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全面阐述这一阶段中苏关系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共推出三部专著：第一部阐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中苏关系；第二部阐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中苏关系。第三部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苏联解体期间的在苏关系。这三部专著在时间和内容上相互街接，独立成书。本书前半部分以两国关系为主线，两党关系为辅线，由于从1947年下半年中共已上升为国内形势发展的主导力量，苏联也开始将对华政策的重心转移到中共方面，中苏两党关系已经成为制导两国关系的主要动力，因而后半部分以两党关系为主线，以国家关系为辅线。本书的基本内容就是循着以上线索逐步展开的。本书用了大量篇幅阐述东北问题。这是因为，东北是战后国、共、苏三方角逐的焦点，东北问题是战后中苏关系的核心，它直接影响着两国关系和两党关系的变化组合，对东北问题辟出相当篇幅加以翔实论述，使读者对这一涉及战后中苏关系的实质问题，有一个清晰和系统的理解，显然是必要的。

本书的内容包括时节因缘此际会——上海佛学书局创立的背景、颓波日下可能回？：传统佛教的衰落与近代佛教的复兴、十里洋场，好作道场：上海——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中心；应机弘法开生面——上佛学书局的主营业绩、天时 地利 人和 制度优势——上海佛学书局的成立、寓弘化于营业之中，播善业于四海之内：经营策略及其成绩、广播法音，最为第一：《佛学半月刊》；诸所施为皆佛事——其他十项事业成就、广设分局及分销处、设立造像所、附设佛学文会、首倡无线广播佛化节目、灌制佛化唱片创立佛学研究函授社、创办佛学书局图书馆、建立刻经部、出版和代办发行佛学刊物、经营法器文物；法门无法誓愿传——近代《大藏经》及佛典要集的刊行、正法难闻，中国难生：汉文《大藏经》简介胜缘聚合，斯为增上；佛学书局与近代汉文化《大藏经》的刊行、华藏海会，乘愿再来：《华严经疏钞》等近代佛典要集的整理与刊行；唯是一心挽劫波——佛学书局出版、发行、流通的佛学通籍、天下佛书，尽在此矣：佛学书局出版与发行的佛学图书分类、文字方便结法缘：佛学通籍部分的重要著作。

图片20世纪中国编年丛书。1935年的元旦，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到了岭南，去了广东和广西，他和其他许多旅游者一样，对于这两个省的印象截然不同。为了对抗南京的蒋介石，两广的当局一直团结得像兄弟一样。当红军过境时，他们恐惧的倒不是夺路而行的红军，而是尾随而来的南京军队。从中央苏区撤退两个月后，中央红军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失败。湘江一战，亲历者至今回忆起红军鲜血染红了湘江的悲壮一幕，仍然是心有余痛。1935年的1月，在贵州的遵义，红军的将领们无法忍受这样重大的伤亡，拥护毛泽东复出。毛泽东的复出，后来被公认为红军、共产党乃至中国命运的一大转折点。但在当时，奇迹并没有出现，为了摆脱追兵，衣着单薄、营养不良的红军队伍不得不向越来越荒凉的西南、西北方向寻找生路。在那一带，他们的敌人与其说是国民党的追兵，不如说是大自然的严酷考验，饥饿、寒冷、草地等各种因素都在威胁着这支人数越来越少的军队。1935年，整整一个，蒋介石的政府对日本曲意承欢。日本外相广田刚提出亲善外交，蒋介石、汪精卫就立刻附和，双方军政高官频繁互访民间的经济代表团也你来我往，中日关系出人意外的迎来了小阳春。也许，这一个中日关系由公使升格为大使是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幕。5月17日，日本首先决定将两国关系从公使级提升到大使一级，英、美、德等相继效尤。可是国人刚刚破涕为笑，华北危机来了，白银危机发生了，大家立刻啼笑皆非，预感大祸临头了。1935年，南京政府的亲日政策是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但日本却毫不留情地断了南京政府的后路……

本书是系统、全面地论述上海抗战的专著，包括“九一八”救亡风云、“一·二八”援战热潮、白色恐怖下的抗日民主运动、滚滚救国潮等7章内容。

《中国当代艺术史》将最后十年中国大陆的艺术思想、语言、风格以及历史变化作了深入而富于独特立场的叙述。作者研究了九十年代艺术产生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和文化甚至在时尚方面的原因，在描述这段历史的同时，作者也对历史、哲学以及社会问题作了富于洞察力的透视。在很大程序上，《中国当代艺术史》是一部社会学意义上的艺术史著作，与《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与易丹合著，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相似，新的艺术现象产生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重要内容。当然，国际性的状况——通常被称之为“全球化”——在作者看来也是新艺术现象的不可忽视的甚至是关键性的背景。《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无疑是《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研究工作的继续，读者可以从《中国当代艺术史》中看到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期间的过渡性的艺术状况以及新艺术的端倪。作者详细描述了“新生代”与玩世现实主义、波普艺术、女性艺术、艳俗艺术以及像行为、装置、VEDIOART和观念摄影这样的观念艺术的事件、作品及其代表性的思想。作者特别通过“广州双年展”与“后八九中国新艺术”章节的叙述，介绍了影响中国大陆九十年代艺术的市场和国际化方面的背景和问题。作者在“结论——未来：艺术的失传？”中对艺术与资本、权力的关系的讨论是富于启发性的，在艺术失去边界的今天，艺术的未来成为一个始终让人感兴趣的问题。《中国当代艺术史》附有500多幅作品和相关图像文献，同时“参考书”、“大事记”是读者对这段历史作全面研究的辅助性资料。每章详细的“注释”也是研究者难得的文献。《中国当代艺术史》最后附有“序言”和“结论”的英文、法文、目的在于让那些在中文方面的困难的读者对这段历史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图集》分“开国奠基”、“艰难探索”、“内乱年代”、“改革开放”、“继往开来”、“中国巨变”六个阶段，通过一幅幅照片反映了中国的发展史。

党的路线、方针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各级领导班子和一支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是改变哈萨克族面貌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初期，富蕴县很重视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并紧紧依靠他们和群众的联系，开展工作。实现区域自治后，干部的民族化和共产主义化是实施区域自治权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富蕴培养了一批哈萨克族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从县长直至基层政权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基本上都是哈萨克族干部。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富蕴哈萨克族地区着重抓了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中，主要抓各级党的建设和各级政权建设。在党的建设工作中，主要是结合县的实际情况，突出地抓了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主要是抓了基层中功能不强，组织不健全，党员队伍老化问题；选拔思想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群众基础好的党员担任支部领导；以三分之一的支部为重点，试行支委兼任其他组织的领导，切实加强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发展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牧民入党，以改善党员的年龄结构和层次结构；表彰先进党支部，以此鼓励基层党支部做好工作。上述措施，使富蕴县基层党支部状况有明显好转，核心领导作用、战斗堡垒作用有所增强。第二，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着力于形势教育，使党员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形势下，更加深刻认识中共的地位与作用。使党政干部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走向繁荣富强，从而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分裂主义。1990年，富蕴县举办党员干部、支部书记、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学习班12期，培训434人，1991年培训431人。各乡党校也积极开展培训工作，期间共举办学习班8期，1990年培训党员262人，1991年培训党员240人。第三，积极广泛深入地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第四，加强制度建设，明确责任，根据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精神，制订农牧区党支部工作职责等8个新制度。第五，从严治党，坚持治标治本相结合，综合治理。1985年至1986年，在全县进行整党，组织广大党员学习党纲、党章，进行对照检查，总结经验教训，使党员都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并采取分期分批办法，妥善处理少数不合格党员。通过整党，端正了党风，纯洁了组织，加强了党的建设，使党组织得到健康发展。第六，加强廉政建设。一是抓廉政制度的落实；二是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清理干部建私房；三是严肃查处违纪党员。第七，依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做好发展党员工作。据1987年全县统计，富蕴县有党组5个，基层党委9个，牧业党总支4个，支部142个，共有党员1552人，其中县级机关588人，农牧区有964人。1991年富蕴县新发展党员90名，其中少数民族66名，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40名，党员的结构和素质都得到改善和提高。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是富蕴县组织工作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在干部队伍建设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中央的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标准，以及中央关于使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要求，富蕴县致力于干部队伍思想政治素质的增强和工作能力的提高。一是选拔一批年富力强的党员到领导岗位上，不断改善中层领导班子的群体结构；二是以增强干部活力和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为目的，对部分副科级以上干部进行城乡交流和横向交流；三是通过不同方法提高干部的思想素质、文化知识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仅1991年就举办有262名干部参加的2期政治学习班，有206名干部参加的4期农业技术培训班，并派5名县级领导干部和13名副科级以上干部，赴南疆和内地考察学习，以开阔眼界，拓宽思路。在历届人代会上，富蕴县都民主选举新政府领导班子，选举一些德才兼备的干部到领导岗位上去。如1990年上半年，富蕴县进行县乡换届选举时，严格遵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按照任用干部的“四化”标准，选举配备好县、乡两级政府及各工作部门的领导班子。各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也注意选拔有一定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人员作领导，加强村级政权建设。1993年上半年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关系到全县各族人民群众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做好这项工作，对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加大改革力度，加快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时的情况是干部群众及人民代表思想浮动较大，认识不够统一，问题参差不齐。富蕴县委面对困难，紧密团结，齐心协力，抓住主要矛盾，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逐乡落实，逐人（代表）落实，在地委大力支持下，组织建设任务终于圆满完成。当年富蕴县共选举产生第十一届县人代会代表121名。在十一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选出的本届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负责人14人中，哈萨克族占8人，人大常委主任、县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等都是哈萨克族。这些由组织推荐和群众选举出来的各级干部，在工作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听取群众意见，努力把党的方针政策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各级政府领导，经常深入基层，深人群众，调查研究，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政府工作人员自觉接受人大和人民代表的监督，凡重大问题都要向县人大报告，向县政协通报，听取他们的意见和霆议，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都要做专题研究和派专人催办，并逐一予以答复，使各个阶层的人士都感到很满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富蕴县遵照邓小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示精神，在抓物质生产的同时，也紧紧抓精神文明建设，并取得显著成绩。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以努力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出发点，把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活动同传统道德教育相结合，广泛开展各項活动，努力造就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型农牧民。多年来，富蕴县、镇和各乡三站（宣传站、广播站、文化站）、两室（文化室、广播室）、一校（政治技术文化学校），普遍开展以“理想纪律”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大力进行“四有教育”、“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近几年来，又在全县开展“三优一学”教育（优质服务、优良秩序、优美环境），积极开展争创“十星级文明户”、文明村和文明单位的建设活动，取得良好效果，使全县各族干部和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涌现出不少两个文明建设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1987年，富蕴县被自治区评为“自治区农牧业十年丰收先进县”，同时还被评为“自治州十年经济建设先进县”。1992年8月，在地区八城镇文明竞赛评审评比中，富蕴县库额尔齐斯镇以898分荣登榜首。当年，富蕴县被命名的文明单位已达38个，其中自治区级1个，地区级10个，县级27个。1989年发生政治风波时，富蕴县各族干部，立场坚定，观点鲜明，坚决同中央保持一致，坚守生产、工作和学习岗位，用实际行动回击动乱和分裂的阴谋。从1990年春开始，在全县掀起学习雷锋的高潮，通过广播、电视大力表彰在学雷锋活动中涌现出的好人好事，树立典型，宣传先进，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在争做“四有”新人活动中，涌现出许多动人的先进事迹。富蕴县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深入开展为农牧区开辟致富门路，为治旧变新，治愚变智，提供了有利条件。与加强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同时，在广大哈萨克族地区也抓了法制建设和检察、监察工作。1950年富蕴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相继建立了人民法院，当时的法院院长，由县长兼任。1954年，富蕴县又建立了人民检察院，院长由阿勒泰检察院直接派任。1957年，在富蕴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首次由人民代表选出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文革”期间，法院和检察院曾一度被军管。“文革”结束，两院恢复正常工作后，多年以来，在哈萨克族地区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和政府机关的廉政建设，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法治建设方面，广泛开展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尤其对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婚姻法、森林法、草原法、土地法、矿产资源管理法等，有针对性地进行反复宣传和教育。有计划地广泛开展普及法律知识教育，并加强了公安和司法工作，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厉打击刑事和经济犯罪分子。仅据1987年至1990年统计，检察院受理并起诉案件72件，逮捕案犯96名，对于影响较大的案件，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和定刑，不断树立干部和群众的法制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提高人们的政治思想素质。与此同时，富蕴县哈萨克族地区各级政府部门，也注意加强思想建设和廉政建设，坚决进行反腐败斗争。1980年，在富蕴县党代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共富蕴县法律监察委员会，政府各部门也制订了廉政公约和廉政措施，加强了廉政教育和监察。1988年5月，富蕴县成立监察局，并根据形势的需要，建立举报中心。至1990年，共接到群众举报80件，已调查处理22件，立案调查13件，结案给以处分的11件。受处分的副科级以上干部5名，打击了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违纪行为，弘扬了正气，提高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本书所涉及的主要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基本的总结。我完全拥护这个决议。我觉得，《决议》对许多重大决策和事件毕竟只能作出原则性的论断，它们作为重要的历史研究课题，还需要进一步展开和进一步分析。我写这部书，也是想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尝试。由于本书不是写个人的事情，当然不同于一般的个人回忆录；但又包含着个人的回忆在里面，书中有不少情节是历史档案中所没有的。我觉得，把自己了解的情况如实地写出来，留给今人和后人去探讨，是我的责任。可以说，这部书是将个人的回忆和档案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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