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军统》真实地还原历史真相，全面、系统地讲述了军统的前世今生，使戴笠、毛人凤、郑介民等一干军统元凶的真面目跃然纸上。军统的罪恶行径令人发指，而那些遭受军统迫害、摧残的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也更令人心酸与感佩。

《民国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专刊。现为CSSCI来源集刊。创办十余年来，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与支持下，产生了良好的学术效应与社会影响。本刊主要刊载关于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相关史实与理论的研究文章，力争成为海内外民国史研究的窗口与园地。在求实的基础上鼓励创新是本刊的一贯旨趣；文风朴实、论从史出、观点新颖、逻辑严密、引文准确、注释规范是本刊对来稿的基本要求。本辑（18辑）的主要栏目有“社会史专论”、“日本与中日关系”、“人物研究”、“学术综述”等，其中的一些文章考察对象和研究视野颇具新意。

《民国职官年表外编》包括《中华民国时期东北职官年表》和《伪满洲国职官年表》两部分。两表与《民国职官年表》中的相关内容具有承继和延伸的关系，为求简洁，我们徵得佟佳江先生同意后，将二者合一，取名为《民国职官年表外编》。《中华民国时期东北职官年表》和《伪满洲国职官年表》在编写格式上都参照了《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因此本书体例与《民国职官年表》大体相同。

本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专刊。现为CSSCI来源集刊。创办十余年来，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与支持下，产生了良好的学术效应与社会影响。本刊主要刊载关于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相关史实与理论的研究文章，力争成为海内外民国史研究的窗口与园地。在求实的基础上鼓励创新是本刊的一贯旨趣；文风朴实、论从史出、观点新颖、逻辑严密、引文准确、注释规范是本刊对来稿的基本要求。本辑（17辑）有“民国人物研究”、“经济与社会”、“史料视窗”等栏目，其中不乏佳作。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专题讲座》在于使当代大学生了解、掌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了解国史、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同时，使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历史进程和分析历史事件，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李传斌所著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主要研究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关系的发展演变及其在相关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全书分六章，以时间演进为序，论述二者关系的发展演变。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基督教传教特权的获取与废除；二、传教条约与传教事业发展的关系；三、中外政府对待传教条约的态度和政策；四、各团体和各方人士对传教条约的态度，如外国差会、中国教会、中外政府官员、传教士、华籍传教人员、其他教外人士等，兼及教会人士对待传教条约之外的不平等条约所持态度。

《圣武记》是魏源关于清代历史的一部重要专著。书中谈到18世纪西北地区穆斯林的反清起义问题。共14卷，前10卷以纪事本末体记述清王朝建立至道光年间的军事历史；后4卷《武功余记》为作者对有关军事问题的论述。卷4中《乾隆戡定回疆记》、《乾隆绥服西属国记》、《乾隆新疆后事记》、《道光重定回疆记》、《道光回疆善后记》等篇，记载清军平定新疆大小？卓木之乱，绥服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山等地区，镇压乌什、昌吉人民起事，平定张格尔之乱，抗击浩罕安集延人入侵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这次校点仍以道光二十六年本为底本，参校二十二年本、二十四年本和光绪四年上海申报馆排印本、光绪七年（辛巳）粤垣榷署重刊本以及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韩锡铎、孙文良校点本。《圣武记（附夷艘寇海记）》附加了《夷艘寇海记》。

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汉奸特务组织——这就是被人称为魔窟的“76号”！《76号魔窟》叙述了中华民族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背景下，这个组织如何卑躬屈膝，如何蝇营苟且，如何趋炎附势，如何出卖国家，如何相互勾结，如何残害忠良，如何迫害无辜等等，进行了全面的、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全书以“76号”的成立、发展、败落为主线，细致地描绘了大量的像汪精卫、李士群、吴世宝等汉奸的丑恶嘴脸。“76号”第一杀手吴世宝到底是被日本宪兵队毒死，还是被李士群毒死？李士群死前说：“我死倒不怕，可惜我干了一生特务，不料自己还是被日本人算计了。”《76号魔窟》揭秘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借鞭挞以申张正义，籍奸恶以教育来者。

民国刻本是雕版印刷的最后之作，《民国刻本经眼录》拟收书150种左右，力求体现民国刻本的基本面貌和风格。

两次鸦片战争实为中国历史之转折，传统的国家进入了近代的世界。在此转折关头的若干细部，不可不察。作者由此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军事：清朝的军费、兵力、装备、训练水平，以披露西方新敌面前的“天朝”旧容；由此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外交：广州入城、西礼觐、公使驻京以及叶名琛外交思想，以说明“天朝”观念下的外交失矩；由此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中的若干重要战例：虎门之战、吴淞之战、浙东之战、三次大沽之战，以测算近代尺度丈量下的实距。《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增订本）》以《近代的尺度》作题，为明确地开出度量标准：战争不能分冠、亚军，没有第二的存在，只有胜者和败者。近代中国与外国的战争，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恰是一把尺子，量出了“天朝”与“泰西”之间在近代化上的差距。在那个时代，许多尺度与今有所不同，特别明显的是，强权是十九世纪通行的“公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