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1日，华北敌酋冈村宁次亲率日军41师团、110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等5万重兵，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史称“五一“大“扫荡”。史家认为， 抗战八年，最艰苦的、黎明前最黑暗的，是1942年：而在1942年几十次“扫荡”中，“又以‘五一’大‘扫荡’为最残酷。”日本军方则认为，这是他们“最完善的作战”，是所谓“努力的结晶”。本书作者三赴石门，四下冀中，查阅了敌我双方大量文献，走访了吕正操等60多位幸存者，以史学的严谨，用纪实的笔法，将我中华民族那段惨痛的历史首次揭示出来。读之令人扼腕，读之令人震撼。

拙著《南京难民区百日——亲见日军大屠杀的西方人》（岩波书店1995年出版）近由南京师范大学翻译出版，实乃自己无上光荣无比喜悦之事。在此，谨向给予帮助的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和各位友人，以及费时费心完成艰苦翻译工作的李广廉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拙著首次出版正值日本战败50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1995年。10年之后，在日本战败60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2005年，该书的中文版能够问世，让自己无限感慨。我是从1984年起从事南京大屠杀事件（南京事件）的研究的。当时，为声援家永三郎教授以文部省的教科书审订违反日本国宪法为名起诉日本政府的教科书审判，由一些学者、记者和律师组织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成立于1984年，代表为已故的早稻田大学洞富雄教授）。加入该会成为我研究南京事件的契机。在家永教科书诉讼中，南京大屠杀与南京战役中对妇女的暴行是争论的焦点之一。1984年12月，在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张允然）的帮助下，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前往南京进行了实地调查。1987年12月又进行了相同目的的第二次实地调查，其成果汇总在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主编的《通往南京大屠杀的现场》（朝日新闻社1988年出版）一书中。在第二次实地调查过程中，我们得到了1985年设立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杨正元馆长、段月萍副馆长以及孙宅魏、高兴组、邹明德、胡菊蓉、陈娟等诸多中国学者的大力帮助。在当时两次的南京实地调查中，我们听取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直接受害经历，查阅了南京大学、南京图书馆、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收藏的史料。这些成了我后来真正进行南京事件研究的珍贵经历。当时的南京，称得上高层建筑的只有金陵饭店，其余均是原样保存下来的解放前的旧建筑和街道。其中，南京难民区中作为难民收容设施使用的洋楼和公共建筑也大多保留了下来。我从南京的大学生那里借来自行车，沿着南京难民区遗址和在南京城内四处进行寻访。当时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现场地理状况的确认为后来自己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南京事件发生之时，日本国内实施了严格的舆论报道管制，日军的屠杀和暴行完全不为国民了解。同时，日本战败前后，日本政府和军部为隐瞒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下令烧毁证据和记录文件。故日军官兵从上到下均彻底地焚毁了相关文件。因此，我在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所能接触到的，仅限于日本国内的公开资料。于是，我采取了走访美国的大学图书馆、议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调查、收集南京事件期间居住或派驻南京的美国宣教师的书信、记录和新闻记者报道的研究方法。我曾于1984年、1986年、1987年三次前往美国收集史料。其中，我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成功收集到担任南京安全区（难民区）国际委员的美国传教师的大批史料。而采访到南京事件期间曾派驻在南京，向世界报道了日军暴行的《纽约时报》的F.T.都亭（F.Timllman.Durdin）和《芝家哥每日新闻》的A.T.斯蒂尔（A.T.Steele）两位记者，也是一大幸事（二人现在都已去世）。1992年，我在美国收集到的大量史料作为南京事件调查委员会编译的《南京事件资料集①美国相关资料编》（1992年青木书店）出版。正是在上述史料调查与收集、资料集编辑翻译的基础上，我才能够得以执笔写成《难民区百日》《南京难民区百日》。在支援家永教科书审判活动方面，我本人于1991年4月前往东京高等法院出庭，证明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并获得了认定家永教授的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和南京战役中对妇女的暴行的记述不合格的文部省的审订违法的判决（1993年10月）。因最高法院也追认了该判决，故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最终得到了日本司法界的确认（1997年8月）。其后，尽管分量和内容并不充分，但现有的日本所有小学历史教科书、初中历史教科书、高中日本史教科书以及绝大多数的高中世界史教科书都开始收录南京事件的记载。我于1994年由大月书店出版了专著《亚洲各国中日军》，进而在1995年由岩波书店出版了《难民区百日》《南京难民区百日》。此后，我还相继出版了《南京事件》（岩波新书1997年），《南京事件与三光作战》（大月书店1999年）和《南京事件与日本人》（柏书房2002年）和其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专著。在日本，主张“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国和美国为宣传所做的捏造”的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出版物被放任自流，得以大量涌出。相比之下，我们这样记述南京大屠杀事实的书籍的出版则举步维艰，哪怕被人找到一处差错，就会立即招来右翼和否定派停止出版的威胁和压力。因此，《难民区百日》《南京难民区百日》的写作和出版牵扯了我大量的精力，为避免出现记述上的差错，我首先认真检查，并请岩波书店聘请的专家对我的原稿进行了仔细检查，请已经去世的一桥大学藤原彰教授交流校对了清样。结果《难民区百日》出版后，没有受到右翼和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攻击。其后，因我出版了新著《南京事件》（岩波新书），故《难民区百日》二版后，岩波书店将《难民区百日》绝版。因此，此次《难民区百日》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我认为是《难民区百日》的再生，对我而言是无限喜悦之事。此外，还有一点让我感叹的是，《难民区百日》在南京事件期间位于南京难民区中心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后身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们的帮助下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样是历史的姻缘。期望《难民区百日》能够为加深日中南京事件研究的交流，推进日中友好做出贡献。最后，谨以中文版《难民区百日》献给明妮·魏特琳女士以及约翰·H·D·拉贝、M·S·贝德士、路易斯·S·C·史迈士、罗伯特·O·威尔逊等为从日军的暴行下保护南京市民而舍命奋斗的南京安全区的各位国际委员会成员。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收集了民国时期有关乡村社会的调查14篇，内容涉及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乡村家庭人口、职业状况、收入与支出、教育、民俗信仰、婚姻等等的调查统计数据，为我们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社会的生活图景，为社会学者与历史学家提供了足资参考的研究民国时期乡村生活状况的可贵资料。

记录了自1909年至1926年间浙江省咨议局和省议会的活动状况。浙江省咨议局和省议会，是全国各省中集会次数最多、历史最为完整的地方议会之一，对这一典型个案的研究，将有助于认识中国的议会政治在地方由盛而衰直到消亡的历史过程和原因。

抗日战争中，美国志愿人员和空军援助中国人民抗击日军，飞机失事事件屡屡发生。许多美国飞行员跳伞落地后，遭到日军追捕和虐杀。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援救盟邦飞行人员的口号，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军民极力营救出上百名美国飞行员。获救飞行员参观解放区后，对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头号争大为惊讶。出于对敌后抗日军民无私救援的感激，也出于对国民党当局封锁敌后抗日实情的反感，获救飞行员回国后，做了许多宣传，产生了很大影响。作者在多年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以纪实笔法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描写生动，情节感人。

8月下旬的气候，在山西高原已表现着充分的秋意。但在公元1937年的这个时候，人们的议论中心再也不是围绕着庄稼长势和年成的好坏。一切人的谈话无不围绕着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命运……革命领袖的经典著述，老革命家们的深沉回忆，亲历者们对战争风云的真实写照，报刊工作者对那个时代的生动记录，史学家们对历史人物、事件的客观评述，历史档案材料和各类文史资料的陆续面世，无一不是这部作品的中坚支柱。

本书系统汇集了1915～1916年护国运动期间，云南督军唐继尧发表的有关护国讨袁的文稿100篇。

学术事业的发展有如长江大河，前浪后浪，滔滔不绝，又如薪火传承，代代相继，光焰愈盛。后人做学问，总要了解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继承前人的成就和经验，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中了我院几十个学科的几十名资深专家，他们在相关学科都有几十年的研究经历，大都在各自领域内卓有建树。现在出版的文库，由每位专家自选学术生涯中的代表作，结集面世，既可以显示他们孜孜矻矻辛勤走过的学术道路，又可以从中看出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部分成就和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作者多年来研究过文学史，也研究过哲学史，但归宿则在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除专著与小册子外，写过大小学术文章二三百篇，出过几本集子。本书是从已经发表过的近代史文章中选出三十余篇，献给关心这一领域的读者。

笔者儿时，听大人讲神话，即知有“千里眼”、“顺风耳”，在幼小的心灵中，引起无限遐想。及长，并成了家，亡妻过校元女士（1937—1970）毕业于复旦物理系，研究红外线等尖端科技。她告诉我，从现代科技角度看，射电望远镜、长途直拨电话，早已使神话里的“千里眼”、“顺风耳”成为现实，其神奇妙用，甚至超过了神话。而神话中没有千年眼。野史、笔记中偶有预测几百年、几千年后世道的奇人的记载，那不过是扯淡，不值一哂：近代才出现的刘伯温的“烧饼歌”，是战乱、动乱年代民间炮制的谶言，无异于痴人说梦，与历史视角并不相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值粉碎“四人帮”不久，很多人痛定思痛，对祸国殃民、造成中华民族空前浩劫的十年动乱进行反思，寻根问底。就在此时，我读了明代万历时人张燧写的《千百年眼》。此书流传不广，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仅有明刻本及《笔记小说大观外集》收录本传世。我供职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冈0好藏有明刻本，遂借来阅读。吸引我注意的，是这本书的书名，猜想作者一定是个具有历史眼光的人，否则为什么叫《干百年眼》？等读完全书，我感到我的猜想没错，张燧确实是位具有历史眼光的学者，书中论古议今，穿越千年，经常站在历史的高度，俯视古人、今人，不时闪烁着思想火花。如该书卷一谓：“武王虽恶纣之世官，亦未能改积习之常，久则难以改也……孟子日：‘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妨尊，疏逾戚。’以今言之，何不得已之有，即日朝释耒耜，暮登仕版，人亦安之矣。鲁之三桓、郑之七穆、楚之三姓，子孙皆盘踞，虽贪如狼，狠如羊，愚如豕，其国君固皆用之；才士秀民，则屈于族姓，老死于田野者，不知凡几。”这里，张燧对官员世袭制的危害，作了深刻的揭露。实际上，他笔下所述绝非仅仅局限于古代的鲁、郑、楚三国之大姓，联系明代的现实，变相的官员世袭制丑恶现象，可谓呼之欲出，不胜枚举。不知张燧有未活到魏忠贤垮台之时？魏忠贤专权时，他的侄子、女婿、族孙等，一个个平步青云，其侄魏良卿更是典型。本来，他在老家肃宁种地，斗大的字一个不识，魏忠贤居然把他拔至高位，从佥书锦衣卫，掌南镇抚司事，到晋封肃宁侯、宁国公，加太师（即太子太师，在明代，这是非常崇高的荣誉），简直有直上重霄九之势。但是，爬得高，跌得重。魏忠贤败亡后，魏良卿在受审时说：“吾生长田舍，得负耒耜足矣，何知富贵？今日称功，明日颂德，功德巍巍，自当封拜，吾不合为珰侄，遂以袍册加身，是称功颂德者，以富贵逼我，我何罪也！”（明·薛冈：《天爵堂文集》卷十九《丑寅闻见志》，崇祯刻本。）魏良卿的话，实在是可圈可点。“以富贵逼我”，何其有味也！直到上个世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不是也有耕田的、卖菜的、织布的、工厂保卫科的，等等，被人为地用“富贵”骤然“逼”到最高权力圈内吗？曾几何时，覆巢之下无完卵，这些人又安在哉？国人都是清清楚楚的。显然，正因为张燧有深邃的历史眼光，才能在说古道今时，说出深刻的、富有启迪性的见解来。通览《干百年眼》全书，每有真知灼见。联系到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无论是治国、治学、作文，若没有历史眼光，肯定是短视的，大则祸国、误国，小则庸浅，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因此，我把这套由我主编的历史随笔精选丛书，定名“千年眼文丛”。虽然在加盟本丛书的作者中，上大学读的是历史专业，并一直以捧古人饭碗为职业者，仅我一人，但无论是文坛前辈何满子先生，还是牧惠、陈四益、熊召政、李乔、伍立杨诸先生，都是饱读史书，对历史学颇有学养者。他们写的历史随笔作品，远看历史，近看现实，每以干、百年眼光，穿过历史的时空，烛照古今。说他们是千年眼，应属当之无愧。牧惠文兄不幸于2004年6月8曰溘然谢世。6月7日，他给我打电话时，还问起这套文丛，我答复他正在策划。而今文丛即将面世，他却看不到了，令我不胜感喟。李乔是我进京后不久即相识、往来二十余年、无话不谈的挚友。他交稿后，即身罹重疾，所幸动了大手术后，终于逃过大劫，正在康复中。愿本书的出版，对李乔老友是个诚挚的祝福。借此机会，我还要衷心祝愿为本文丛题签的学林前辈王元化先生健康、长寿。

本书详细考察了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占领区废除中国政府颁布的禁烟法令，纵容、支持和组织鸦片的种植、贩卖和吸食等鸦片毒害的具体实施过程，还考察了此政策与日伪政权统治间的关系，以及它给中国带来的各种危害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