、物产、器用、风俗、语言、文学、娱乐等各方面的情况，是明代有关日本的比较全面和详尽的著述。校注者对书中的名物和词语都作了合理的解释。《唐大和上东征传》成书于公元七七九年，当时抄写流传，就有各种不同的本子，出入不少。现存最早的观智院甲本就有不少错误。比较后出的《羣书类从》本是错论较少的本子。现有作者以《羣书类从》为底本，校以观智院本和戒坛院本等本，力图校出一个较好的本子。除有确切根据外，不妄自改动。对校改的字，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增添的字用方括号区别。

暂缺简介...

暂缺简介...

《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分上下两编。上编是中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下编则是实地研究与历史的探索。《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笔者多年来探索中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一些粗浅认识。关于民族学一词，欧洲大陆传统上一般称民族学，美国一般称文化人类学，英国称社会人类学，然而三者在研究对象、学科史及方法论等方面基本等同，很难说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各学派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的着重点等方面不尽一致。因此《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行文中有时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并用。西方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社会及其文化的研究，各有立论和见解。对此，可供我们借鉴，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对于西方民族学在田野工作中总结出的调查研究方法，如社区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参与观察、深入访谈以及主位与客位研究方法等，对中国民族学者也是有用的，但却有不足之处。这是由于西方传统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概念和方法，一般说来，多从研究一些比较简单、后进的，且自身无文字记载的民族社会发展而来，往往注意横向的比较研究，而忽视历史的纵向探索。这与中国民族社会的实际情况有明显的差异。中国则是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王朝代兴、民族众多、关系复杂、发展不平衡而又地区生态环境差异极大的民族社会。虽然有些少数民族没有文字，但邻近有文字的民族或汉族一般都有对他们的记述。而且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互相接触和影响，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已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大格局。因此，要对它进行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什么是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就有必要去认真探索了。中国的民族学研究要为中国各民族服务，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换言之，必须中国化。关于中国化，吴文藻等先生首倡，费孝通、林耀华等先生已做出了贡献，现在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者正在继续努力。这是一个不断前进和创新的过程。在中国化过程中通过继承（中国固有的经验）、引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和创新，引出新的概念和方法论，则不仅是单向的中国化，且可对国外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复杂的民族社会提供经验。

这本文集是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迪庆藏学研究所和云南省民族学会藏学研究委员会成立时召开的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中选编出来的。论文的作者绝大多数是藏族学者。藏族学者在掌握藏文历史资料和对本民族特点、现状等的了解方面比其他民族的藏学研究者占有优势。这本文集所收的论文，特别是藏族学者所写的，在学术理论上都有创新，在现代化建设中有巨大的应用价值。希望在这本文集出版之后，有更多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学者，与藏族学者合作，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致力于藏学，特别是云南藏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