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四川大学的优势学科，也是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学科之一。在1902年开设的四川高等学堂中，即要求学生入校先学习包括外国历史在内的公共科。1910年创办的四川存古学堂中，史学与经学、词章并列，1918年改名为历史科。1924年国立成都大学正式组建了史学系，是川大历史上最早设立的10个系之一。蒙文通（1894～1968年），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上古史专家，同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也有专长，师承欧阳竟无，在佛学上也有精深的见地。本书是蒙文通先生的史学论文集。书中收录了蒙文通先生在古巴蜀史、通史方面的论文20余篇，均为这一领域的代表作。

第三，批判文化专制主义，提倡思想自由，促进人的思想解放是实现近代化的关键。随着政治上专制统治的加强，必然导致文化和思想上专制的加强，必然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诚如孙中山所说的：“凡政治之书，多不得流览；报纸之行，尤悬为厉禁。是以除本国外，世界之大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国家之法律，非平民所能与闻。谈兵之书，不特为禁品之一，有研究者，甚或不免于一死。至于新器之创造、新学之发明，人民以惕于死刑，罕敢从事。”孙中山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清代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反动性，它使人民思想不自由，造成了精神上极大的痛苦，其危害至深且大。他甚至认为，这是离散人心，造成旧中国“一盘散沙”的“极大病源”。他分析说：“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天生而然耶？”乃是由于中国人民长期备受“专制之毒”有以致之。在清代，“集会有厉禁，言论无自由，遂至习非成是，几将吾人乐群之性，团结之力，消灭净尽，此散沙之象所由呈也”。又说：“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因此，愚昧无知是经济建设的大敌，促进人的思想解放，是实现近代化的关键。孙中山早在《上李鸿章书》中就阐明了这个道理。他说：“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膏肓之病不能除，则虽尧舜复生，禹皋佐治，无能为也。”他号召全国人民只要行动起来，解放思想，勇于冲决文化专制主义的罗网，就可以克服“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的弊病，这样，“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究讨会于2005年8月2日至4日在北京举行。为了记载和保存这次学术盛会的成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将会议学术论文和讲话、文件结集出版。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都是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文明，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在过去1300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二者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进行比较深入广泛的交流和交往，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全球化浪潮中日益显现出各自独特的魅力，也面临着相似的挑战。二者只有相互交往、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才能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共存共荣，才能为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多元文化的构建和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交相辉映，异彩纷呈，二者的交往、对话，有着现实的可能性和广阔的前景。首先，两大文明的交往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世界和平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新疾病（如爱滋病）蔓延问题、跨国犯罪问题等等。第二，两大文明的交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求安宁、促和平、谋发展是全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诉求，然而，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仍然为战争的阴影所笼罩，核扩散和核威胁的问题依然存在。伊斯兰文明内在的和平精神和中华文明“和为贵”的思想，相互交融，相得益彰，一旦为更多的人们所领悟所接受，将会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巨大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第三，两大文明的交往，有助于构建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世界文明新秩序。在当前全球化趋势不断强化的形势下，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极端主义已经成为威胁人类文明健康和谐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严峻挑战。以世界十多亿人口为载体，影响遍及西亚、中亚、北非、东南亚乃至欧美许多国家的伊斯兰文明与以十多亿人口为载体影响中国、东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华人圈的中华文明的密切交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谐相处，是对文化多样性的最有力的支持和保护，是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极端主义最有力的回击，是对建立“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人类文明秩序的最大贡献。

从论旨上说，《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着力于从思维及其发展的角度，亦即从深层心理结构的形成及其变动上，来探究中国前期文化特色产生的必然性，并从与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对中国文明的独特性作出说明。从把握方式上说，《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试图对历史作出一种原生态式的把握，以求更多地贴近于历史的实际情状。因此，《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在结构上试图将共时态的展示引入历时态的框架之中。《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的总体构筑——五编的设置——表明着一个大的历史进程，每一编中章次的安排自然也是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考虑的，每一章的论述更是严格地依从于历时的流动，这样三个层次形成了全书历时态的基本框架。然而，章与章之间有时则又或多或少地（不是全部）表现为一种并列的呈示。我以为历时态框架中的这种并列式呈示，可以使叙述方式由单线变为多线，使审视角度由单向变为立体。这样一种结构方式，有利于我们在宏观的历时的观照中作出全面的把握。当然，这种一定程度的并列呈示，乃是置于纵向框架之中的，它们一同汇流在历史的河床里，因而不会造成分离、孤立的群相割裂。并且，并列呈示之间往往又有机地展开着一个愈趋具体的进程。显然，原生态式的把握是一种整体、复杂的把握。在这种把握中有着一种明显的空间性，这种空间性又展现为文化发展的多歧与错综状态，并同历时发展的反复性、迂回性相交织。

《动物园的历史》一书为法国历史学家埃里克·巴拉泰所著的轻社科类历史著作。作者详细考证了人类捕捉、驯养野生动物的历史，并抓住动物园由“私人禁地”向“公众场所”的转变，依照时间年代的顺序，向读者介绍了不同时期动物园的形式及其发展变化，并穿插介绍了人类历史上许多捕捉、驯养、买卖动物的趣事，使得整部著作完全脱离了干巴巴的历史叙述，成为一本充满趣味性的知识读物。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加入了近500幅有关野生动物及动物园的图片，从而令该书显得更加精美。

本书大致将十七、十八、十九这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发展，视为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称之为“近三百年学术”。此阶段处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之间，大体相当于整个清代，故又称“清代学术”或“清学”。“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本书是梁氏任教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所编讲义，约撰于1923年冬至1925年春之间。生前未成完璧。其中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曾于1924年6月至9月连载于《东方杂志》，并先后于1929年由上海民智书局、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单行本。1932年被收入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之“专集”中。全书以第十一章为界，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体例完全不同。前十一章为一有机整体，分别从引论、总论、心学、经学、哲学、史学、程朱理学、颜李实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缕述“清学”，以学为中心，以分析为手段。十二至十五章被视为“梁启超一直从事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清代部分”即“《清史·艺文志》部分” ……本书被视为“关于清代学术发展史的名著”，“一本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有关清代学术的百科全书式的好书”，“开创了学术史的新体例”，突破“学案体的学术史著述模式，为学术史撰著作出开创性的贡献”，“有着开创意义的学术史著作，对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创新的作用，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也仍有入门的引导作用”，“开创性的百科全书式的清代学术史”，“讨论清学史的名著”，“总体上也比较符合西方研究的学术史（intellectual history）标准，代表着一种学术史范式”，“代表着一种良好的学术史传统，为我们总结、撰写20世纪中国学术史提供了可以仿效的范例”，“中国学术、思想的开拓性著作”，“清学史研究领域成就的集中体现” ……

在历史长河中，贤才林立，名将云集，谋士潮涌，人才辈出，但正如毛宗冈在《读三国志法》中所说的那样，“以古今人才之聚（众）未有盛于三国者也”。统帅型的、谋略型的、勇武型的、乖巧型的，各色人才，争相登台，争奇斗妍，各逞智能，各显风采。他们是怎样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胜出并走向成功的呢？ 妙说“三国”。经过认真仔细的挖掘与总结，进一步领略风云历史、风云人物的精神风采，感受他们的喜乐情怀，体验他们的得失成败，从真正意义上做到以史为鉴，以人为鉴，这对我们人生理想的构筑，事业的成功，将大有裨益。本书从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入手，领略他们的个性风采及对世事的应对策略，从人物和策略两部分进行妙说，旨在与广大读者同赏共勉。 五百年来，《三国演义》以无数的常识和智慧，以做人与应世的本领，以生动浓厚的趣味，成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教科书。妙说三国，意在解读其魔力，为今人所用。 本书既然是妙说，就有了更多的感悟，有了更多的议论和欣赏。因此，本书在立足原著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主观评判，说古论今，以期达到以古鉴今的目的。妙收古今，打破中外，力争做到真实、有趣、有益。所以，这部书既不是学术性较强的考证，也不是基于成败的论说，更多的是结合现今纷纭复杂的人事和激烈竞争的社会人才市场，有感而发。

琉璃厂是历史悠久、举世闻名、文化蕴涵丰富的宝地。近百年来，琉璃厂有很多饶有兴味、值得咀嚼的历史掌故、珍闻轶事，这里的风土人情体现了典型的北京民俗文化风貌……文化之河犹如一个民族的血脉。古往今来，世界任何民族生生不息的真正不竭动力就是她的独特文化。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源绝流断，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匿迹销声了。20世纪的中国历经了有史以来最剧烈的震荡和最深刻的变革。她承继了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在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社会变迁中艰难而顽强地生长，抗击着社会动荡的破坏与摧残、西方文化的冲击与震撼，迭经波折，吞吐吸纳，化旧为新。其独特的精神内核历久弥坚。百年时光相去不远，民族文化魂牵梦萦。圆明园的颓垣断壁、未名湖的微波潋滟、故宫博物院的奇珍异宝、苏杭园林的旖旎风光、遍布神州的古城遗址、名人学者的故居遗迹、烈士暮年的彷徨迷惑、文人雅士的吟咏书画、梨园百家的清音妙曲、收藏者的金石碑帖、文贩摊的瓶罐尺绡……这一切的一切，无不诉说着百年的沧桑，无不传承着中华民族的血脉！《百年文化中国》丛书以反映中国在20世纪变迁中的文化底蕴为主旨，通过记述文化遗存逸事、人文事迹节操、社会风俗流变，展现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和生生不息的深层原因。

对于马家军阀影响西北半个多世纪的史实及其是非功过，必须全面考察，客观分析，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历史是延续不断的，前后之间，多为因果关系，马家既然当权施政，必然会留下其痕迹，对后来产生影响，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缺少了这一阶段，历史便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只有全面地弄清了过去。才可以更好的把握现在，有缺陷的。只有全面地弄清了过去，才可以更好地把握现在，发展将来。这本《西北马家军阀史》，初成于1989年。作者师纶先生，是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作者下苦功夫，广泛搜集，各方采访，力求不遗漏重大资料。在纷繁庞杂的资料中，进行筛选、辨析、订正，以实事求是精神，务求真实、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