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主要收录的是日本港运业强掳的中国劳工的口述史。日本是个岛国，港口众多，战争中从中国和亚洲掠夺的粮食、煤、铁、橡胶等军用物资，都要经过港口运往日本。同时，日本在国外侵略作战所需的大量兵员、军事用品也需经港口装船运出。特别是战争后期，日本空运能力几乎丧失殆尽，海运非常吃紧。因港湾作业中，封建性的劳务关系和无限制的劳动时间、顶风冒雨的劳动条件以及毫无安全保障的劳动环境，使得日本码头工人奇缺。因此，从日本政府决定强掳中国劳工开始，港湾装卸作业便成为重点使用中国劳工的行业之一。最先所谓“试验移入”，就是从伏木港的港湾装卸业开始的。本卷收录了港运业94人的口述史，涵盖了港运业19个作业场。同时收录了被强掳到朝鲜、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12名劳工的口述史，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到日本在其他占领区强掳、奴役中国劳工的情况。

本书阐述了自秦汉到明清时期，我国古代国家机构的演变史。书中选取历代相沿，较有代表性的职官，分中央官与地方官两个系统进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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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诗写道：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工艺室中随意捏弄的软泥／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合身而又会变色的彩衣／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刀剑、甲胄、堡垒／也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可能为正、可能为负的数字游戏。历史是这样的吗？不！历史是有灵性、有尊严的，历史是人，人是历史，历史是人的良师和益友。纵然这些年来戏说历史风情万种，但我们对真实而鲜活的历史却情有独钟。这里隆重推出的“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依托文史资料这个著名品牌在史林独树一帜的资源优势，努力开拓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的特色，以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披露鲜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介绍历史风云人物的传奇经历和趣闻轶事，熔历史与人物于一炉，从敌、我、友各方的独特视角，荟萃世间百态，解读人世沧桑，记述了从封闭落后。战乱不断的旧中国走向光明的新中国的历程。这是一套由多套丛书组成的了解中国百年历史的别开生面的书系。本书前言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部出版的《反战兵士物语》一书已由张惠才、韩凤琴二同志译成中文，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高兴。这本书是1963年在东京出版的，距今已二十多年。书中所说的事情也都发生在40多年前，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是，今天读起来，依旧使人感到趣味盎然，很有意义。这本书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首先谈日本士兵在被俘以后走向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经过，其次讲到革命的保垒延安以及日本工农学校，再讲到觉醒了的日本友人如何在前线进行反战活动，最后部分是当时的资料。众所周矢占，自从明治维新以后，包括军人在内的日本人，从小就受到“皇道史观”的教育。日中友好协会前会长、日本的社会活动家黑田寿男先生在他的回忆录《在冰冻的土地上撒种》一书里曾写道：他出生于1899年，在他幼年时曾发生过日俄战争。当他八岁进小学时，听到的是清一色的军国主义赞美歌。一进小学，头一件事情，就是校长先生恭恭敬敬地宣读《教育敕语》。这个《教育敕语》是明治天皇在1890年10月发布的。其内容是称颂以皇道史观为中心的精神，以忠孝为家族国家的道德基准，还有军国主义思想。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它对日本国民道德观念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日本军人所受的教育是：“与其活着受囚虏的耻辱，不如死去当护国之鬼”，这里所说的“鬼”，实际上是“神”的意思。所以许多日本士兵被我军俘虏后相当长的时间，脑子里想的仍是逃跑或自杀。又因为他们看到，日本军队是用极其残酷的刑罚对付被俘人员，他们也害怕我军用同样刑法对待他们。因此十分不安。总之，日军官兵被我军俘虏之后，开始的表现是自暴自弃，悲观失望。1938年2月，被我一二O师三五九旅在山西同蒲路平社村车站俘获的铁路工人森健于同年8月到达延安后。对当时在延安的俘虏，进行了分析。他说：“当时在延安的日本俘虏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极其顽固，这些人不但不听从八路军的劝告，而且经常反驳。他们认为日本决不可能打败仗，他们不相信在战争期间，日本国内生活日益困苦。他们说：‘你们讲日本生活苦，八路军不是天天都吃小米吗？他妈的，吃来吃去就会变成长着翅膀的小鸟了。’因为在日本，小米只是喂鸟类的饲料。所以他们说怪话。这些人一边发牢骚，一边却满满地盛了两碗小米饭。第二类人是患思乡病，每到黄昏时分，就望着东边的天空。第三类人逐渐习惯于八路军的生活。被俘时的悲观失望情绪已经消失，感到前途的光明。”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改变了日本俘虏的思想感情呢？从他们自已写的文章看来，原因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俘虏在前线，看到日军到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于是他们便发生疑问。难道这就是日本军部所宣传的“大东亚共荣圈”吗？这就是“东亚新秩序”吗？纺织工人出身的渡边三郎看到八路军战士吃了一点倭瓜，便把钱留给当时不在家的主人。这样，日本军部所散布有关“匪贼”的造谣中伤也就不攻自破了。当日军向我军进攻时，渡边三郎亲眼看见日军在山下射杀、杀害抗日军民，而八路军某医院高个子的院长却吃力地背着负重伤的日本俘虏上山。这是一个多么明显的对照。不少日本俘虏从日常生活中体验到我军战士对他们的亲切关怀。大山光义的文章说，一名姓荆的年轻勤务员看护他，怕他吃生东西不好，因此连梨也煮熟了以后给他吃。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大山看见被日军雇佣的铁路工人同我军密切配合，使他认识到我军和群众之间真正是“鱼水之情”。新婚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即被征兵的山田医生写文章说，八路军的干部知道日本人喜欢洗澡，因此设法给他们做了澡盆，倒上热水让他们洗。杨勇司令员还特地看望他们，送给他们在当时十分难得的白糖。山田医生是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的，受过高等教育。在八路军内，他阅读了河上肇所著《贫乏物语》，以及《日本历史读本》、《列宁主义基础》和米汀所著《辩证法唯物论》等著作，促进了他的思想变化。在百团大战中受伤被俘的渡边俊夫住在晋西北的医院内治病，他说和他住在同房间的一二。师战士十分和气，这位战士自己是病人，还照顾渡边的起居。半夜他睡得好好的，渡边有事，把他叫醒，他也很愉快地帮渡边做事。渡边在文章中写道：“我从日本出发，和妈妈、哥哥、妹妹分手时，我都没有哭过，这次要到延安去，和这位战士告别时，不禁掉了眼泪。”文章中又说，当渡边知道，替他从延安城买来黄酱的是八路军的一位旅长，他感到十分不安。当他向这位旅长赔礼道歉时，旅长拍拍他的肩膀说：“没有关系，八路军和日本军不一样。”在本书中，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正是我军广大指战员亲切友好的态度，使日本士兵深受感动，促进他们觉醒起来，站在反对侵略、中日真正友好一方。最根本一条，就是我国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把脱去日军军服、放下武器的日本官兵，看作是自己的友人，是反对侵略者的战友。本书第二部分讲的是革命圣地延安。提起延安，人们经常联想起宝塔山下，延河之滨的日本工农学校。1940年以后，我军中的日本俘虏日益增多。各抗日根据地纷纷成立了日人反战组织。再加上这一年春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从苏联回到延安，长期在国外活动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也同时抵达延安。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开设一所对日本俘虏进行系统教育的专门学校。这在战争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办得到。经过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敌军工作部部长王学文的领导和努力，这个学校于1941年5月正式开学了。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该校结束时为止，前后在该校学习过的日本学员有数百人。其中多数人随野坂参三于1946年初返回日本，有少数人还留在东北工作了一个时期。他们在东北的工作是协助人民政府安顿数以万计的日本侨民。学校的教师是经过稼祥同志选择的，除了野坂参三亲自为学员上课外，还有王学文、李初梨、何思敬、廖体仁、赵安博、江右书等同志任教。去年2月不幸病故的王学文同志自15岁起（1910年）即留学日本，后来入京都帝国大学，师事日本著名教授河上肇，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十年代在上海，王学文同志曾经领导过日本友人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其他如李初梨、何思敬等同志也曾留学日本，是了解日本情况的。学校的课程有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时事问题、社会发展史等，全部使用日语讲解，对于高年级，野坂氏还给他们上日本问题、联共党史等课。除了上课之外，还组织学员讨论，题目是“为什么要打仗”，“这场战争对什么人有利”，以及日本有名歌人石川啄木的短歌，大意是“整天劳动、劳动，还是吃不饱饭．凝视着两只手”等等，主要是为了启发他们对战争的认识以及阶级觉悟。学员的生活全部由我军供应，学校的管理以及学员内部事务，由学员选出委员自治。学校有图书馆、俱乐部，为了照顾日本人的爱好，还为他们准备了棒球用具。宝塔山下，延河的河滩是天然的运动场。除了敌工部主办的“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学员是他们的友人之外，延安其他学校，如鲁艺、女子大学、陕北公学、民族学院的青年学生也和他们来往，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在延安还有一些事情是值得纪念的。1942年8月，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代表共50多人，包括了华北侵华日军将近20个部队。在会议中，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代表不仅揭露了侵略军对我国人民的种种暴行，也揭露了日本军队内部长官虐待、压迫士兵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他们根据日本士兵的切身要求，提出一些有关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口号。例如：“不要虐待士兵”，“不准打耳光”，“让我们吃饱饭”等等，这些要求看来平淡无奇，但是在当时却很有针对性，是可以鼓励日本士兵起来斗争、削弱日军的士气和战斗力的。另一个是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合并成“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不仅在组织上统一了反战团体，同时也加强了反战活动。本书第三部分是日本反战同盟员在战场上所进行的反战活动。他们在我军配合下，向敌军喊口号、发传单、打电话、写信、送慰问袋等等，日本友人已经意识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早日实现和平，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日本人民的利益。日本友人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据本书《概况》中叙述，从1941年到1948年，由于在战场上进行反战活动而牺牲的，知道姓名的就有25人，但实际上远不止此数。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40年。中国、日本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日关系也有极大变动。但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和我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建立中日友好而奋斗的日本友人的努力，仍然是值得我们怀念的。王学文同志在《回忆王稼祥》一书中指出：“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对敌军工作的政策是成功的，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我们释放回去的日俘，百分之九十九都说中国党的好话。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少有的。”1986年3月

本书人物，始于1840年，迄至当今。凡其业绩见于1949年后者不入，座于1840年稍前者，若与近代史有关联的，由酌收入一二。共14165人。所收人物，包含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药卫生、新闻出版、文学艺术及书画篆刻、鉴赏藏书、实业、实业、宗教各界，并及清代帝王与有关的历史人物。陈玉堂老先生以花甲之年，独力撰写了本书，成书三百万字，其网罗人物之众，搜求史料之富，为同类著作中所仅见。尤以书后之字号索引，一检即得，此乃它书所无法与之相比的。该书原本面向文史学界，颇受青睐，孰料又被收藏界、文物公司等视作必备之工具书，亦成为拍卖行业不可缺的参考书。被誉为“一部百年来的社会缩影之独特辞典”、“填补了我国学术研究工具书林之空缺”；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二等奖”、“浙江树人出版奖提名奖”、“浙江省版协优秀图书一等奖”和国家级出版奖的“第八届中国图书奖”。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像一块大磁石，吸引着海内外青年，投进革命的洪炉里，锻炼成无产阶级坚强的战士，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菲律宾，我就向往延安，像游子怀念母亲，希望早日...

本书成稿于1946年，真实地记录了衡阳保卫战的情况。包括前言、闻警、出发、衡阳一瞥、军民花絮、构工、战斗三部曲、战场趣拾等11章。

40年代，日本侵略军曾在广州南石头难民所使十万粤港难民死于细菌战，所以可以把它称为东方奥斯威辛，本书以大量的图片与配文对这次暴行进行了历史的考察与追诉，以大量的史实对日军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批判，是一本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大型图册。

1949年是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一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揭开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本书选取不同年龄、不同倾向并作出了不同选择而各有其重要影响的十四位著名知识分子，包括学者梁漱溟、胡适、宋云彬、夏承焘、浦江清，金融家陈光甫，科学家竺可桢，作家沈从文、胡风、包天笑，出版家张元济，报人徐铸成和诗人革命家柳亚子，作家兼文化工作领导人夏衍，通过他们在1949年的日记、书信、回忆等最能袒露心迹、折射历史的文字与口头资料，真实地记录了五十五年前那个大变动时代的脉搏，使许多生动的细节、曲折的过程和未曾披露的真相一一呈现在今天读者面前。十四位人物之后还有两篇专文，同样通过私人记录，分别再现了1949年一批知识分子名人应召北上和参加开国大典的情景。经过作者辛勤搜罗、精心耙梳出来的这些带有非凡生命个体的体温的历史，让我们看到风卷残云的大潮和来之不易的胜利所带来的万千气象与人心所向，看到面临大变革大动荡所引发的欢乐与哀愁、憧憬与彷徨以及艰难的选择与深邃思虑……这是一部可读可信、可圈可点的鲜活之书，也是新世纪学人深入时间隧道，透视历史本来面貌的一次之旅。作者简介：傅国涌，1967年1月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毕业于温州教育学院，曾在中学任教。1999年开始写作，以历史随笔为主，在《书屋》《随笔》《读书》等10余家报刊发表100多万字。文章曾多次被转载，并入选《大学人文读本》、《2002中国年度最佳随笔》《2003中国年度最佳随笔》、《2002年中国随笔年选》、《2003年中国随笔年选》、《2002年杂文精选》、《2003年杂文精选》等。著有《金庸传》、《走近叶公超》、《笔底波澜：：百年言论史的一种读法》等。目录：前言张元济：“及身己见太平来”“当前困难正多，此时且慢庆祝”“难于应召”的理由有五条之多陈云登门造访才定计应召老“商务”遇到新问题昔日同人，今朝显要为学者傅湘困境陈情向毛泽东当面进言，应令下情上达“我国幸有统一之文字，万万不宜自毁”“香港正在肘腋，正宜善为利用”为私事耗用公款，“断不能从命”包天笑：“我不煮豆总思家”相思如炽炭，寸寸尽成灰翻天覆地，风雨飘摇巨变之际民生维艰动荡中不忘读书“中国人正天天过愚人节”陈光甫的彷徨金融巨子、社会闻人：：两党争夺的对象策划进退、煞费苦心对共产党心存疑虑，但相信“当非轻狂之徒”对曾经支持过的国民党政府深深失望不当李宗仁首选的和谈代表主要出于个人考虑，但也受到朋友圈的影响在香港默默注视着大陆局势的变化“以所能换所需方可存在”为什么滞留香港，不愿北上？一桩银行业务惊动几位重要人物柳亚子的“牢骚”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孙有光的破解还有疑问和漏洞认为自己在民革中受排挤而产生不满“看见不顺眼的事情太多”是诗人，不是政治家宋去彬好言相劝“无事忙”贾宝玉政协会议期间还向夏衍抱怨竺可桢的选择“根株浮沧海”：胡适的哀伤梁漱溟在动静之间宋云彬不失书生本色夏承焘：“花事今年看斩新”夏衍：从“不习惯”到“习惯”胡风：“时间开始了”沈从文的“疯”浦江清：“西山爽气朝来异”徐铸成：“祖国的变化真大”知北游日记中的开国盛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