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已经被推翻了将近百年，时光飞逝，但屈辱绝不可以淡忘。传记就是历史，如今，美国的第一批传教士丁韪良以传记的形式道出了他眼中的晚清中国。历史不可以被遗忘，屈辱也不能被遗忘。时代呼唤崛起。这是一部自传体的作品，它详实地记录了作者在华生活的头四十七年中的感受和他所观察到的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由于其独特的在华生活经历，因此作者在漫长的岁月里扮演了各种身份不同的角色，接触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亲自参与或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尤其是他长期担任同文馆总教习的职务，跟总理衙门大臣们毗邻而居，朝夕相处，从内部观察到了中国的官场，因此对于大清王朝的腐朽和中国社会的落后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批判。他的回忆录无疑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传教士在中外关系史和中外交流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传教士不仅影响一般人的普通生活，甚至还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干预中国的外交，他们在中外关系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有好有坏）。本书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他曾参与《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本书是他的自传体作品，书中以一个外国传教士的视角，翔实地记录了他在华生活的头四十七年的感受和他所观察到的晚清帝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由于其独特的在华生活经历，丁韪良在漫长的岁月里扮演了各种身份不同的角色，接触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亲自参与或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他长期担任同京师文馆总教习的职务，与总理衙门大臣们毗邻而居，朝夕相处，从内部观察到了晚清官场，因此对晚清的腐朽和落后有较深刻的认识和批判。由于文化不同，丁韪良的视角有他自己的文化特色，一些意见和批判难以与我国文化相吻合，但他的态度是中肯的，对勤劳善良的普通老百姓的描写还是富有同情心的。此外，作者的文字功底非常深厚，对中国的了解也比较全面，对于了解晚清帝国的历史和当时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很高的价值。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后人将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但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纯用义理解释《春秋》，而《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只是后人将它与《春秋》配合后，可能做过相应的处理。一些专门解释《春秋》“书法”而与史实无关的文字，显然是后加的。《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并说他是鲁太史。有人认为这个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但对此，唐代以后颇有人怀疑，现在一般人认为是战国初年无名氏的作品。其记事年代体与《春秋》相当，只是后面多十七年。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左传》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稣庖皇逼诟鞴恼巍⒕隆⑼饨坏确矫娴闹卮笫录？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书中虽仍有不少讲天道鬼神的地方，但其重要性却已在“民”之下。如桓公六年文引季梁语：“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文引史嚚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此类议论，都是作者所赞同的。诸子散文（尤其《孟子》）也有类似的议论，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但应该看到，所谓“民本”思想是有具体背景的。在春秋战国大兼并的时代，“民”作为财赋和士兵的来源，其人口众寡直接关系到国力的盛衰。而当时北方诸国，仍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国与国之间，也不存在封锁的疆界，“民”可以自由迁徙。故争取民众，甚至比占领土地更为首要。《孟子》记载，梁惠王对“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很感焦急，便是此意。说到底，这还是从统治者的利益来考虑的。作者所信奉的准则始终贯穿于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述，可谓褒贬分明。书中不少地方揭示了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物暴虐淫侈的行为，也表彰了许多忠于职守、正直和具有远见的政治家。总体上说，作者要求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但是，试图用简截鲜明的道德观念评价复杂的历史，难免要遇到麻烦。最明显的，对于各国间频繁的战争，作者总是要首先辨明双方在道义上的曲直是非，并将此同胜负结果直接联系起来，企图说明正义之师必胜的道理。然而事实上，当时的战争多是因各国间争夺土地与人口而发生的，如果一定要以简单的儒家道德标准衡量，只能如孟子所说“春秋无义战”；且一场具体战争的胜负，也很难归结于道义上的原因。因而作者勉强作出的评述，常显得迂腐可笑。如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为诱敌深入，助长敌方的骄傲懈惰之气，故意“退避三舍”，这本是一项巧计；书中却指责楚军统帅子玉步步进逼作为国君的晋文公，是“君退臣犯，曲在彼矣”，故不能不失败。这不但毫无道理，亦不能适用于其他类似的情况。《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从广义上看，仍应该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为后人称道。写得最为出色的，便是春秋时代著名的五大战役。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一一交代清楚。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左传》所记外文辞令也很精彩。这一类文字照理应该有原始的官方记录作为依据，但必然也经过作者的重新处理，才能显得如此精炼、严密而有力。与《尚书》乃至《国语》所记言辞相比，差别是很明显的。最突出的例子，要数“烛之武退秦师”一节。整篇说辞不到二百字，却抓住秦国企图向东发展而受到晋国阻遏的处境，剖析在秦、晋、郑三国关系中，秦唯有保全郑国作为在中原的基地，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于是轻而易举地瓦解了秦晋两大国的联盟，挽救了已经必亡无疑的郑国，至今读来，仍是无懈可击。这是世界外交史上运用地缘政治学的一个很早的杰出范例。从文学上看，《左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它记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不完全从史学价值考虑，而是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这些都是显著的文学因素。一般说来，史籍记载中，愈是细致生动的情节，其可信程度愈低。因为这一类细节，作为历史材料的？壑挡淮螅诜⑸牡笔被蛏院螅膊淮罂赡鼙蝗缡档丶窃叵吕础Ｓ绕？所谓“床笫之私”、“密室之谋”，更不可能是实录。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左传》作者所依据的材料，虽主要出于史官记录，但也有不少原来就是社会上以各种方式流传着的历史故事，其中已经包含了若干虚拟的成分；在完成这部著作的过程中，作者又根据自己对历史的悬想、揣摩，添加了不少内容。当然，这种虚拟和揣摩，不同于小说、戏剧的虚构，它是完全依附于历史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历史，并表现作者的历史观念。但不能够说，这里就没有追求一种“故事趣味”以满足作者自身和读者的搜奇心理的潜在意识。人们对故事的兴趣，是产生文学的基本动力之一；故事情节、人物描写，也是小说和戏剧的基本要素。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小说与戏剧的产生相当迟，但与此有关的文学因素，却不可能很迟才出现。只不过它借了历史著作的母胎孕育了很久才分离出来。而《左传》正是第一部包含着丰富的这一类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它直接影响了《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这种传统既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写作提供了经验，又为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并说他是鲁太史。有人认为这个左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但对此，唐代以后颇有人怀疑，现在一般人认为是战国初年无名氏的作品。其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只是后面多十七年。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左传》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本书从《左传》中选出三百多个精彩的历史故事，用通俗易懂的平实语方娓娓道来，传达出古代先人的智慧、勇气、精神与风采，引领青少年读者感受那已经远去了的文明留给今人的无尽的财富、自豪与尊严。著名画家为故事配上了精美的插图，直观形角地高扬出原著的精髓与神韵。

简介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经自强运动、甲午中日战争、康梁百日维新、民国肇建、五四运动、军阀混战、北伐、抗日……在这一连串长久远大的过程中，旧体制已经瓦解。过去的农业体制往往成为改革的障碍，所以要加以改造。在这里，作者提出一个“立”字：以“立”字下端的一长横，代表社会低层结构，“立”字上端的一点和一横，代表创建的国家与社会的高层结构，眼前的工作即加入当中的两点，此即执行商业往来时，在法律面前厘定个人的权利与义务。　本书是作者历次精彩演讲、访问及评论的结集。对作者所有著作中的观点提出补充，并且对读者有疑虑的地方，也加以解说，为其所有著作的精华解释。 作者简介黄仁字，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2000年1月逝世于美国。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 主要著作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 编辑推荐伴随着美国中层理论的兴起和翻译引入，历史研究已经越来越社会科学化了。这由当前社会史研究的盛极一时可以得到证明。如果历史研究不是建立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从而内在生长出一种比如公共领域概念式的分析框架，那么这种历史研究就容易被学界诟病为一种“宏大叙事”，意谓其是一种空洞无物的甚至意识形态性的历史书写。 相对于这种主流的史学研究趋势，黄仁宇无疑是一个“异端”。新近出版的《大历史不会萎缩》就是一种“拨乱反正”的声音。针对学界对他的“大历史观”的批评，黄仁宇没有轻易地就缴械投降，放弃自己观察历史的独特视野。在我看来，黄的主张是：作为观者的历史研究者，应该更多地“介入”当时的历史性进程之中，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爬梳甚至是“神游八极”式的勾连，尽可能把历史作为一种相互关联的空间和时间元素的再生产过程来看待，从而有效地揭示繁复的历史表象背后的“真实故事”，而与此同时，历史学者应该尽量摈弃从一种后设的立场出发，把单个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从它的语境中“拎”出来，粗率地对之作出道德或者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往往是苛求于前人，用俗语说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因而黄仁宇在他的文章中就直言不讳地批评道：“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中国是有史官传统的，而史官的职责就是记录历史的同时作道德判断。而史官对历史的书写往往又是与意识形态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最后往往是采取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意识形态主导了历史的书写。这种历史书写由于忽视了关系千万重的历史面相，而主题先行地把一个已经设计好的标签强加给历史，最后不是削足适履就是挂一漏万。也许正如黄仁宇所云，写历史的人应该重视事情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私人情绪上的好恶，只有这样，历史学才能正本清源，关注历史何以如是展开，而不是去谴责历史的如是展开。换言之，历史学家才能真正地如钱穆所讲的那样，对历史抱持一种适度的温情与敬意，到达一种“同情性的理解”，而不至于粗暴而荒唐地针砭历史。这点，在黄仁宇对中国近代史的积极评价和对毛泽东、蒋介石的评述中可以得到印证。 黄仁宇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中国历史缺乏数目字管理，即便在他对于近代史的研究中他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强调从技术、经济和法律的角度来认识历史，却从不主张把历史学彻底地实证主义化。历史是一种关系的建构，而这种建构与人性的复杂因素是共生性的关系。因而历史就成了一个生成性的具有巨大可能性的想像空间，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按照历史规律只能线性地展开。也许只有这样，作为历史书写者，才可能真正地抵达历史本身那些幽暗而歧异的空间，使历史成为一个具有包容差异性能力的超级文本。这当然是对意识形态宰制下的历史书写模式的一次颠覆和革命，同时也开辟了我们理解自己的历史记忆的另一种途径。 与别的历史学家不同的是，黄仁宇曾经有过当下级军官时“半像土匪，半像乞丐”的从军经历。这使他对中国社会的底层有一种深切的体察，可以说，他的历史书写是从日常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多了些人间烟火气和血肉感，而不像时下的一些历史书更像是“书斋里的革命”。如果说，黄仁宇的历史书写反抗了把历史研究毛细血管化的趋势，那么这种反叛导致的“宏大叙事”倒可能结出善果，那就是把亲历历史的日常叙事与反思历史的宏大想像结合起来，从而使历史学能够在故事的叙述中展现历史自身的脉络。 （转自唐小兵《东方早报》）

本书将侵华日军中长期在我国从事间谍、策反、诱降、颠覆等阴谋活动的儿玉誉士夫、土肥厚贤二、坂西利八郎等高级特工人员的战争罪行和最终下场公布于世，他们中有政客似的谋略家，有游侠似的活动家，有用美色勾人的女谍，并配有与他们相关的珍贵历史图片，书末附有48名其他特务的档案。全书迷漫着诡异的特工氛围

编辑推荐：中国文化世家。华夏文化伟如泰山，长似江河，辉映苍穹。无数的文化世家及其巨子，是峰峦的景致、中流的波澜、缀满天河的星辰。本书讲述几千年来，对中国文化发展做出杰出贡献或在家学传承上有典型表现的那些家族，即文化世家。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那苍茫的华夏文明史的源头，在那些龟甲兽骨的碎片、残竹断简、钟鼎铭文之外，《诗经》、《尚书》、《礼经》、《易经》是不可逾越的，此外还有诸子百家以及《左传》、《国语》、《战国策》……华夏出版社组织推出了华夏文史名著正点文库，便是以经典史籍为蓝本，选出其中具有较强的故事性的段落，以通俗晓畅的白话故事形式娓娓道来，并配以精美的插图，让艰涩的古书，具有了温暖的亲和力，从生动有趱的故事入手，贯通五千年文明史，进而体察文化的久远幽深，引领读者感受那已经远去了的文明留给令人无尽的财富、自豪与尊严，这大概可说是一种普及华夏文史的“扫盲”之举，这对今世的人们是大有裨益的。《国语》记载了西穆王征讨犬戎直至三家分晋终结春秋，长达500年左右的历史，淋漓尽致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名国之间、各国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古人把《左传》称为《春秋内传》，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更昭示着它在史学与文学上的地位。内中不乏精彩得令人叫绝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国语》文字艰涩，今天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在研习它时有较大的障碍。本书从《国语》中选出二百余个精彩的历史故事，用通俗易懂的平实语言娓娓道来，传达出古代先人的智慧、勇气、精神与风采，引领表年年读者感受那已经远去了的文明留给今人的无尽财富、自毫与尊严。著名画家为故事配上精美的插图，直观形象地高扬出原著的精髓与神韵。

龚自珍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转折这一历史时期里，开一代风气的杰出思想家。以他为旗手之一的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潮，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潮的序曲，在中国近代思潮演变史上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湖南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资助出版。本书是对传统儒家社会的中坚阶层绅士群体与晚清政治变迁关系的研究，分析了其阶层的结构、地缘特征，及其在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之中的角色定位与功能作用等。

本书共分以下四编：1、政治·事件的阅读方法；2、记忆·象征·认同；3、疾病与医疗空间；4、社会史研究动态。这是一本有关新社会史研究的论著，收入中外新锐历史学家论文10余篇。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多元化、多方位的反思和探讨。本书共分以下四编：●政治·事件的阅读方法 ●记忆·象征·认同 ●疾病与医疗空间 ●社会史研究动态。

本书共收论文25篇，从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新文化中心地位形成的角度，研究了近代上海的民间公共领域，上海的印刷出版业，上海的商人、会馆、市镇与同乡团体，上海的民间信仰，各类公众设施及电影娱乐业，并比较了上海与东京等国家大都市的不同。本书的特点是视野较为宽广，作者层次较高，有学术号召力，多为公众对上海文明、上海城市有历史和发展比较感兴趣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