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现代口述史学，而在我国口述史学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新兴学科。本次高级论坛还分别举行了学术演讲会和学术讨论会。在学术演讲会上，虞和平、步平、王合忠、周新国、谭继和、姚力等进行了学术演讲。张宪文、崔之清、朱汉国、朱元石、庄建平等对中国大陆口述史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并交流了开展口述历史研究的工作经验；讨论了有关口述史的基本概念问题和开展口述史的工作规范、标准、原则；论坛还对口述史学的学科分类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作为中国文化史学会的一个二级学会，通过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有关领导机构及其工作班子，它必须有力推动中国大陆口述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发展及其学科建设。<

距今约1000年前，中国西部出现了一个新兴国家——大夏国。它位于宋王朝的西北部，因此人们称它为西夏。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封建国家，它的都城在今宁夏首府银川市，它的国土含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和内蒙古部分地区，面积约83万平方公里。西夏军力强盛，疆域辽阔，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与宋、辽、金出现过抗衡的局面。西夏从第一代皇帝元昊1038年登基，到末代皇帝（嵬名现）被杀，共历10帝，凡190年。1227年，成吉思汗率蒙古铁骑攻入西夏，这个西部强国被消灭了。党项人神秘消失，只留下贺兰山东麓的9座帝王陵墓和200多座陪葬墓，默默地伫立在风雨中。

本书是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单行本。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最早、作战时间最长，并作出巨大民族牺牲的国家。中国人民在长达l4年的抗日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给读者学习和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提供一些参考资料，我们编写了《抗日战争焦点事件》一书。

土家族是分布在中国内陆中西结合部武陵山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其遥远的族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巴人。然而，现在的土家族不仅仅是巴人的后裔，还包括古代活动在武陵山区的其他族群的融入。这些民族群体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传统延续下来，而是融合为一个新的族体，到宋代，生活在武陵山区的一部分古代族群逐渐以“土人”、“土丁”、“土兵”的称呼见于史籍，并与苗民、客民（汉民）区别开来，这就是后来的土家。在历代实行土司制度时，中央王朝基本实行汉土隔离政策，即所谓“蛮不出境，汉不入峒”。这种隔离制度一方面使土家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更加巩固，但另一方面也使土家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受到很大限制。改土归流以后。国家力量和民间社会力量的双重作用下，土家族社会文化逐渐转型。吸收汉文化随岁月俱增，以至晚清以后许多地区的土家人自己不认为是土家了。将自己混同于汉族。一部分土家人并不认为自己和其他民族有特别的不同之处。一些保留自己语言文化特征的土家人被误认作苗族，因而才有20世纪50年代的土家族识别问题。对土家族的民族识剐，唤起了民族自我意识，民族身份逐渐恢复，具有民族标志意义的民族文化事象被挖掘整理出来为外界所熟知。土家族被认定为单一民族后，要求恢复民族身份的人数不断增加，在以后的每次人口普查时，土家族人口都有超常的增长，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土家族人口攀升到802万。当代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省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的桑植、永定、慈利、武陵源等区县，常德的石门等地区；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市的长阳、五峰等县；重庆的黔江、石柱、酉阳、彭水、秀山等县；贵州的沿河、德江、印江等县。土家族由于处于内陆并长期与汉族交往，社会文化逐渐接近汉族，但在不同区域，文化特征差别明显，其中酉水流域、溇水流域、乌江流域、清江流域的土家文化既有共性，又各有特点。即使在同一区域的不同社区里。土家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深度、广度也不同。因而，文化变迁的速度也不相同。文化的纵向传递和横向传播的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差异，有的社区土家族传统保留多一些，有些社区保留少一些。有些社区与本地汉族社区没有什么差别，更多表现为区域共性。譬如，土家语在大多数区域已经消失，可是在酉水流域一些偏僻山区还有保留。要完整地认识土家族社会和文化，需要进行不同类别的社区调查研究才可能实现，通过不同类型的社区的比较来认识土家族社会文化全貌。在现代化进程中，土家族各区域传统迅速发生变迁。要认识当代土家族传统社会文化变迁的状况及其规律，不可能在书斋里通过文献来实现。应该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来获得。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基础工作是田野工作。自从“马林诺夫斯基式革命”以来，田野工作就是人类学家的看家本领。在土家族研究中，老一代民族学家做出了很好的榜样，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完成了土家族的识别工作，为土家族研究奠定了学科基础。后代学人应承继老前辈把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有机结合的好的研究传统，把土家族研究推向深入。

该书是一部个人学术专著。书中收有作者多年来创作并曾分别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的20多篇有代表性的论文作品，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民俗、人文、军事等诸多领域，其特点是：①全书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红线。书中所收的大多数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多侧面反映出在西藏主权归属问题上的鲜明史学观、文化观和正确立场。②重视对现实重大问题的研究。作者在有关论文中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只有正视对现实重大问题研究，才有利于科学地解释和回答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才有利于为现实服务，促进和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③有旁证博引，考证严谨，见解独到，观点敏锐之特点，诸如《活佛转世传承的文化内涵》和《藏军若干问题初探》等文章充分体现了这一点。④探索了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如书中所收的《藏族文化新建构刍议》和"文化结构与社会的现代化》等文章，都以藏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为切人点，凭借作者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乏真知灼见，闪烁着思想智慧和哲学睿智。因此，这部论著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集知识性、理论性和现实性为一体，是一部值得推荐和阅读的上乘之作。

《历史的壮丽回响》中展示了社科理论界部分同志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的历史认知和理论思考，体现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搂的思想旨趣。全书共收录论文40余篇，论题涉及抗战争的历史经验与历史启示、抗战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精神、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与民族统一战钱、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思想与民主政权建设、抗战期间的国际援助、战时大国外交与国际关系、德日两国的战争观及其对战争罪责的认识、中日关系的现状与走向等各个方面。这些论文，有的是作者在长期教学、科研中悉心研究的心得结晶，有的则是深入进行沈史学习和思考的产物，尽管题旨不一，文风各异，但都具有一定的知识含量和学术价值，也不乏理论上的睿智卓识。展读这些论文，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过去的那场战争，而且也有助于启迪我们对今天生活的理论思考。<

《台湾南岛语民族文化概论》探讨和阐述了南岛语民族语言文化的体系及其特征，对研究南岛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台湾南岛语民族歌舞艺术繁荣，“别样风流绝世无”。歌舞既是反映社会生活、抒发情感的艺术手段，也是祈神禳祓的宗教仪式，同渔猫农耕活动以及宗教祭祀息息相关，所以十分普及，艺术性雅俗共赏。其次，雕刻、绘画、编织、刳木等工艺以古拙质朴称世，尤其是连杯、祖灵柱、雕板、雕舟、“达戈纹”、珠贝衣、杵臼、人偶、藤与竹编器等，美观与实用兼备，折射出宗教观念与审美情趣，堪称南岛语民族原始艺术之荟萃。综上所述，台湾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具备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许多客观条件的结合”。而凝聚着数千年历史与智慧的南岛语民族传统文化，洋洋洒洒，林林总总，呈现古拙之斑谰，质朴之永恒；而且以其丰厚的底蕴和多学科的学术价值，“使台湾在史前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连续性的研究上，与在南岛语族的起源的研究上，都占有首要性的地位。”

《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在广泛吸收各国学者研究成果，尤其是汇总本课题组成员多年来的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专题与综合的论证，对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作出总体评析。《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构筑了对于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学术研究的基本框架。首先从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中国军民伤亡及经济损失的统计入手，追究日本天皇、军部和政府的侵华战争责任；随后以分析日本侵华战争责任未予清算的原因为背景，综述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内涵；接着探讨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根源——历史认识问题的触发和演变，评述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的现状；最后解析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症结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在结语部分，提出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寻找“化干戈为玉帛”的途径及标准。

本书所主要关心的问题，并非俄国或任何极权社会事实上能从它的成员得到多少如已故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的讽刺说说《1984》中所建立的——在纸上——那种思想和行为的一致。我们在本书所关心的乃是当前西方所有的无可否认的多向性（Multanimity，一个一目了然的字，但在英语字典中还没有得到充分承认）。我个人的见解认为，这种多向性不仅丝毫不是弱点，而且在事实上还是我们的伟大力量之一。　不管我们会怎样感觉幻灭，我们西方人大多数还是从心底真正同意苏格拉底（Socrates）的“知识是德”一语。一旦我们真正了解人们在本书所涉及的大问题上如何终于信仰他们所信仰的，我们当会比较更容易宽容他们；而如果我们仍要继续为民主社会的公主，我们便必须如此。“知识”和“德”都有严重的语学上的困难；而且我也并不认为我们能从苏格拉底的语言，进而至于乔治·桑（George Sand）所说的“了解一切便是宽恕一切”。但目前我们并不定需完全达于这一浪漫主义的理想。本书的著作，是希望帮助有的读者开始来了解我们的多向性的社会，没有这种了解，我们的多向性可能会在誓？涣搅⒌恼持型杲幔缓笫且桓鲂伦橹纳缁幔负跻欢ㄊ欠敲裰鞯纳缁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