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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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误区——我观共和国之路林蕴晖著本书分战略转轨篇、探索悖论篇、拨乱创新篇,收录有关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论文22篇。 -
上海旧事沈宗洲,傅勤著当上海找回失落的自我再度崛起之际,世人对这颗“东方明珠”昔日的辉煌似乎备加关注。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经济必唱主角,人们对文化现象的研究举也每每与经济发展这股世界潮流关系密切。对此,上海不无苦涩的开埠史也在表明:谋求经济发展与经济利益始终是世界各国重大甚或占第一位的命题。 上海,永远比地理概念上的上海大得多。 -
新中国诞生实录庞松著本书作者以实录文笔完整地叙述了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诞生的历史过程,全书从两条线索展开。一方面,围绕建国,作者着力反映了国共两党展开的尖锐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斗争,深刻提示了国民党必败,中国共产党必胜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作者还着重描写了新中国缔造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刻画了共产党人海纳百川的政治胸怀,同时,也反映了各民主党派千流归海,精诚合作的决心。 -
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杜荣坤,何星亮,吴宏伟编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党的路线、方针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各级领导班子和一支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是改变哈萨克族面貌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初期,富蕴县很重视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并紧紧依靠他们和群众的联系,开展工作。实现区域自治后,干部的民族化和共产主义化是实施区域自治权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富蕴培养了一批哈萨克族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从县长直至基层政权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基本上都是哈萨克族干部。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富蕴哈萨克族地区着重抓了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中,主要抓各级党的建设和各级政权建设。在党的建设工作中,主要是结合县的实际情况,突出地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主要是抓了基层中功能不强,组织不健全,党员队伍老化问题;选拔思想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的党员担任支部领导;以三分之一的支部为重点,试行支委兼任其他组织的领导,切实加强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发展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牧民入党,以改善党员的年龄结构和层次结构;表彰先进党支部,以此鼓励基层党支部做好工作。上述措施,使富蕴县基层党支部状况有明显好转,核心领导作用、战斗堡垒作用有所增强。第二,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着力于形势教育,使党员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形势下,更加深刻认识中共的地位与作用。使党政干部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走向繁荣富强,从而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分裂主义。1990年,富蕴县举办党员干部、支部书记、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学习班12期,培训434人,1991年培训431人。各乡党校也积极开展培训工作,期间共举办学习班8期,1990年培训党员262人,1991年培训党员240人。第三,积极广泛深入地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第四,加强制度建设,明确责任,根据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精神,制订农牧区党支部工作职责等8个新制度。第五,从严治党,坚持治标治本相结合,综合治理。1985年至1986年,在全县进行整党,组织广大党员学习党纲、党章,进行对照检查,总结经验教训,使党员都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并采取分期分批办法,妥善处理少数不合格党员。通过整党,端正了党风,纯洁了组织,加强了党的建设,使党组织得到健康发展。第六,加强廉政建设。一是抓廉政制度的落实;二是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清理干部建私房;三是严肃查处违纪党员。第七,依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做好发展党员工作。据1987年全县统计,富蕴县有党组5个,基层党委9个,牧业党总支4个,支部142个,共有党员1552人,其中县级机关588人,农牧区有964人。1991年富蕴县新发展党员90名,其中少数民族66名,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40名,党员的结构和素质都得到改善和提高。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是富蕴县组织工作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在干部队伍建设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中央的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标准,以及中央关于使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要求,富蕴县致力于干部队伍思想政治素质的增强和工作能力的提高。一是选拔一批年富力强的党员到领导岗位上,不断改善中层领导班子的群体结构;二是以增强干部活力和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为目的,对部分副科级以上干部进行城乡交流和横向交流;三是通过不同方法提高干部的思想素质、文化知识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仅1991年就举办有262名干部参加的2期政治学习班,有206名干部参加的4期农业技术培训班,并派5名县级领导干部和13名副科级以上干部,赴南疆和内地考察学习,以开阔眼界,拓宽思路。在历届人代会上,富蕴县都民主选举新政府领导班子,选举一些德才兼备的干部到领导岗位上去。如1990年上半年,富蕴县进行县乡换届选举时,严格遵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按照任用干部的“四化”标准,选举配备好县、乡两级政府及各工作部门的领导班子。各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也注意选拔有一定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人员作领导,加强村级政权建设。1993年上半年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关系到全县各族人民群众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做好这项工作,对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加大改革力度,加快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时的情况是干部群众及人民代表思想浮动较大,认识不够统一,问题参差不齐。富蕴县委面对困难,紧密团结,齐心协力,抓住主要矛盾,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逐乡落实,逐人(代表)落实,在地委大力支持下,组织建设任务终于圆满完成。当年富蕴县共选举产生第十一届县人代会代表121名。在十一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选出的本届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负责人14人中,哈萨克族占8人,人大常委主任、县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等都是哈萨克族。这些由组织推荐和群众选举出来的各级干部,在工作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听取群众意见,努力把党的方针政策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各级政府领导,经常深入基层,深人群众,调查研究,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政府工作人员自觉接受人大和人民代表的监督,凡重大问题都要向县人大报告,向县政协通报,听取他们的意见和霆议,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都要做专题研究和派专人催办,并逐一予以答复,使各个阶层的人士都感到很满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富蕴县遵照邓小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示精神,在抓物质生产的同时,也紧紧抓精神文明建设,并取得显著成绩。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以努力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出发点,把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活动同传统道德教育相结合,广泛开展各項活动,努力造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牧民。多年来,富蕴县、镇和各乡三站(宣传站、广播站、文化站)、两室(文化室、广播室)、一校(政治技术文化学校),普遍开展以“理想纪律”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大力进行“四有教育”、“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近几年来,又在全县开展“三优一学”教育(优质服务、优良秩序、优美环境),积极开展争创“十星级文明户”、文明村和文明单位的建设活动,取得良好效果,使全县各族干部和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涌现出不少两个文明建设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1987年,富蕴县被自治区评为“自治区农牧业十年丰收先进县”,同时还被评为“自治州十年经济建设先进县”。1992年8月,在地区八城镇文明竞赛评审评比中,富蕴县库额尔齐斯镇以898分荣登榜首。当年,富蕴县被命名的文明单位已达38个,其中自治区级1个,地区级10个,县级27个。1989年发生政治风波时,富蕴县各族干部,立场坚定,观点鲜明,坚决同中央保持一致,坚守生产、工作和学习岗位,用实际行动回击动乱和分裂的阴谋。从1990年春开始,在全县掀起学习雷锋的高潮,通过广播、电视大力表彰在学雷锋活动中涌现出的好人好事,树立典型,宣传先进,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在争做“四有”新人活动中,涌现出许多动人的先进事迹。富蕴县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深入开展为农牧区开辟致富门路,为治旧变新,治愚变智,提供了有利条件。与加强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同时,在广大哈萨克族地区也抓了法制建设和检察、监察工作。1950年富蕴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相继建立了人民法院,当时的法院院长,由县长兼任。1954年,富蕴县又建立了人民检察院,院长由阿勒泰检察院直接派任。1957年,在富蕴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首次由人民代表选出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文革”期间,法院和检察院曾一度被军管。“文革”结束,两院恢复正常工作后,多年以来,在哈萨克族地区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和政府机关的廉政建设,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法治建设方面,广泛开展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尤其对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婚姻法、森林法、草原法、土地法、矿产资源管理法等,有针对性地进行反复宣传和教育。有计划地广泛开展普及法律知识教育,并加强了公安和司法工作,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厉打击刑事和经济犯罪分子。仅据1987年至1990年统计,检察院受理并起诉案件72件,逮捕案犯96名,对于影响较大的案件,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和定刑,不断树立干部和群众的法制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提高人们的政治思想素质。与此同时,富蕴县哈萨克族地区各级政府部门,也注意加强思想建设和廉政建设,坚决进行反腐败斗争。1980年,在富蕴县党代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共富蕴县法律监察委员会,政府各部门也制订了廉政公约和廉政措施,加强了廉政教育和监察。1988年5月,富蕴县成立监察局,并根据形势的需要,建立举报中心。至1990年,共接到群众举报80件,已调查处理22件,立案调查13件,结案给以处分的11件。受处分的副科级以上干部5名,打击了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违纪行为,弘扬了正气,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
郑和王佩云著郑和,1371年生于云南昆阳州(今昆明晋宁县)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原名马和,小字三宝,十一岁时在明太祖朱元璋发动的统一云南的战争中被俘进宫,后当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的近侍。1403年朱棣登基,史称明成祖。次年正月初一,朱棣念他有勇有谋,屡立奇功,便赐姓“郑”,改称郑和,并提拔为内宫太监,于永乐三年(1405年7月11日)率领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自1405年到1433年,漫长的28年间,郑和船队历经亚非三十余国,涉十万余里,与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 -
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薛振东编著本书是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之一。主要介绍了上海效县抗日武装斗争。在日伪严密控制的大城市上海周边,坚持八年敌后武装斗争,其复杂性和艰巨性是不言而喻的,无疑是一场空前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广大党员、干部、战士、效县的人民群众和爱国人士,英勇奋斗,前仆后继,无数中华儿女壮烈牺牲,表现出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为国献身的光荣传统,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永远值得人们的崇敬和怀念。 -
蛰伏与绵延唐军著<br>家族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实为一种最基本的结构单元:于国家,它形成为一种深入的统治制度形式;于大众,它构成了一种广泛的生活组织形式。故自殷周至民国,家族势力虽时遭贬抑,但家族的观念意识和结构组织却存续了三千余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然正式组织化的家族被清除殆尽,但非正式组织化的家族依然延续着其成长和发展的历程。可见,一个具有如此顽强生命力的社会单元必有其契合中国社会结构的特质,厘清它的生长脉络无疑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角度深化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结构性转变的认识。<br>作为一项社会学实地研究的成果,本文在对河北省P县的下冀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该村第一大家族——恽家作为重点的考察对象,通过解析1949年以来与村落社区及家族密切相关的重大的社会生活事件,描述并解释了家族行动的内容和特质及其对于家族的现实作用,进而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即经济建设、政治运动和文化革新复合而成的剧烈变迁的宏阔背景,概括说明了家族的生长历程和意义。<br> -
另一种目光的回望《老照片》编辑部编“另一种目光的回望”,呆以说是我们编辑出版《老照片》的初衷。无庸讳言,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站在被指定的位置上,用词样的目光来回望历史,繁复多变的历史,繁复多变的历史现象被归纳成了几条不容置疑的公式和一精确到每一个标点符号,的简单概念了解历史,原本是为了获得借签,少走一些弯路,也为了使我们自己活得更明白一些,而人为地把历史简单化,结果却适得其反。或许是诞生于世纪之交的缘故,《老照片》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老照片》以“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为已任,企望通过展示和解读老照片,告诉人们更多的历史真相,提供更多的回望历史的视角,以满足人们对拥有“另一种目光”的渴望。在《老照片》所承当的使命里,我们把给人们提供更多的视角看得尤为重要,因为,一个民族,只有当其能坦然地以多元的视角来面对一切的时候,才真的成熟了。与《老照片》的另一本精选集《百姓自己的历史》相比,这本结集应算是“宏大叙事”了,里面的内容,人们并不陌生,有许多是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共同经历过的“大事”。尽管如此,由于《老照片》是以自已的特的的观照方式“重回现场”的,或因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影像,或因提供了独到的视角仍给人以耳一新的感受。《老照片》里,对照片的“理性打量”有渐渐增多的趋势,这样一种变化,虽有编辑者的主导,但究其根源,却是人们对历史照片解读不断深化的心然结果,历史照片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直观的而我们对它的理解却不能仅仅停留在感性的层面,我们完全有理由从老照片这一前人留下的宝贵文化资源里,汲取更多的智慧,去面对未来。 -
上海抗战与国际援助杨元华《上海抗战与国际援助》力图全面、客观地记述了当年各国政府、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人华侨对上海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两次抗战的支持和援助。 -
大论争刘勇,高化民主编;卢子震[等]编写建国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论争及批判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斗争之激烈,简单粗暴无限上纲的“左”倾思潮之一度横行,伤痕恶果之累累,史所罕见。本书实录这段历史上35次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性、社会性论争,以及少数导致政治批判且影响巨大的学术、文艺论争,揭示与各次论争相联系的每一重大事件的内涵,揭示中国共产党自建国以来走过的曲折道路,是了解共和国风云的良好读物。本书既有对各次论争的全面概述和分折,更收录了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和研究参考资料,原汁原味,读来犹如身临其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