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游幕的盛行及其影响的深远，是清代历史上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在《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一书中，作者对此曾有所论述。但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进一步研究清代士人之游幕，仍然非常必要。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研究的主要是清代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学人”的游幕活动，那些地位相对较低、影响相对较小的普通之“士”的游幕活动，基本上没有纳入讨论范围。其次，就研究内容而言，《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主要是通过研究学入游幕活动与他们学术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探究清代学术发达的原因。因此，学人游幕活动中的一些与此主题关系不大的问题，并没有纳入论述范围，或虽有所论而语焉不祥。从时间跨度看，本项研究跨越清朝一代，长达258年，是一个长时期。在此期间，清朝统治形势和社会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士人游幕的许多方面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在进行本项研究时，就必须考虑到不同时期内士人游幕可能发生的变化。为此，量化分析必须划分为若干时段来进行，这样，不仅每个时段的士人游幕状况可以得到充分重视，而且可以通过对各时段士人游幕状况的分析，得到关于有清一代士人游幕的综合性结论。<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民众却始终无法忘怀。原因之一是那段为民族生存而战的历史太过血腥和惨烈，注定要铭刻在每一个华夏子孙的心底；原因之二是侵略者面对中华民族的大度，却始终不肯为此真心忏悔和深刻反省；原因之三是那场横亘于中国现代史上的战争，由于搀杂了民族内部的恩怨，至今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未能披露于世人面前。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抗日战争发生的年代渐行渐远，战争的残酷不免淡化，战争的史实逐渐缺失，战争的面目已经模糊，因此真实而全景式地反映抗日战争，就成了历史学家的当务之急。《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作者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搜集了大量宝贵而罕见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以此为基础，撰成这本宏篇钜制。

《重睹大后方文坛芳华》选择了抗战期间，居留在陪都重庆的18位著名作家、剧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包括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老舍、夏衍、梁实秋、阳翰笙、曹禺、陈白尘、胡风、张恨水、臧克家、沙汀等，他们为神圣的抗战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创制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学戏剧诗歌作品，组织抗战文化活动，出版抗战书刊，创造了中国抗战文化的辉煌，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不朽的民族精神。并配有珍贵的历史照片100多幅，让人们一睹大师们的风采。

大清王朝执掌二百九十六年江山社稷，兴衰荣辱荡气回肠。清王朝的十二位皇帝，文治武功各有千秋。在他们离去的背影中，浸染着一个帝国的沧桑日暮。清朝的崛起为封建社会注入了新的生机，它的衰落又导致了封建社会的瓦解。在这个特定时代的十二位皇帝，自然是有开国之君，有治世之帝；也有亡国之君，堕落之帝。作者将清王朝一系列隐秘的、鲜为人知的史实，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动人心魄，发人深省。

19世纪末叶，伴随着戊戌变法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出现了颇有声势的维新思潮。这一思潮波及相当多的省份，而岭南堪称其主要发源地之一，岭南维新派则是此思潮的一批最重要的代表。所谓岭南维新思想，就是将岭南地域、岭南人物两个视角结合起来所构成的维新思想，它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潮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自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等早期专门著述问世以来，学术界研究维新思潮的成果日渐丰富，其中很大部分与岭南维新思想相关（大批研究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的著述可以说都是对岭南维新思想的研究）。但是，明确而集中地以岭南维新思想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尚未见到。

陈介祺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收藏家和金石学家。鲁迅先生指出：“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郭沫若和商承祚先生则认为陈介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过去收藏界有“南潘北陈”之说，但著名考古学家王献唐却认为：“此老精鉴，当时潘王二吴诸公，皆出其下。”“心细如发，眼明如炬”更何况陈公的收藏鉴赏研究著作，多达三四十种，远远超过了潘祖荫等著名学者。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收藏鉴赏曾经离开了人们的生活，金石学也曾淡出过学者们的研究。时隔将近两代人之久，人们几乎淡忘了清末这位如雷贯耳的大学者。因此编者认为，有责任唤起人们对这位大收藏鉴赏家的追忆，发扬光大陈公的文史研究成果。由于陈介祺的一些藏品和著作，早在民国初期已陆续传到国外，所以他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却经久不衰，史学界、考古界、金石学界、书法界、收藏界、古文字学界无不尊为翘楚。陈介祺从京城辞官归里，回到原籍潍县（今潍坊市），他借桑梓的丰厚历史文化底蕴，将后半生全部精力倾注在金石收藏鉴赏中，以集古、鉴古、传古为己任。居一隅而知天下，为研究整理和传播我国的历史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和开业，标志着近代中国出版史及文化史的一个新里程。从此商务印书馆走进中国近代史，并且起着转换文化及改变历史的作用，生产新知识、培养新国民和促使新社会的诞生。百年来，商务印书馆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极其巨大而重要。正因如此，与商务印书馆有关的历史也越来越受人注意和重视。最近十数年间关于"商务史"的论述也越来越多，其中有以"馆史"形式出现的，如北京商务主编的《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及《商务百年大事记》，台湾商务出版的《商务印书馆一百周年／在台五十周年》等；也有环绕着"商务人"而写的各种传记和轶闻，如叶宋曼瑛的《从翰林到出版家一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柳和城的《张元济传》、蒋复璁的《王云五与近代中国》及王建辉的《文化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等；也有从出版史或不同文化角度切入的一些著作，在此不一一介绍，详细情况可参本书之第一章；总言之，"商务史"及相关研究在近年来相当蓬勃，俨然使商务印书馆的研究和论述，如百川汇海，推向和形成为一个以"商务"为中心的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即"商务学"的出现。在现代多元进路与不同角度的考察下，"商务史"与"商务学"开始逐渐脱离"商务人"的主观判断，甚至自己人的集体回忆，而成为学术界内之公共空间和共同议题了。李家驹博士虽然是"商务人"，但明显地其著作之出发点并不是重写商务印书馆的馆史，而是把"商务史"放置于一个更宽大及更重要的知识史与文化史的层面上来探索及讨论的。作为"商务人"，他的优势是他有机会运用商务印书馆档案中大量的印书、编书和售书的数据，为其分析提供了极其扎实的实证资料基础；再者，"商务人"的身份和经验又使他对馆的传统，以及编辑、出版及经营特色，有着通盘和全面的认识。然而，在另一方面作者在本书中所采取的学术进路和研究方法，又都超越馆史之立场，而把"商务史"放置于知识史及文化史的范畴内作客观的考察和分析，不拘"馆见"。正因此故，本书在商务学上能够独辟蹊径，与一般研究商务印书馆历史的著作不同。本书前身为作者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修读时之博士论文。本人虽忝为论文指导老师，然而一切之创新思维及研究成果，皆是家驹之勤奋努力和匠心独运，在此数年学思过程中，我成为最大和最先的得益者。今论文付梓，不单使更多的人获益，也为"商务史"及中国近代文化史和知识史的研究，带来新的见解和冲击。本书从书籍出版史的角度论证了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历程。作者从知识史与文化史的层面上探索问题，能够独辟蹊径，不拘"馆见"。本书能够帮助读者了解近代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动态，以及在探讨出版社的文化职能等课题上，对读者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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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每年一度的青年（40岁以下）学者学术报告会的论文集。近代史研究所已连续数年每年召开一次青年学术报告会，并在会后将论文结集出版。这一制度化的学术报告会及其论文集，对于推进近代史研究所学术研究的深入，已显现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已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所反映。2004年度的青年学术论坛共收集论文34篇，内容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既有宏观论题的探讨，也有某一具体问题实证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方法多样，无论是在研究论题，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视角等方面，均给人以启示，相信对于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辽宁是奉系军阀起家发迹之地，也是奉系军阀史的研究中心。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奉系军阀的著述可谓硕果累累，但有关其大事记的编辑整理，至今仍是空白。为了满足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奉系军阀史的需要，向专家学者提供一个查考奉系军阀兴衰过程中比较重大事情的资料索引，我们编辑了这本《奉系军阀大事记》。本《大事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点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客观地加以记述。对一些重大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除需要加以说明的之外，一般不加评论。本《大事记》采有编年体，以历史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上迄1894年，下至1931年。所列各条主要取材于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兼采报纸书刊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