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获得教育部“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和西北大学首届教学基金项目支持，是一部具有理论智慧的著作，并且是一部具有活生生社会现实感的著作，其风格是客观的，而在表达上却饱含激情又简明扼要，其阐述事件的技巧和视角令人注目；在深入分析历史事件的背后，掩藏着一条智慧的轨道，这条轨道把人们的视野从“最屈辱、最羞愤、最痛苦”的十九世纪带到了“觉醒、抗争、奋斗”的二十世纪，又延伸到了“壮观、崛起、复兴”的二十一世纪。本书以历史研究为基础，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史学方法的选择上，既重视整体观照，又注重微观分析，既着眼于长时段的社会结构的变迁，也不忽视短时段的历史事件的辨析；在史料的取舍上，不再完全依赖于一般的文件记录，而是广泛的选取素材，大量吸收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乃至文学方面的材料，将其有机揉进斑澜多彩的历史画卷，使历史的直观性、形象性大为增强；在叙述方式上，改进叙述模式，把英雄人物的命运融入到历史的脉动之中，突出伟人的个性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极力重现复杂而真实的历史情境，使历史真正的活起来；在篇章结构和标题的拟定上，也独具匠心，与众不同。这部著作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界限，在展现世界走向中国和中国融入世界的历程中，作者呼吁“未来是属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也是属于世界和全人类的！”从而使本书具有了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同时也展示了崛起的中国人的自信和自豪。同样使读者产生震憾作用的是该书精辟论述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制约因素，以及关于社会变革两种方式（革命和改良）的选择问题。通过二十世纪中国的百年风云变幻和两种制度、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分歧和对抗，昭示着二十一世纪的另一种图景：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繁荣。

本书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历史学科重点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 辽宁人民出版社资助。包括：国土开发和社会矛盾的激化、通国被迫开发和特权让许、财政制度的演变、太平天国的理想社会和财经政策措施等6章。

近年来，在中国大地上，人们精神领域中形成了两个热点，一个是文化热，另一个是毛泽东热。它们是当代中国人开始精神反思的现实标志。文化热打破了多年来以政治思维来研究历史、解释事物、论证现实、规定未来的框架，在大文化的广阔领域中让思想驰骋。众多的文化研究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中西之争、古今之辨、民族文化前景等等，都作了许多有意义的新阐释，取得了成绩，可喜可贺。毛泽东热更是另外一番情景，它改变了多年来毛泽东只能是人们的崇敬对象这种文化气氛，而使他成为了人们的知识对象。许多著作、文稿以其写实性，使人们对毛泽东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所过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有了生动的了解；毛泽东时代的许多历史事件的真实细节被曝光。人们逐渐在修正和“完整”自己头脑中的毛泽东形象，在新的历史境遇中重新体味自己亲身经历的那一段历史。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历史学科重点项目，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研究经费，由辽宁人民出版社资助出版。本卷记载了光绪宣统时期的经济史。

悬棺葬研究已为世人瞩目，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学者孜孜不倦地对悬棺葬进行调查研究与理论探讨，充分说明悬棺葬研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国的悬棺葬分布东南沿海、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在国外则广布于东南亚各地以致远播太平洋诸岛屿。这种奇特的葬俗反映了人类文化的一个侧面。悬棺葬和我国南方地区的船棺葬是海洋蒙古利亚种族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原始葬俗的特征，悬棺葬与船棺葬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研究这种葬俗的起源及其流传，对于探讨我国南方一些民族的来源、民族迁徙、民族融合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对于促进国内各民族的团结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悬棺葬的研究既是民族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少数民族考古文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书分上下两册，有正文和表析两部分。包括官制起源、皇帝与皇室机构、职官考选制度等9部分，译释各种官职、机构的名称、建制、职掌的沿革及有关制度的变迁。纵观中国4000余年官职演变的脉络。

本书概述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工会萌生到1988年工会十一大召开的发展历史。

作者认为近代中国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各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考察研究。

《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是《剑桥中国史》第7卷的中译本。由国外研究明代历史的专家执笔，吸取了中国、日本和西方的研究成果，也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主要论述明代的政治史，结合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剑桥中国史》的第8卷则对明代的制度、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和经济史、思想史、思想和宗教史进行详细的论述。20多年前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当然计划从中国历史最早的时期开始。但是，出版这套丛书是在多年以前提出的，在此期间，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并从70年代早期以来不断增强势头的大量考古发现，我们关于中国史前史和公元前一千年间的大部分年代的知识都已发生变化。这种源源不断的新资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而且还没有对这种新证据和传统书面记载得出任何普遍认可的综合。尽管一再试图筹划并出版概括叙述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但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不可能这样做。对所有这些新发现从事有希望具有持久价值的综合，很可能还要10年才能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因此，我们勉强从最早的两个帝国政权，即秦和汉的政权的建立开始《剑桥中国史》的叙述。我们知道，这留下至少一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要在别处、别的时间予以处理。我们同样知道这样的事实，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将要叙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和汉的制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状况、社会形态以及思想和信仰的体系牢牢扎根于过去，对更早的历史没有相当认识，是不能通晓的。既然现代的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在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时，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5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

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谱写的壮丽英雄史诗。长征不仅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而且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本书选用大量历史照片和图片，按长征进行的时间顺序，分五部分介绍了长征的全过程，是一本歌颂长征精神，向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普及读本。 长征不仅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而且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要大力弘扬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定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事实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