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55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昔日积弱积贫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转变，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创造了举世震惊的人间奇迹。5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防力量日益强大；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科技、教育、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已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并且正在向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大步迈进。这是全国人民励精图治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新中国55年的建设史，尤其是改革开放25年的发展史，谱写了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篇章，必将永远彪炳于中华民族的壮丽史册。新中国55年的光辉历程，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一部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像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要想实现民族振兴，只能选择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事实证明，这个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性选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生和前程，铸就了光荣与辉煌。当然，前进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要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下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艰苦的认识和实践过程。而面对许多棘手的难题，我们也犯过错误，遭受过曲折。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规律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中国55年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只要我们坚持发展和创新相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将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

本书第一次详细论述了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先后扶植的三届伪政权，即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暨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汪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暨伪“南京特别市政府”，论述了这些伪政权产生的背景、过程、功能及日本当局对它们的严密控制。日本内阁陆相杉山元曾指令侵华日军，应“严格去掉占领敌国的观念，政治机关要由居民自主产生”——这就是日本的“以华制华”殖民政策。本书指出，南京的伪政权是日本实施“以华制华”政策的典型表现。这些伪“政府”尽管表面上也具有一般政府的形式上的内容，如有自己的政府机构与行政系统，有自己的官员队伍与军队、警察等，但是这些“政府”的关键与本质在于，从它的产生到它的存在，都是依靠日本的武装入侵与军事占领，它的成员与组成都听命于日本当局，它的最主要功能就是服务于日本“以华制华”的政策与利益，它必须事事、时时听命于日本而不能有任何实质上的反对，也不能有任何自己的主见，而一旦日本当局改变主意或日本当局垮台，这些“政府”也就会立即消失或垮台，如同1938年3月28日《大公报》社评《汉贼不两立》所言：“凡是一个政府，必须具有独立的意志，完整的权力。这些伪组织则是毫无意志、毫无权力而完全听从敌人操纵指挥的傀儡。”本书指出，在日本侵华战争初期，在日军于1937年年底进攻南京前后，“日机的轰炸与袭击与日军的破坏，使整个南京的工商业损失达80％”，“南京重要的大、中型工厂损失91家，占原有工厂数的80％以上”。1938年以后，“日本当局为了摆脱困境……在经济上，不得不做好对华长期战争的打算与部署，改变战争初期的疯狂破坏与公开抢掠政策，实施‘以战养战’的新经济政策。……一方面通过伪政权允许甚至鼓励中国的部分中小工厂、商店复业，安排一些中国职工就业，允许甚至支持伪政权开展一些有关经济的活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向伪政权及各重要经济部门派驻大量的日本经济顾问，控制与监督伪政权的经济活动；通过与伪政权签订种种不平等的条约、协定，取得在中国占领区的经济特权；控制中国占领区的具有战略价值的重要工业、交通、矿山等企业；长期而全面地搜刮中国占领区的各种物资”。本书以大量篇幅具体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工、农、矿、交通、码头、商贸以及财贸金融等方面的掠夺情况。本书详细地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对南京地区文化古迹的破坏以及对图书典籍、文物标本的掠夺。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对南京历史文化古迹与图书文物的破坏与劫掠是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组成部分，或称之为对南京的‘文化大屠杀’，而且它比南京大屠杀历时更长。一位正直的日本学者指出：‘图书的掠夺是领土掠夺的扩展，是对他民族的生命和财产掠夺的重要构成部分。’”本书还指出：“日本当局将从南京等地劫掠的图书、文物中的精华部分运回了日本，直到战后都没有归还给中国，形成了又一个重要的战争遗留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北新民主革命史，在全国新民主革命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湖北这块热土上工作过、战斗过，给湖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以极大的鼓舞。

本书作者1977-1980年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同志的秘书，由于工作原因，近距离地接触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些高层决策过程。在本书中，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对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前的背景、会议期间的进展，以及会议文件的形成等三个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重点叙述了会上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个别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真理标准的问题、中央人事安排问题的讨论，特别是邓小平“主题报告”的形成情况。既具有宏观的历史高度，又不乏微观的历史细节，有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意义。

这是一部两人口述的成长史。口述者带着重新审视历史、反思既往的目光，向读者展现了形形色色革命下的社会图景和青年人的激情与迷茫。因其摒弃非黑即白的刻板模式而生动感人，令读者感慨和深思。这部书对于“文革”及其前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研究，是难得的口述历史资料亦是研究成果。这本书以两个生长于毛泽东时代红色大院女性对话的方式展现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作者叶维丽（及合作者马笑冬）“长大成人”过程中的重要历练。此书视角新颖，内容十分吸引人，具有别具一格的原创性。是一本非常坦诚、深入探究问题的、十分有见地的作品。

《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修订版）》共收集了114篇“老三届”人的文章（上编）和41篇社会各界人士谈“老三届”的文章（下编）。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见解，除了在文字上作修改外，十分尊重原文的旨意（有的篇章具有史料的价值）构成了立体的评述和真实的展示。“老三届”指1966年、1967年、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这是由当代中国特殊历史造就的一群，这是当代中国特殊的一群。“老三届”人的命运轨迹不正是当代中国命运的轨迹吗？所以，顺沿“老三届”人的道路，即从这代人的遭际出发去看当代中国的变迁，或许能够对十七年教育、“文化大革命”（包括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获得新的研究视角和感悟，以至我要说：阐说昨天，更是为了告诉今天和明天。

共和国史上那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从文教领域首先发动的，清华大学作为高校的重中之重首当其冲。本书作者刘冰原是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亲身经历了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并因其所处的地位而深受冲击`。十年中，刘冰等人三次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反映清华大学“文革”的一些错误做法以及“四人帮”的倒行逆施。1975年8月和10月刘冰等人告发迟群、谢静宜的两封信被毛主席批为“矛头是对着我的”，这使清华大学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处于风口浪尖上，刘冰等人也被打为“右倾翻案的急先锋”。本书是作者本着对历史及未来负责的态度，对清华大学及整个教育界那段特殊历史的记录。

本书包含了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力图纵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个发展阶段和不同道路，阐明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揭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现代化的畸形状态和难以获得真正成功的一般规律；论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向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又从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性。全书按时间序列分为三卷——第一卷《提前与准备》1911年之前传统经济的发展；第二卷《启动与抉择》：1912年至l949年10月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启动和艰难发展；第三卷《改道与腾飞》：1949年10月至200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道路转变。本书版本采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本书提纲挈领地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55年的辉煌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曲折历程、辉煌成就和惨痛教训；重点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探索，最终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的历程。本书版本采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

《人民记忆》其实是一部国民集体记忆的编年史。作者采用纪实的笔法，选取1946~1996年这50年时间段，一年一篇，每篇撷取一个主题词或灵魂语，夹叙夹议，深入浅出，或评或讽，或褒或抑，追忆凡人凡事，凸显历史本相。以人民的名义，如实记录近50年中国所经历的风雨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