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1899—1988）原名汇曾，笔名方峻峰。湖北黄冈人。1918年入北京大学法科学习，1922年毕业以后任安徽省立法政学校教员。1924年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五卅运动中任上海中学生校武汉分校教官、中央独立师军法处处长、《党军日报》主编等职。1926年后，先后在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28年在上海与周佛海等主编《新生命》月刊。1934年组织“食货学会”，出版《食货》杂志。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8月参加汪伪国民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任“中央党部”宣传部长。1940年到香港披露了“日汪密约”的内容。1942年到重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五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为蒋介石代笔撰写《中国之命运》。后任《中央日报》主编，主办“月刊”，兼蒋介石私人秘书。1947年以后曾任国民党宣传部次长、中央委员。1949年到台湾，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中央时报》总主笔、《中央日报》董事长、国民党中央委员、常委、中评会委员等职。1988年于台湾逝世。

本书是一本史学专著，共收集了13篇文章，内容涉及辛亥革命之直隶革命史，近代直隶革命史，近代直隶的农村经济、工商企业、工人运动，河北人民革命斗争史，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河北的重要活动，毛泽东同志对河北公社化初期活动的调研指导，以及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

《马仲英逃亡记》（原名《大马的逃亡》），是瑞典人斯文·赫定的著作，1935年以瑞典文在斯德哥尔摩第一次出版。出版后不久，就被译为英文、德文、日文等。斯文·赫定（1865—1952），出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举世闻名的探测家。在50年的探测生涯中，曾游历了高加索、西南亚、中亚等地区。本书《马仲英逃亡记》是作者的亲历记，是根据他当时的日记整理成文的。因此，内容真实可信，形象具体，所涉人物、时间和地点准确无误。对我们研究西北现代史、民族史和新疆地方史，特别是研究“盛马之战”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另外，书中对当时新疆的社会状况，风土民俗，道路交通和自然地理等方面，也有详细的记载。

由著名的作家周一良编写，是其第四卷，主要介绍了日本史和中日文化的交流方面的知识。其中有日本仿中国戊戌变法的「明治维新」、对「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明治维新中产生的一些问题都作为详细的分析。然后本书着重介绍了从唐化就开始的中日文化的交流，介绍了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等等，相信本书定将让读者更了解日本，对中日文化的交流的更好发展有所帮助。

本书主要是对佛教史与敦煌学的介绍。书中主要是以唐代（密宗）即公元618-907年为主，介绍早期中国佛教中的密宗、赞宁及其材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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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积五十年治学研究之重要成果。着重论述战国时期从分裂割据走向统一，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和发展……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积五十年治学研究之重要成果。着重论述战国时期从分裂割据走向统一，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和发展，真实地再现了战国时代风云变幻、剧烈变革、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历史与社会状况，是战国史研究的扛鼎之作。

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早慧却也早逝的史学家。当他还未是满十八岁的中学生时，就因在著名的《学衡》上对"梁启超"才"证老子之失"提出驳难受到梁氏的常识与学界的注目，而他也不掩饰他的目无余子，曾在后来慨叹自梁之后，史学益衰，"不学无术之人因缘时会，凭藉结纳，亦且披猴冠而登坛坫焉"，盼望能够早日改观，并为之奋斗一生。李书是张荫麟受聘为高中所编的教科书，为此他向清华告假两年，放弃教职，一心撰述。著者特别留意于材料的精审与文学的畅达。由于他治史强调从作长编入手，因而每能取精用弘，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抓住最有意味的关节，提取最为典型的事例；由于他具有通？傅恼苎в肷缁嵫У难酃猓蚨磕馨盐绽肥录氖抵剩傧掷啡宋锏男愿瘛Ｕ怯辛苏庋岷竦母妫员臼楸甘苈壅叱频赖奈淖稚⒁巳胧さ奶氐悖棵渴窃醋杂谥咦阋匀⌒庞谑妨值纳羁倘鲜叮皇强课颐峭ǔ＜吡说难傲酥种荒苋〕栌谟怪诘那潮∴逋贰？

近代军阀肇端于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八大军阀中，袁世凯当了洪宪皇帝，段祺瑞恋权而不贪财，吴佩孚最讲“道义”誓不当汉奸，张作霖虽讲“良心”而死于日军之手，孙权芳有纵横之才，终又死在佛门，还有精于应对周旋的阎锡山，出身草莽的韩复榘，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梁启超：“军阀之为政，以刚强自喜，而结果也，必陷于优柔而自亡。外强中干，上刚而下柔。是其征也。”陈独秀：“军阀……（是）那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军阀。”谭平山：“我们的国家，变成军人专有的国家；我们的政治，变成军人独擅的政治了。所以军人在社会上，握了一种特殊的势力，成了一种特别的阶级，组织了一种特别的系统，这就是叫做‘军阀’。”胡适：“其实中国哪有军‘阀’可说，只有军人跋扈而已。北京学生奋臂一呼而武人仓皇失措，这便是文治势力的明例。今日文治势力所以失其作用者，文治势力大都已走狗化，自身失掉其依据，只靠做官或造标语吃饭，故不能澄清政治镇压军人了。……二十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费正清：“军阀们制造的分裂和混乱正好为思想的转折与反传统倾向流传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在那些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将以什么方式实现现代化和富强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它也部分地是对军阀统治的罪行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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