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类文明地图发生了重大变化。欧美文明迅速发展，在近代以来的人类文明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南美文明都在进行着由古代文明向近代文明的转型，这种转型至今仍在进行。中国文明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的种种磨难后，不仅未遭湮灭，其优秀的文化传统与精神反而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对中华文明的复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纵观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精神、民族精神、忠烈精神以及大一统意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求实致用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取精神，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大业具有现实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仁爱精神、礼仪文化、和合文化、兼爱传统、孝悌文化，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积极意义。在当代社会，我们既要继承、弘扬和创新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又要不断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中华文明之树枝繁叶茂，永葆常青。

《甘州区文化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的原则，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客观、公正、准确地再现甘州文化事业的发展脉络，为研究甘州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也为人们认识甘州、了解甘州提供一个个途径。《甘州区文化志》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可读性有机统一，紧紧抓住改革开放这条主线，依托甘州深厚的文化积淀，突出时代特征、地方特色和行业特点，充分展现了甘州作为张掖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独特风采。

《朝鲜汉文史籍丛刊纪传体（第1辑 套装共16册）》收入以下三类书籍：
　　第一类是纪传体史书，包括《三国史记》、《高丽史》、《木斋家塾汇纂丽史》、《新高丽史》、《海东绎史》、《海东绎史续编》。
　　第二类是仿纪传体，包括畊渔斋《朝野辑要》和朴羲成《纪年便考》。二书并非纪传体，但仍录入，有两个原因：一是有关朝鲜王朝历史并无完整的纪传体史书，二书或可弥补这一缺环；二是这两部书与编年体史书有着明显区别，却与纪传体裁极为类似，两书各卷前半部分乃编年记事（类似於‘本纪’），各卷後半部分乃朝野诸臣传记（类似於‘列传’）。
　　第三类是《朝鲜王朝世宗实录》中的《志》。有关朝鲜王朝历史，收入《朝野辑要》与《纪年便考》之後，‘本纪’与‘列传’略备，而《世宗实录》中的《志》或可弥补朝鲜一朝书志部分之缺。
　　以上三类书籍恰好完整呈现了朝鲜半岛一九一○年以前的历史，大体上与纪传体相关，故编为第一辑。
　　值得说明的是，有些纪传体史书并未收入，如正祖《御定宋史筌》、李种徽《东史》、许穆《东事》、吴澐《东史纂要》、安锺和《东史节要》等，皆为纪传体史书，但因其或为改编中国史书、或过於简略、或因其摘编前史而价值不高，故皆不录入。
　　下面拟对本辑所收各书内容及版本略加介绍。
　　《三国史记》五十卷，金富轼等撰，载录前三国（新罗、高句丽、百济）及统一新罗（兼及後三国）的历史，有本纪、表、志、列传。朝鲜肃宗三十六年（一七一○）刻本。
　　《高丽史》一百三十七卷，郑麟趾等撰，朝鲜光海君覆刻乙亥字本，载录高丽一朝的历史，有世家、志、表、列传。高丽王朝延续时间极长，相当於中国的五代到明朝初年，故此书卷次繁多。又因高丽王朝长期作为中国各朝的藩属，故历代高丽王的编年记事部分不称‘本纪’，而称‘世家’。
　　以上二书，被视为朝鲜半岛两部官修‘正史’。
　　《木斋家塾汇纂丽史》四十七卷，洪汝河撰，朝鲜旧刻本。《新高丽史》五十三卷，金泽荣撰，江苏南通翰墨林书局一九二四年铅排本。二书均是改编《高丽史》之作，对《高丽史》重新编排，增删了一些传记，修正了《高丽史》的某些史实谬误。《新高丽史》的作者金泽荣自一九○五年来华后，长期居住在江苏南通，此书也於南通完成编纂和印刷，并由张謇题写书名。
　　《海东绎史》七十卷，韩致奫编，李朝钞本。《朝鲜汉文史籍丛刊纪传体（第1辑 套装共16册）》是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起檀君、箕子，下讫高丽王朝，有世纪（相当於‘本纪’）、志、表、考（相当於‘列传’）。全书乃摘编中国、朝鲜、日本典籍，对各记载详加考证辨析。
　　《海东绎史续编》十五卷，韩镇书编，李朝钞本，此书乃补《海东绎史》无‘地理志’之缺，详述朝鲜半岛历代疆域之演变，下讫李氏朝鲜，地图与文字相配合，极便使用。
　　《朝野辑要》二十九卷，畊渔斋撰，一八○○年抄本。此书乃载录朝鲜王朝的历史，各卷前半部分是朝鲜王的编年记事，後半部分是朝野诸臣的传记。
　　《纪年便考》七十卷，朴羲成撰，一九一七年抄本。此书记载高丽王朝後半期及李氏朝鲜一朝的历史，每卷前半部分是某王的编年记事，後半是朝野诸臣的传记。
　　《朝鲜王朝世宗实录·志》二十九卷，郑麟趾等撰，《李朝实录》太白山本。载录朝鲜王朝前期的典章制度，如《礼志》、《地理志》、《乐志》、《七政算内外篇》等。

《惊蛰夜话》是作者在工作之余，笔耕不辍的成果。书中谈古论今，故事生动活泼，趣味性和知识性俱佳，是很好的青少年课外读物。《惊蛰夜话》的内容包括：一、参禅篇。二、论道篇。三、读史篇。

《陈东有文史论稿》收集的学术论文是作者三十年来在中国文学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问学所得。
　　对文学史的研究中有对明清文学，特别是明代通俗文学演变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研究，以寻找文学演变的历史原因和发展的轨迹。有对汤显祖戏曲理论和明代曲韵的研究，有对辛弃疾词艺术特征的研究，还有对济公故事一千多年历史演变发展的研究，等等；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两朝经济史、社会史方面，重点是海洋社会经济史，即中国东南地区与海外的经济互动活动，以及这种经济活动带来的社会变迁，分析了社会各阶层对商人的看法，讨论了由各种贸易构成的海洋贸易经济带及其商人社会的人文状态、血缘关系、权钱交易、神灵崇拜、中央朝廷与地方的关系等。此外，关于郑成功集团的研究、关于景德镇瑶里镇程氏宗祠的研究等，视角新颖，多有创获。《中国要建设海洋强国》，讨论的虽是现代问题，却是作者多年问学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结晶之一。

轩维克主编的这本《轩辕（轩）姓氏文化简史》从文化、血缘两个方面介绍了中华第一姓轩辕氏与中华人文初祖皇帝的渊源、轩辕氏的历史发展轨迹、流布情况、历史考辩、迁徙、历史名人、建谱历程、宗族人物等，并对轩辕氏创造的文化以及今日轩辕氏的情况进行了梳理。

《人类文明史3：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7世纪》全面介绍了整个人类文明发生和发展史上的物质和智力成就。第三卷主要讲述了从公元前700年到公元7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先概述该时期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政治制度等方面，然后按照各地区分别介绍，包括地中海地区、非洲、亚洲等，综合文字史料与考古发现，覆盖范围极广而言简意赅。

《清文化遗产廊道保护研究》通过分析京沈沿线目前存在的文化遗产资源的情况，提出京沈清文化遗产廊道的概念。并根据它们共有的特色，充分分析构建构建廊道的意义和价值；借鉴遗产保护相关理论和运用决策科学的层次分析法来解决如何构建京沈清文化遗产廊道的问题，并最终确定京沈清文化遗产廊道的构建方案。

《古新圣经》之所以为“残稿”，因贺清泰并未如数译毕武加大本《圣经》（The Vulgate Bible）七十二卷。生前，他仅译得三十七卷，但已达一百万余言。虽然如此，贺清泰仍为所译写了两篇序言，而且是北京土语与北京官话混而用之，书序史上罕见。第二篇序言中，贺氏引述了圣热落尼莫（St.Hieronymusor St.Jerome，c.347-420）因好西赛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华美的文体（style）而在梦中为天主座下的天神鞭苔的历史名典，将之附会到《圣经》中译去，坚信唯有用乾嘉时代的北京俗语译经，方能显现天主托人写经的本意。因此《古新圣经》用北京俗语中译，可谓天主教“有意”用白话书写最明显的例子，也是《圣经》首度以中国通俗之语翻译的首例，可视为清末以前最重要的白话文书写成果，而且还是胡适所谓“有意”为之的白话文书写成果。
　　《中国和欧洲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古新圣经残稿（套装共9册）》开译于1790年代，但因属残稿，加以教廷传信部不准刊刻，所以不完全可以信仰文本视之。翻译行为本身的发光发热，才是《古新圣经》可以摆在中国语言史、中西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意义上看待的原因，而其重要性因此彰显愈甚。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尝谓“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我们或许可以稍转鲁迅之语，改为乾嘉朝因《古新圣经》开译，“中文世界始有意为白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