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宣传部先进文化研究丛书的一本。作者首先对文化消费理论的历史沿革及其研究现状进行了解读，紧接着解析了20世纪以来中国先进文化的研究与传播进程，并针对电视、影像、报纸、网络、广告等不同的文化消费领域，透视了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消费过程及其特点，在此基础上对文化消费与先进文化发展的进行了思考与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人气质》：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从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剖析中国人；是一部百年来研究中国人的权威性传世之作。《东洋史说苑》：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人。就中国人的文化习俗解析中国人；自1927年出版后，以其文字清新可读、内容新颖超拔，成为不可多得的史学畅销书。《中国人精神》：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人，由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透析中国人；曾被译成德、日、法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史年表与一般的大事年表都会碰到长时段事项的系年问题。大事年表因偏重政治史，其长时段事件多具有相对的系年可分割性，故在相关年份下依次记述，行文不会给人以破碎割裂之感。文化史年表则不同，一方面，文化现象的长时段性远比政治事件为多，另一方面，长时段的文化现象演进缓慢，后朝与前朝相比，往往是小有变化而大体相近，系年显然不适宜于过分细碎。《年表》对个别过程复杂、头绪纷繁的长时段文化事项也参照一般大事年表的做法予以分别系年，例如就清修《四库全书》而言，对开馆（1773年）、查毁书目（1775年、1776年、1780年）、编成《四库全书荟要》（1778年）、全书修成（1782年）等条逐次系年。但对内涵较单一、变化不显著的长时段的文化事项，《年表》并不蹈袭一般大事年表系年的旧轨，而是作了多方面的探索。

《元代文化史》对元代文化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并提出对元代文化的总体评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现在问世的断代文化史，大体都是先讲该朝代的历史发展过程，然后分别叙述各个文化门类（文学、史学、哲学等）的状况，往往令人有将政治与文化割裂之感。对于元代文化，历来评价不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元代社会黑暗、元代文化衰敝之说流行，很多人认为除元曲之外，元代文化几无可取之处。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对元代文化的评价逐渐发生变化。但和其他朝代相比，元代文化史的研究仍是比较薄弱的。迄今为止，没有出现一部全面论述元代文化的专门著作，和其他朝代形成鲜明的对比。《元代文化史》则将元代历史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先讲政治状况，然后再叙述该阶段各种文化现象，将政治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清楚看出政治变迁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一般断代的文化史著作，都以综合已有研究成果为主。而《元代文化史》既认真总结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同时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研究心得、独立见解。可以相信，《元代文化史》的出版，必将对元代文化、元代社会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起积极的作用。

本丛书是一套精心雕琢的名家小书，又是一部匠心独具的文化简史。以“雅风美俗”为血脉，以历代民俗、文风、典制、艺文和经子等为筋骨，形塑了一幕幕精神高华、感性绚烂的人生样态和艺术世界。从秦汉的青铜车马、弦歌斧钺，到魏晋的羁旅宴游、清谈品茗，无不气韵深长，情思丰茂。从唐宋的诗文唱酬、山水风物，到明清的残阳晚景、伏流奔莽，无不生气盎然，历历如绘。五千年的文化旅程渗透出的雅风美俗，拥之入怀，化之于心，俯仰之间，风华尽览。

《客家文化史（套装上下卷）》以客家数次迁徙的文化发展史为主线展开阐述，内容包括客家前史——世界民族大迁徙的东方部分，客家古史——切点上争得的独立发展，客家血史——从自在到自为的崛起，客家的跨文化传播。并对客家迁徙路线及客属地的人文历史地理、客家家族的历史渊源及其教育文化传统、客家海外迁徙史、客家方言史、客家思想史、客家艺术史等均有论述，有不少新的创见与精辟的阐释。《客家文化史（套装上下卷）》可作为客家学研究者、相关专业师生的科研读物，也可供广大客籍人士阅读。

这部博士论文在答辩时得到校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校外专家在审阅此文时评价说：“文中对孙氏《集解》和朱氏《训纂》的注释特点，包括其学术渊源和影响等，都进行了全面的考述，诸多观点都能成一家之言。这是将诠释学的理论引入经典诠释领域研究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本论文的作者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力和广阔的学术视野，文章既把义理与考据两种经典诠释的策略放在广阔的学术史背景下进行宏观的观察，又对《礼记集解》、《礼记训纂》这两种诠释经典的名著作详细的阐释，作微观的考索。全文胜义纷纭，立论稳健，求证细心，结论公允。尤其可贵的是作者有时代的责任感，面对经典失去经典的地位如何诠释经典这个大命题，提出自己的思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作者的目的不仅仅是在比较两部诠释书的特点，两种治学方法，两种诠释策略，而是关注着文化传统的延续、思想系统的重构等更大的问题，这在当今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全书结构谨严，文笔优美。”校外专家的评审意见有鼓励作者的意思，但我不认为是溢美之词。究竟这部著作的价值如何，得失如何，我相信每一位认真的读者都能得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毋庸我赘言。我也期待学界同仁对这部著作的不足之处多多提出批评，以便她将来再版时修订。

研究古代中印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东南亚地区在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是中外关系史和东南亚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古代中印交往与东南亚文化》第一部分通过对早期东南亚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探讨了东南亚文化的独特性。第二部分探讨了7世纪前“怫教入华与东南亚”的相关问题。第三部分论述了7世纪前中国与东南亚问的主要交通线。

《国学概论》共分三编：绪论一编，先将国学定义、范围、分类等叙明，次述研究国学应抱之态度及其效用；第二编详列研究国学方法；第三编汇集研究国学应具之各种学科；唤起读者自动研究之兴趣。《国学概论》原为高中文科讲义，故可为高中各级学生教本。一般喜研究国学者，也可为自修或参考之用。

在这部《中国思想小史》中，他极力地把现代思想与古代思想连接起来，从古代一直叙述到当下。例如在第二十章中，他对刚刚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有他相当独特的评价。当然，他首先还是肯定新文化运动的成绩，在他的总结中，新文化运动的成绩是多方面的，但是，他从思想史角度提出一个问题，“培植这个新文化运动的种子的人是谁”？他认为不是陈独秀，也不是胡适，而是章士钊及《甲寅杂志》。乍看上去，这种说法似乎与我们现在的常识相去太远，那么，为什么他会如此理解？他很坦率地说，这是因为章对新文化“有一贯的主张，而且是理想的主张，而且是用严格的理性态度去鼓吹的。这种态度确是当时的一付救时良药。在当时举国人心沉溺于现实问题的时候，举国人心悲观烦闷到无以复加的时候，忽然有人拿新的理想来号召国民，使人豁然憬悟于现实之外尚复别有天地”。但是，尽管当时看起来梁启超从社会改造人手的影响很大，“五四”运动也跟着梁启超的思路走，然而，章士钊却主张从政治人手，看上去似乎很失败，但是，从思想史的意义上看，应当注意的恰恰是章士钊和《甲寅》给新文化运动预备下的几个基础：一是理想的鼓吹；二是逻辑的文章；三是注意文学小说的意义；四是正确的翻译；五是通信式的讨论。而后来《新青年》的作者，恰恰多是《甲寅》的作者。当然，他们打倒孔家店和主张白话的激烈思路，引起了巨大反响，使得人们很容易把新文化运动归功于他们，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要溯源的话，则应当看到章士钊和《甲寅》的位置。这一判断当然与他的立场有关，他觉得，新文化运动虽然很可爱，但是它的问题是，“内容上是非常幼稚浅薄的，他们的论断态度大半毗于武断”。今天看来，常氏建立这一思想史的书写脉络，一是要从历史上溯源，思想史要追寻真正的来龙去脉，发现“起于青萍之末”的端倪，一是希望表达他对当下的文化运动的态度，他觉得，需要的不是破坏式的激进，而是建设性的温和。在思想的历史研究中，他带入了对当下的思索。《中国思想小史》，既显露了他的思想才华，也暴露了他学术缺陷。这部书，不能算名著，但它却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历程中薄薄的一页，就是这一页中也许包含了很特别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