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庞大的中华帝国在甲午之战中败给“蕞尔岛国”日本后，它不得不面对现实，派遣大量留学生东渡扶桑，探求日本的富强之道；同时又聘请大量的日本专家来华，作为晚清新政的顾问。在这种社会转型、组织创新的时期，日本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便将焦点聚集于此，对这种文化模仿、组织平移等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作者任达教授精通中文和日文，他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研究，以中日文化关系为切入点，对1898-1912年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流行语汇以及教育制度、军事体制、司法体制等作了细致的源流考证和“组织移植”的对比研究。这对我们了解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的未来向度，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徐一士的掌故文章，其所以能成为一家之言，身后犹多次翻印出版，自有其特独的长处，不独与繁多的清人笔记不同，即后起之秀，亦不成与之拮颃，其原因约有下列数端：其一，以科学态度治掌故，这一点是徐一士和清人笔记最大的分野，因为徐一士学贯中西，深谙西方以科学治史的方法，并不似前人的道听途说，信口开河，他的著作一言一句，都经过缜密思考方才笔之纸上，这一点和他的同乡孟心史有相同之点。其二，家学渊源，宜心徐氏本为常州的世家大族，他有惊人的记忆力，读遍他伯父、从兄的所有藏书，所以他的掌故之学，独步一代，无人可与比拟。其三，徐一士谦逊退让，声华不露，似可说学胜于才，他的文章不算惊才绝艳，而可说平淡如水，绝少波涛起伏，但却以平淡胜人，所引史实，多经仔细扒梳，无一字无来历，即一标点之微，也做到准确无误。

本书则于抗战胜利后陆续刊载于上海《新闻报》副刊，后由中华书局印行单册。 本书结集时，有少量注文，不知注者为何人，颇有助于读者理解文中内容。本书重印校勘时，发现内容有违反当时规章制度及有乖史实时，另加“校者按”于文后，以供读者研究探讨。

本书是一部依时间顺序编排的大型史料性图书，它记录的是1900年1月到1949年9月的中国历史。全书共400万字，6000副历史图片。全书以报道重大历史事件为主，20世纪前50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在本书中基本都有较详尽的叙述；同时旁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较为完整地反映当时的历史面貌。

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侵略和压迫下，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出国留学，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以振兴中华，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日本和欧洲是当时留学的两个主要的地方。法国是欧洲文明的中心，更是有志改造中国的知识青年所向往的留学地。辛亥革命后，在旅法华工教育的基础卜逐步发展起来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从1919年至1920年形成高潮。两年间，在中法两国各界的大力支持下，赴法的勤工俭学生近2000人。他们在异国的土地上发奋求学，辛勤劳动，从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和获得了技能。他们和华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工学实践中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1921年，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法国经济萧条，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度陷入困境，由此发生了两次争取求学权的斗争。勤工俭学生在斗争中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团结，得到了锻炼。在工学实践中，勤工俭学生在政治_卜发生了分化，并进行了新的组合，一部分人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认定要救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在法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开展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联合旅欧华人进行了声援祖国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回国后投入了为缔造新中国所进行的浴血战斗，有的为之献出了生命。另一部分人坚守“科学救国”的信念，埋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祖国的建设作出突出贡献。也有少数人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受到历史的唾弃。在20世纪即将告别世人的时候，我们终于感受到，70多年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上，在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发展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研究和宣传这段历史，对于继承老一辈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展中法友谊，必将得到新的启示和教益。

片断：从“夷”到“洋”——近代中国人眼中的世界20世纪以前中国人的“天下观”：中国居天下正中，中国占天下十之—九；汉唐盛世，中国人的西行足迹未出亚洲；明初郑和七下西洋，可惜昙花一现；古人曾经认为西方世界“地生差别”，种种错误信息世代相传，历经千年得不到纠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万国全囹》遭到明朝和清朝的士大夫严厉批判；本世纪初期，西方的戏剧叫做“文明戏”，洋人的手杖叫做“文明棍”，似乎中国的事物已经与文明无缘。中华民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古代中国人关于地理的知识，关于山脉、河流、地形、土壤、植被、气候等方面的丰富知识，是这一文明的重要内容。但是，对于人类居住的这个地球，对于整个世界，古代中国人的认识却显得惊人的苍白和贫乏。这同高度的文明形成落差。直到19世纪中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只有一种“天下”的观念，而没有“世界”的观念。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同“中国”或“九州”的观念相差无几。“中国”一语，初指“京师”或“京都”，即国之中心；后来是指“中州”或“中原”，即华夏族聚居之地，也即现今的河南一带。随着汉族活动领域的扩大，又指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同中原王朝的版图逐步接近。“中国”作为专用称谓，特指国家的全部领土（包括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已经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了。“九州”的观念，大约酝酿于战国时期，成形于秦汉之际。它的范围，大体不出华夏民族和邻近民族的活动区域。“九州”之中，各州的名称、划分和位置，在不同的著述中多有差异，因为它不是真正的行政区划，而是笼统的地理区分。“九州”之说，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划分政区的框架和构想。因此，“九州”成为统一的中国的代称。“天下”的观念虽然出现较早，大约也是在秦汉之际才有比较确定的内容。狭义的“天下”，即指“中国”或“九州”；广义的“天下”，则兼容域外或海外的“变夷”之国。广义的“天下”由两大支柱所支撑。其一，中国乃中央之国，居天下正中，蛮夷之国居于四边。其二，中国乃泱泱大国，占天下十之八九，蛮夷小邦仅占十之一二。这就是中国人关于世界的观念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朝末年来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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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前考古学是近代的新兴学科之一，它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客观的历史背景，探讨这一过程的由来，对正确理解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以丰富的史料、深入的分析和客观的论述，圆满地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本书长达二十余万言，有史实，有论述，不失为考古学史佳作。为考古学、古代史研究者所必读，对近代科学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