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成稿于1946年，真实地记录了衡阳保卫战的情况。包括前言、闻警、出发、衡阳一瞥、军民花絮、构工、战斗三部曲、战场趣拾等11章。

本书根据湖南抗日战争时期所发生的史实（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按中国传统的“编年体”史学体裁编篡成。本书通过史实，真实、客观、具体反映了湖南抗日战争的历程，是通过史实了解、研究湖南抗日战争的读物。

本书反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所走过的光辉历程。

本书作者关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论集。以胡适、钱穆、陈寅恪等20世纪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为中心，探讨在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深刻现代危机中，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承担者是如何自觉地在矛盾中奋力前行，在蜕变中进行现代转化，在吸收其他文化精粹的同时担当起民族文化熔铸的历史使命。作者自云，自早年进入史学领域后，一直构想在西方文化系统对照之下去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无论西方的或中国的传统，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演进而成，中间经过了许多发展的阶段。而且文化传统也不是一片未凿的浑沌，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到思维方式等，都必须一方面分途追溯其变迁的轨迹，另一方面综观各部分之间的互相联系。”基于以上的考虑，余英时认定只有通过历史的研究，才能使后人获致有关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认识，而这种史学研究，必须要以现代的特点。余英时认为，当前以寻找文化特色为目标而进入中国史研究领域，只能作为一个基本的假设，而不能随时在专题研究中对它提出具体的解答。“在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古老文明中，中国的文明体系独以长期的持续性显其特色。这一点现在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大致无可怀疑。所以仅就文字记载的历史而言，中国至少从商、周以来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传统，一直绵延到今天。在这三千多年间，变化起伏虽然大而且多，但中国史的连续性与欧洲史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所以中国与欧洲各自沿着自己的历史道路前进，无论从大处或小处看，本来应该是不在问题的。我们只要以此为基本预设，然后根据史料所透显的内在脉络，去研究中国史上任何时代的任何问题，其结果必然是直接呈现出中国史在某一方面的特殊面貌，因而间接地加深我们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认识。”余英时认为，在现代中国，建立以上的史学研究共识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中国学人对西方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已经全盘接受，乃至于崇拜。理论上的“西方中心化”和实践中的“西方典型化”构成了中国史研究中的主流意识。但他同时也认为，随着时间的推演，实证主义、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论都在逐步退潮之中，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传统”，终于会成为史学研究的基本预设之一。

本卷主要收录的是日本港运业强掳的中国劳工的口述史。日本是个岛国，港口众多，战争中从中国和亚洲掠夺的粮食、煤、铁、橡胶等军用物资，都要经过港口运往日本。同时，日本在国外侵略作战所需的大量兵员、军事用品也需经港口装船运出。特别是战争后期，日本空运能力几乎丧失殆尽，海运非常吃紧。因港湾作业中，封建性的劳务关系和无限制的劳动时间、顶风冒雨的劳动条件以及毫无安全保障的劳动环境，使得日本码头工人奇缺。因此，从日本政府决定强掳中国劳工开始，港湾装卸作业便成为重点使用中国劳工的行业之一。最先所谓“试验移入”，就是从伏木港的港湾装卸业开始的。本卷收录了港运业94人的口述史，涵盖了港运业19个作业场。同时收录了被强掳到朝鲜、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12名劳工的口述史，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到日本在其他占领区强掳、奴役中国劳工的情况。

又一次，长城眼睁睁看着日本强盗的铁蹄漫过了自己历经沧桑的身躯。又一次，古老的长城见证了中国军队对侵略者的英勇抵抗。见证了中国人民不甘屈辱的民族精神。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是燕山山脉的长城各关口及附近的制高点，因此这次作战被称为“长城抗战”。1933年初，日本攻占山海山、热河之后，又进一步向长城沿各军事要口发起进攻。又一次，长城眼睁睁看着侵略者的铁蹄漫过了自己古老的身躯。中国军队进行了抵抗。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是燕山山脉的长城各关口及附近的制高点，因此这次作战被称为“长城抗战”。因南京政府态度消极，守军难抵日军凶猛攻势，他们惟一可依赖的是千百年前古人留给他们的城墙，此役尽管以失败告终，但爱国官兵们的长城抗战壮举是一个军队为民族、为个人争生存的信念的体现，是古老的长城精神再一次显现，也为此后的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让我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和他们的英名！《图片中国抗争丛书》，用大量真实的现场照片，铭刻中国军民14年抗战的光辉历史，以缅怀先烈，激励后人。目录：序言长城与中国抗战第一章战前态势野心由来已久打开华北的大门军力对比30比5战争阴云第二章战况总览作战序列张学良布防榆关告急热河沦陷张学良下野何应钦调兵遣将长城各关口交火签订《塘沽协定》第三章首战榆关长城抗战第一枪洒尽鲜血民怨沸腾第四章轻失热河日军集结张学良指挥不战而得承德占领了赤峰城热河全省沦陷张学良下野第五章鏖战喜峰口华北之屏障杰出的将帅何基沣笑傲沙场赵登禹夜袭日军大刀神威重创日军短兵之威第六章激战古北口关口古道粮饷匮乏部署混乱古北口总政血洒疆场第七章血战冷口清水明月关惟一的进攻战构筑阵地工事兵力“一”字儿排开被迫后撤第八章胜败得失

太原会战包括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和太原保卫战，它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会战。《图片中国抗争丛书》，用大量真实的现场照片，铭刻中国军民14年抗战的光辉历史，以缅怀先烈，激励后人。目录：序言兵家必争之地战略要地兵家的必争之地第一章战前态势阎锡山的抉择日本人的企图板垣的山西“情结”中国军队在华北的部署提前引爆太原会战第二章战况总览一触即发平型关战斗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第三章平型关大捷板垣看准了平型关阎锡山临时变阵毛泽东深谋远虑115师血战平型关板垣首遭重创打折扣的战果八路军一鸣惊人第四章忻口血战得天独厚的忻口双方企图毛泽东未雨绸缪外围争夺敌后和翼侧破袭忻口血战国人痛悼四英烈第五章娘子关激战京晋咽喉——娘子关敌对双方战略思路黄绍的“无米之炊”17师血战旧关八路军129师的积极行动第六章太原保卫战作战会议上的分歧守城部署捉襟见肘惨烈的城墙争夺战弃城撤退第七章战果评析平型关大捷意义深远国共密切合作的典范取得战略主动权总结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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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诗写道：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工艺室中随意捏弄的软泥／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合身而又会变色的彩衣／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刀剑、甲胄、堡垒／也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可能为正、可能为负的数字游戏。历史是这样的吗？不！历史是有灵性、有尊严的，历史是人，人是历史，历史是人的良师和益友。纵然这些年来戏说历史风情万种，但我们对真实而鲜活的历史却情有独钟。这里隆重推出的“中国百年百部文史珍品”书系，依托文史资料这个著名品牌在史林独树一帜的资源优势，努力开拓历史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的特色，以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披露鲜为人知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介绍历史风云人物的传奇经历和趣闻轶事，熔历史与人物于一炉，从敌、我、友各方的独特视角，荟萃世间百态，解读人世沧桑，记述了从封闭落后。战乱不断的旧中国走向光明的新中国的历程。这是一套由多套丛书组成的了解中国百年历史的别开生面的书系。本书前言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部出版的《反战兵士物语》一书已由张惠才、韩凤琴二同志译成中文，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高兴。这本书是1963年在东京出版的，距今已二十多年。书中所说的事情也都发生在40多年前，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是，今天读起来，依旧使人感到趣味盎然，很有意义。这本书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首先谈日本士兵在被俘以后走向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经过，其次讲到革命的保垒延安以及日本工农学校，再讲到觉醒了的日本友人如何在前线进行反战活动，最后部分是当时的资料。众所周矢占，自从明治维新以后，包括军人在内的日本人，从小就受到“皇道史观”的教育。日中友好协会前会长、日本的社会活动家黑田寿男先生在他的回忆录《在冰冻的土地上撒种》一书里曾写道：他出生于1899年，在他幼年时曾发生过日俄战争。当他八岁进小学时，听到的是清一色的军国主义赞美歌。一进小学，头一件事情，就是校长先生恭恭敬敬地宣读《教育敕语》。这个《教育敕语》是明治天皇在1890年10月发布的。其内容是称颂以皇道史观为中心的精神，以忠孝为家族国家的道德基准，还有军国主义思想。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止。它对日本国民道德观念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日本军人所受的教育是：“与其活着受囚虏的耻辱，不如死去当护国之鬼”，这里所说的“鬼”，实际上是“神”的意思。所以许多日本士兵被我军俘虏后相当长的时间，脑子里想的仍是逃跑或自杀。又因为他们看到，日本军队是用极其残酷的刑罚对付被俘人员，他们也害怕我军用同样刑法对待他们。因此十分不安。总之，日军官兵被我军俘虏之后，开始的表现是自暴自弃，悲观失望。1938年2月，被我一二O师三五九旅在山西同蒲路平社村车站俘获的铁路工人森健于同年8月到达延安后。对当时在延安的俘虏，进行了分析。他说：“当时在延安的日本俘虏可以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极其顽固，这些人不但不听从八路军的劝告，而且经常反驳。他们认为日本决不可能打败仗，他们不相信在战争期间，日本国内生活日益困苦。他们说：‘你们讲日本生活苦，八路军不是天天都吃小米吗？他妈的，吃来吃去就会变成长着翅膀的小鸟了。’因为在日本，小米只是喂鸟类的饲料。所以他们说怪话。这些人一边发牢骚，一边却满满地盛了两碗小米饭。第二类人是患思乡病，每到黄昏时分，就望着东边的天空。第三类人逐渐习惯于八路军的生活。被俘时的悲观失望情绪已经消失，感到前途的光明。”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改变了日本俘虏的思想感情呢？从他们自已写的文章看来，原因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俘虏在前线，看到日军到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于是他们便发生疑问。难道这就是日本军部所宣传的“大东亚共荣圈”吗？这就是“东亚新秩序”吗？纺织工人出身的渡边三郎看到八路军战士吃了一点倭瓜，便把钱留给当时不在家的主人。这样，日本军部所散布有关“匪贼”的造谣中伤也就不攻自破了。当日军向我军进攻时，渡边三郎亲眼看见日军在山下射杀、杀害抗日军民，而八路军某医院高个子的院长却吃力地背着负重伤的日本俘虏上山。这是一个多么明显的对照。不少日本俘虏从日常生活中体验到我军战士对他们的亲切关怀。大山光义的文章说，一名姓荆的年轻勤务员看护他，怕他吃生东西不好，因此连梨也煮熟了以后给他吃。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大山看见被日军雇佣的铁路工人同我军密切配合，使他认识到我军和群众之间真正是“鱼水之情”。新婚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即被征兵的山田医生写文章说，八路军的干部知道日本人喜欢洗澡，因此设法给他们做了澡盆，倒上热水让他们洗。杨勇司令员还特地看望他们，送给他们在当时十分难得的白糖。山田医生是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的，受过高等教育。在八路军内，他阅读了河上肇所著《贫乏物语》，以及《日本历史读本》、《列宁主义基础》和米汀所著《辩证法唯物论》等著作，促进了他的思想变化。在百团大战中受伤被俘的渡边俊夫住在晋西北的医院内治病，他说和他住在同房间的一二。师战士十分和气，这位战士自己是病人，还照顾渡边的起居。半夜他睡得好好的，渡边有事，把他叫醒，他也很愉快地帮渡边做事。渡边在文章中写道：“我从日本出发，和妈妈、哥哥、妹妹分手时，我都没有哭过，这次要到延安去，和这位战士告别时，不禁掉了眼泪。”文章中又说，当渡边知道，替他从延安城买来黄酱的是八路军的一位旅长，他感到十分不安。当他向这位旅长赔礼道歉时，旅长拍拍他的肩膀说：“没有关系，八路军和日本军不一样。”在本书中，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正是我军广大指战员亲切友好的态度，使日本士兵深受感动，促进他们觉醒起来，站在反对侵略、中日真正友好一方。最根本一条，就是我国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把脱去日军军服、放下武器的日本官兵，看作是自己的友人，是反对侵略者的战友。本书第二部分讲的是革命圣地延安。提起延安，人们经常联想起宝塔山下，延河之滨的日本工农学校。1940年以后，我军中的日本俘虏日益增多。各抗日根据地纷纷成立了日人反战组织。再加上这一年春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从苏联回到延安，长期在国外活动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也同时抵达延安。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开设一所对日本俘虏进行系统教育的专门学校。这在战争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办得到。经过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敌军工作部部长王学文的领导和努力，这个学校于1941年5月正式开学了。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该校结束时为止，前后在该校学习过的日本学员有数百人。其中多数人随野坂参三于1946年初返回日本，有少数人还留在东北工作了一个时期。他们在东北的工作是协助人民政府安顿数以万计的日本侨民。学校的教师是经过稼祥同志选择的，除了野坂参三亲自为学员上课外，还有王学文、李初梨、何思敬、廖体仁、赵安博、江右书等同志任教。去年2月不幸病故的王学文同志自15岁起（1910年）即留学日本，后来入京都帝国大学，师事日本著名教授河上肇，钻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三十年代在上海，王学文同志曾经领导过日本友人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其他如李初梨、何思敬等同志也曾留学日本，是了解日本情况的。学校的课程有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时事问题、社会发展史等，全部使用日语讲解，对于高年级，野坂氏还给他们上日本问题、联共党史等课。除了上课之外，还组织学员讨论，题目是“为什么要打仗”，“这场战争对什么人有利”，以及日本有名歌人石川啄木的短歌，大意是“整天劳动、劳动，还是吃不饱饭．凝视着两只手”等等，主要是为了启发他们对战争的认识以及阶级觉悟。学员的生活全部由我军供应，学校的管理以及学员内部事务，由学员选出委员自治。学校有图书馆、俱乐部，为了照顾日本人的爱好，还为他们准备了棒球用具。宝塔山下，延河的河滩是天然的运动场。除了敌工部主办的“敌军工作干部学校”的学员是他们的友人之外，延安其他学校，如鲁艺、女子大学、陕北公学、民族学院的青年学生也和他们来往，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在延安还有一些事情是值得纪念的。1942年8月，召开了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代表共50多人，包括了华北侵华日军将近20个部队。在会议中，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代表不仅揭露了侵略军对我国人民的种种暴行，也揭露了日本军队内部长官虐待、压迫士兵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他们根据日本士兵的切身要求，提出一些有关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口号。例如：“不要虐待士兵”，“不准打耳光”，“让我们吃饱饭”等等，这些要求看来平淡无奇，但是在当时却很有针对性，是可以鼓励日本士兵起来斗争、削弱日军的士气和战斗力的。另一个是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合并成“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不仅在组织上统一了反战团体，同时也加强了反战活动。本书第三部分是日本反战同盟员在战场上所进行的反战活动。他们在我军配合下，向敌军喊口号、发传单、打电话、写信、送慰问袋等等，日本友人已经意识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早日实现和平，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日本人民的利益。日本友人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据本书《概况》中叙述，从1941年到1948年，由于在战场上进行反战活动而牺牲的，知道姓名的就有25人，但实际上远不止此数。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40年。中国、日本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日关系也有极大变动。但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和我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建立中日友好而奋斗的日本友人的努力，仍然是值得我们怀念的。王学文同志在《回忆王稼祥》一书中指出：“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对敌军工作的政策是成功的，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我们释放回去的日俘，百分之九十九都说中国党的好话。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少有的。”198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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