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描述中国近代史（主要是政治关系和社会状况）的简明读物。书中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一），是对走出中世纪前夜的中国基本国情的描述。第二部分（二至四），分专题描述了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发生历史转折的过程和状况，力图从政治和社会等层面反映中国近代的基本矛盾及其具体表现。第三部分（五至十），简明地叙述了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而艰苦斗争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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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传说中的猎头部落，在1958年以前的低山依然合理（阿佤理）地存在着。沧源的悬崖上，用鲜血画的人兽影象，精灵般渗进石壁。古老的猎头歌，让人看到一个陌生的灵界。在游移不定的神话时空里，我们不知过去未来。在佤山，你一不小心就会走进人类诞生的山洞，或是藏骷髅的神林。在一次没有计划的探访中，作者不知不觉闯入佤山人尘封多年的内心世界。原以为一种被废止的习俗已经不可能复原了，然而，当拉木鼓仪式一经佤山人的手操作起来的时候，那不知潜藏于何处的神秘记忆立刻被唤起了。他们把本来用于摄像的搬演当真了。这个时候，作者才明白：传说离他们并不遥远，因为这一切，原来都在他们心中。那些无形的、潜藏于他们灵魂中的东西，只要有一个契机，就可能被重新唤起。消逝的木鼓之灵，也在这个时候复活了。

侠客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分特殊人群，一部分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明清的几千年中，都有无数的侠活跃在社会舞台 ，直到近代的半封建殖民地的社会里，民间仍有侠客活动的踪迹，他们在人间作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举，匡扶正义，维持社会的良知，给人们带来一股浩荡的正气。他们以其非凡生命力的耀眼光辉流星般划过古代社会的黑暗夜空，留下了璀璨的异彩。

本书既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在政府职能转变的条件下，建立现代行业协会制度、实行行业管理的粗浅思路构想，且供讨论和有关方面决策参考。

刺客，在史学研究中从来就是一个十分棘手的课题，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与理论探讨的浮浅，加上一些学者对它的轻视，长期以来很少有人问津。剌客是一种暗杀者，由于刺客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大至国家与民族之间的战争、千阶级集团之间的夺权，小至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都可能成为滋生刺客的源，因而刺客的社会联系十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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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断：芏角睸imaodeAndrade至Tarnou，代其兄FernaoPerezdAndrade。SimaodeAndrade统率葡人起壕障，虐待tamao岛土人，故中国人对葡人至是变为恶感。……三月后，帝死（《明史·武宗纪》载武宗死于正德十六年三月，是为公元1521年），新帝即位，诸臣请杀葡萄牙使者，皇帝不听，命送使者回广东。……同年，Simao归，DiegoCalvo代之。皇帝死耗达广东，中国舰队进攻，葡人大败而退，损伤颇多，时为1520年6月也（应为1521年）。③在极为权威的巴罗斯的文献中多次提到Tamao一地，并告诉我们葡萄牙人在1514年之前即来到这一岛，并在岛上建立了纪念碑；1518年时还在岛上修建壕障。除巴罗斯外，早期的西方史学家还有一些记载。托梅·皮雷士（TomePires）于1512－1515年记载：从麻六甲来中国的船都停泊在Tumon，此岛距广东（Canton）二十或三十里格，这些群岛距离陆上的Nantoo，由陆地算起约有一里格。④康士坦尼达则于1550年左右记载：这贸易之岛距海岸三里格，中国人称之为Tanmao，没有广州政府的许可，任何船不能越过这里靠近海岸，所有交易都在外海或这里进行。掌管这一带海防事务的官叫Pi－o（备倭），他驻在距此岛三里格的Nan－t，ou。⑤柯瑞亚在1545－1565年间亦载：此岛距广州十八里格，所有商人在此进行贸易，没有广州城的允许，无人能越此界而内入。在贸易之岛三里格之外的另一岛，有中国的舰队司令或水师把总驻紥。⑥可见，葡萄牙人在16世纪最早抵达的中国地方是Tamao或Tunmon。又据意大利籍葡萄牙航海家柯撒里1515年元月6日的记载：去年间，我们有几位葡萄牙人成功地航海至中国，虽然未被允许登岸，但他们以极高价卖光了货物，获得很大的利润。⑦1514年未被允许上岸的中国地方亦应是Tanmao，葡萄牙人在此岛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走私贸易。根据上述文献的描述，可以确定Tamao是一块这样的地方：1·Tamao是一个岛屿。2·Tamao岛距离广州18－30里格。3·Tamao岛离驻紥备倭的陆上的Nantoo1－3里格。4·Tamao岛是一进行走私贸易之岛。然而，Tamao究竟在什么地方？东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过去，西方学者多依据葡文文献进行考订，将Tamao置於上、下川岛（珠江口以西）（J·M·Braga除外）；东方学者多依据中国文献将Tamao考订为“屯门”一地或“泛屯门地区”（珠江口以东），这两种说法在东西方学者之间如此界线分明是十分罕见的。究竟是什么原因？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迄今尚无定论，以致后来的研究者无所适从，故澳门葡萄牙史学家施白蒂在谈到Tamao时，十分为难地说：Tamao位於何处？是今天的伶仃岛呢？还是在伶仃和南头市之间？或者是上川岛一个港口？⑧后记：转折。丙寅（1986年）初夏，我决定离开兰州。这块曾开启我学术生涯，使我在学界崭露头角的地方，确实有许许多多值得留恋的回忆。朔方、金城、敦煌、西域……一听就充满着历史韵味的名字，对一位癡迷于史海的人来说，是具有何等的诱惑力啊！但，我还是离开了它。行前，友人曾寄语：“腰缠十万贯，骑鹅下扬州。”可我南下时，除了几十纸箱的书以外，真可以说是一文不名地来到了这中国南方最繁华的都市。一切似乎是胸有成竹，一切又完全是措手不及。我还没来得及将行箧中的书上架，生活、社会及喧嚣的中国政治就把我翻了几个跟头。当我再次安静地坐在书桌旁时，发现自己已年届不惑，且一无所有。对于治学者来说，欲求学术之高深境界，是决不可鱼和熊掌兼得的，“名”、“利”、“权”、“位”对于真正的学术工作是绝对大有妨礙的。有很多人从表面上看是兼而得之，既有很大的学术成就，又有相当的权位名利，但若你认真去检查覈实，恐怕就不如是了。比如胡适之先生，恐怕要算中国近代学界的第一名人吧！如以名权位衡量，先生于愿足矣，如以学术的专深精赅而言，则未免令人扼腕。再如顾颉刚先生，二十几岁就享有大名，为时代青年所瞩目。据严耕望先生言，“中年以后，顾先生就非常后悔，他自己评论，深悔年青时，弄得名气太大，不能安心工作，最终对史学並无多大贡献。”学界中我最推崇的陈援庵先生，自学成才，一部《元也里可温考》震动天下，成为中国学术史中的经典楷模，然至晚年，虽说有许多客观原因，但实际上仍是为名利权位所累，终不可攀登学术之更高峰。至于当今之世，投机赞营，蝇营狗苟之流，无其实拼命张大其名，不读书却频频出书，文章都写不好却争当××导师，末流都未可论却自诩为××学派，将学界搅得乌煙瘴气，一片混沌。名则盛矣，实而不至，最可悲者，落得个远扬天下之“臭名”。于四十之后，我方渐悟出此理：名利决不可过分这求，浮躁急切做不了大学问。1941年，钱宾四先生对其弟子严耕望先生说：“中国人做学问的环境並不很好，在未成名之前，找一碗饭吃都有困难，一旦成名，又必为多方面拉扯，做这样，做那样。你要切记，到那时，不要分心旁骛。”钱先生此语对我影响甚大，我深知“分心旁骛”对学术之弊，然而，处于目前环境中的中国人，要做到不“分心旁骛”谈何容易？然不去“分心旁骛”，又何以有真学术？于是自戒：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毅力，拒绝诱惑，潜心修定，以求学术之真帝。四十岁之前所关注者唐宋元间之西北民族、舆地，留下了几部书稿和一大堆尚待整理的资料和问题。近八九年则切入明清之际的东南海隅，葡萄牙与荷兰东来、澳门、香港、漳潮地区及海南岛，一系列的问题又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而葡萄牙与澳门之历史则成为首选。学术领域从西北走向东南，从宋元转向明清，空间与时间的变化，虽然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我感到，唯其方法不变，新的领域给我带来的是更富刺激的挑战。几年下来，在学习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史料深入开掘与积累的基础上，就明代的澳门问题完成了这部小书，亦大致是我学术生涯完成这一转折的标誌。澳门初期史（包括16世纪初期佛郎机东来至南明永历之时的澳门），应是澳门史中最艰难複杂的一段。葡人东来至澳门开埠，中西文献记录甚少，且多牴牾，故在史实反映上十分模糊，如不进行详细的原始史料考证弄清史源，辨其真伪，则这一段历史是无法进行研究的。故东西方史学大家们纷纷表现出其对澳门初期史的迫切关注，西贤如龙思泰（A.Ljungstedt）、徐萨斯（MontaltodeJesus）、裴化行（H.Bemard）、高美士（A.L.Gomes）、白乐嘉（J.M.Braga）、博克塞（C.R.Boxer）、文德泉（ManuelTeixeira）、潘日明（B.V.Pires）、卫思韩（J.E.Wills）、普塔克（RoderichPtak）、洛瑞罗（R.M.Loureiro）、施白蒂（BeaerizBastodaSilva）等，东方史家则有藤田丰八、矢野仁一、梁嘉彬、方豪、周景濂、张维华、全汉昇、张天泽、戴裔煊、黄文宽等，稍晚一辈的学者则有郭永亮、霍启昌、林子昇、黄鸿钊、黄启臣、费成康、李德超、张增信、谭志强、谭世宝、吴志良等，上述诸家均对明代澳门史作出过不少贡献，其中亦有十分精到之见解。但有一个较严重的问题，即所著论者多为专门性的通史著作，甚少专题性论文（当然C·R·博克塞与方豪、全汉昇先生除外）。很多问题，虽有辨证，但囿于篇幅，很少详考。故留下了一些至今仍未解决或仍是空白的问题令人思索，本人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萌生撰写此书的念头。然而，由于语言与资料的局限，我实在没有胆量去写一部明代澳门史，因为我不知道，我未见的有关明代澳门的葡文资料还有多少，所以，我只能就几个问题提出个人浅见，虽不敢说有百分之百的发前人所未发，但决不空论、泛论、炒冷饭。撰写此书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澄清以往明代澳门史研究中一些模糊或错误的结论与观点，亦试图填补前人所未论及的一些空白。我的学术生涯似乎有一种宿命，总是衝锋陷阵的独臂将军。治西夏史，虽然学过西夏文，但文技却无法助治史，留下一大堆断烂朝报有待整理；研究安多藏族，虽也曾打响几炮，却不谙藏文，总觉得文章中差一根脊梁骨；今日做澳门史，则更将葡文视作天书。我每做一篇澳门历史研究文章，就好像吃着一碗红烧肉却拌着一碗夹生饭，而这碗夹生饭就是使用别人翻译的葡文材料。所幸的是，我始终没有偷懒，不论是西夏史、安多藏族史、还是澳门史，虽然是断臂的“苦人儿”，但偶尔冒出来的创造和发现及对汉文史料的开掘，总还算对得起国家支给我的“俸禄”。最后，我必须向资助我完成此书的澳门文化司署表示诚挚地致谢，如果没有澳门文化司署第四届学术研究奖学金的资助，我要完成这一难度甚大的课题恐怕是难以想像的。在此，还要感谢布嘉丽司长、李淑仪处长及黄晓峰、刘月莲博士对这一项目完成的帮助与支持，感谢日本滨下武志教授、台湾萧启庆教授、香港萧国健教授、陈佳荣教授及澳门吴志良博士多次为我提供宝贵资料。在此要特别提出感谢的是，远在里斯本的金国平教授看到我的书稿清样，十分仔细地为我订正文中的错误和秕漏，尤其是文中使用的葡文资料，金教授给了我极大帮助，使我永志难志。又承中华书局谢方先生、李解民先生审读了这部书稿，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订意见和改正了许多文字上的错误，在此，我对他们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还要感谢我的研究生为我翻译核对资料，抄校书稿。又及，书中大部分论文均先后于1995－1998年在海内外杂誌发表，收入此集时再一次作了补充和修改。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二日于广州暨南花园小万卷楼

人类历史上的一段惊世骇俗的绝世情殇史，发生在遥远的中国滇西北玉龙大雪山下的丽江：这在二十世纪末其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纳西古王国”。在过去的漫漫岁月中，无以数计的纳西族年轻情侣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下“宁为玉碎，不作瓦全”，雍容盛装，面对大雪山长歌一曲，慨然殉情。于是，在纳西族古老的东巴教中就产生了大规模超度殉情者亡灵的宗教仪式和用象形文字记录这些悲情故事的经书；在民间产生了无数悲风泣月的殉情之诗、殉情之歌和殉情故事；于是，这高原雪国就有了“世界殉情之都”这一凄艳之名。这块苦难而神奇美丽的土地是作者的故乡。曾经那么炽盛的殉情之风和无数少男少女以生命凝成的百年悲情成为作者心头一种千萦百绕的情结，多年来，作者探研殉情之谜，身心栖息于曾经埋葬过无数青春生命的野林草甸，古泉清溪，荒原山村中，从那些在岁月风雨中凋零破碎的爱情残梦里，拾得一缕缕茫茫人世的凄美和悲怆，山野之民的朴拙和纯情。《野牛角丛书·生死绎影系列：殉情》记录了作者寻觅殉情者之灵的漫漫苦旅和沉思人生的心路历程，讲述了高原雪国一个个美丽而凄婉的殉情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