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代中印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东南亚地区在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是中外关系史和东南亚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古代中印交往与东南亚文化》第一部分通过对早期东南亚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探讨了东南亚文化的独特性。第二部分探讨了7世纪前“怫教入华与东南亚”的相关问题。第三部分论述了7世纪前中国与东南亚问的主要交通线。

作者吸收了前人积累的成果，又进一步广搜博录，编为《敦煌大事记》，扼要记述了两千多年来敦煌累累发生的大事要事。资料之丰富堪称空前，佳惠于学林者何可指限。虽未敢侈言为敦煌两千年史之大纲，庶不失为敦煌两千年史之筋骨，不仅为研治敦煌史者提供考证之渊薮，且为日后编撰敦煌通史提供了足资汲取的“长编”。

文化史年表与一般的大事年表都会碰到长时段事项的系年问题。大事年表因偏重政治史，其长时段事件多具有相对的系年可分割性，故在相关年份下依次记述，行文不会给人以破碎割裂之感。文化史年表则不同，一方面，文化现象的长时段性远比政治事件为多，另一方面，长时段的文化现象演进缓慢，后朝与前朝相比，往往是小有变化而大体相近，系年显然不适宜于过分细碎。《年表》对个别过程复杂、头绪纷繁的长时段文化事项也参照一般大事年表的做法予以分别系年，例如就清修《四库全书》而言，对开馆（1773年）、查毁书目（1775年、1776年、1780年）、编成《四库全书荟要》（1778年）、全书修成（1782年）等条逐次系年。但对内涵较单一、变化不显著的长时段的文化事项，《年表》并不蹈袭一般大事年表系年的旧轨，而是作了多方面的探索。

《台湾历史与文化》是关于研究台湾文化史的专著。主要内容包括寻根探源——史前文化与早期居民；漂洋过海——历史上两岸往来；群魔乱舞——西方殖民者统治下的台湾；风云变幻——郑成功时代的台湾；九州方圆——康熙统一台湾；天翻地覆——台湾建省与近代化；暗无天日——日据时期的台湾；云开雾散——抗战胜利与台湾回归；岁月如歌——台湾文学的风韵等等。

在这部《中国思想小史》中，他极力地把现代思想与古代思想连接起来，从古代一直叙述到当下。例如在第二十章中，他对刚刚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有他相当独特的评价。当然，他首先还是肯定新文化运动的成绩，在他的总结中，新文化运动的成绩是多方面的，但是，他从思想史角度提出一个问题，“培植这个新文化运动的种子的人是谁”？他认为不是陈独秀，也不是胡适，而是章士钊及《甲寅杂志》。乍看上去，这种说法似乎与我们现在的常识相去太远，那么，为什么他会如此理解？他很坦率地说，这是因为章对新文化“有一贯的主张，而且是理想的主张，而且是用严格的理性态度去鼓吹的。这种态度确是当时的一付救时良药。在当时举国人心沉溺于现实问题的时候，举国人心悲观烦闷到无以复加的时候，忽然有人拿新的理想来号召国民，使人豁然憬悟于现实之外尚复别有天地”。但是，尽管当时看起来梁启超从社会改造人手的影响很大，“五四”运动也跟着梁启超的思路走，然而，章士钊却主张从政治人手，看上去似乎很失败，但是，从思想史的意义上看，应当注意的恰恰是章士钊和《甲寅》给新文化运动预备下的几个基础：一是理想的鼓吹；二是逻辑的文章；三是注意文学小说的意义；四是正确的翻译；五是通信式的讨论。而后来《新青年》的作者，恰恰多是《甲寅》的作者。当然，他们打倒孔家店和主张白话的激烈思路，引起了巨大反响，使得人们很容易把新文化运动归功于他们，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要溯源的话，则应当看到章士钊和《甲寅》的位置。这一判断当然与他的立场有关，他觉得，新文化运动虽然很可爱，但是它的问题是，“内容上是非常幼稚浅薄的，他们的论断态度大半毗于武断”。今天看来，常氏建立这一思想史的书写脉络，一是要从历史上溯源，思想史要追寻真正的来龙去脉，发现“起于青萍之末”的端倪，一是希望表达他对当下的文化运动的态度，他觉得，需要的不是破坏式的激进，而是建设性的温和。在思想的历史研究中，他带入了对当下的思索。《中国思想小史》，既显露了他的思想才华，也暴露了他学术缺陷。这部书，不能算名著，但它却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历程中薄薄的一页，就是这一页中也许包含了很特别的意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神灵的崇拜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 从内容看，自然界的山水与天地，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神灵崇拜无处不在；从传播看，文字记载，图像描绘，口头传说，神灵崇拜各体皆载。

《中国文化遗产词典》编写过程中根据国务院、国家文物局、新华社发布的中国文化遗产相关信息，参考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中国文物报社主编、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成就通览》，并得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首都图书馆等单位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在此特表深深的谢意。本词典词条释文的编写中，对一些文化遗产的学术价值的评论，迄今尚无共识的只作客观介绍，而文字力求简明扼要，内容准确，言之有物。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人皇”时代，巴蜀文明虽已起步，蚕丛鱼凫，开国史迹终觉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赖巴蜀考古使蜀史初曙。文明发端五千年，有宝墩文化揭开面纱三星堆遗址初露真窑，金沙宝地再现奇珍青铜立人，纵目面具，瑰异谲诡；象牙玉琮，通天神树，驰骋幻梦。此实乃古蜀文明重仙化、重神器特征的体现，与中原文明重礼制、重礼器特色迥异。太阳神鸟，再现华夏族太阳神崇拜形象，显示蜀人奇幻的文化想象力。上古之都，凸显长江流域上游古文明中心，展演出多元一体的中华大文化黄河与长江两条王体文化龙的雄姿。

《国学概论》共分三编：绪论一编，先将国学定义、范围、分类等叙明，次述研究国学应抱之态度及其效用；第二编详列研究国学方法；第三编汇集研究国学应具之各种学科；唤起读者自动研究之兴趣。《国学概论》原为高中文科讲义，故可为高中各级学生教本。一般喜研究国学者，也可为自修或参考之用。

《闲说中国人》选录了几乎所有描写地域文化的佳作名篇，商人经商用得到它，自省反思可以阅读它，闲聊瞎侃可以说起它，是每个中国人了解自己的地域文化号与性格的最佳读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因地理环境、物候环境和人文历史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地域”，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也就造成了个性有所差异的“地域人”。每种地域人性格都有其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