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幕府盛况，当时人们赞颂不已。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说，曾氏幕府，集天下俊彦之士达83人，薛氏本人尚未列入，后世学者有的统计则超过薛氏的统计数字。 曾国藩幕府80余人中，后来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者有李鸿章、李翰章、郭嵩焘、左宗棠、刘蓉、唐训方、彭玉麟、钱应溥、黎庶昌、何璟、倪文蔚、李宗羲等10余人，还有科学技术专家如徐寿、李善兰等。拥有这些人才组成的智囊团，参谋其事，曾国藩的成功是不难理解的。 幕僚古已有之，在汉代就见于记载。官僚们为要办理朝廷赋予的各项事宜，又没有相应的官派人员，就自辟幕僚，帮助处理。幕僚与幕主关系比较自由，他们不是隶属关系，幕僚去留自主，幕主采纳意见则留，否则就去而他就，曾氏幕僚人物也有这种情况。在祁门大营，当军事最困难的时候，幕府人数寥寥，曾氏也只得听之任之。 到清末，曾国藩幕府时传统幕僚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参加曾国藩幕府的，固然不乏古典色彩，但入幕之宾中，很多是翰林，或者是朝廷正式官员，何璟、孙衣言是翰林院编修，倪文蔚是庶吉士散馆分刑部任主事，李瀚章是知县。曾国藩以书生将兵，异军突起，许多秀才、贡生出身人员闻风影从。另一方面，许多人随幕曾氏多年，随着军事胜利，被曾国藩推荐保举赏以官职，有的成了方面大员，有的仍留在幕中，就不再是传统的幕主宾僚关系，已有隶属的色彩了。后来成为封疆大吏的人，多系曾国藩保举或应朝廷咨询而由曾氏推荐的。

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31日40多天时间中，成果很多，而对日军占领南京8年（1937年-1945年）历史的研究则几乎是空白。本书是第一部系统、详实、全面、深入地研究南京沦陷八年历史的学术论著，挖掘出大量日军侵华新证，实属开山之作。该书通过大量新挖掘的史料，首次系统地叙述了日军侵占南京八年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为日军侵华罪行提供了新的铁证。《南京沦陷八年史》分上、下两册，共12章，计100万字。该书全方位地介绍和论述了从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日伪占领、统治的近八年间，作为中国沦陷区的核心地区南京的各方面情况。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文艺、新闻等方面。

本书共收录了六十四卷，其内容基本上是乾隆时期救荒实政的方策之成编，将乾隆朝有关御制诗章、谕旨分为普蠲钱漕、减除旧额、巡幸蠲免、偏隅赈借等共十类，按年月编排而成。

本书主要叙述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正面战场几次重大战役，如卢沟桥抗战、淞沪抗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长沙战役等，这是抗战早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对日寇进攻的防御性战役，表现了中国军队的英雄气概和中华儿女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佟麟阁、赵登禹牺牲了，郝梦龄、王铭章倒下了……娄十个将领慷慨捐躯，上百万将士血染沙场。这是血写的历史，这是民族的壮歌。中国，第一个投身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战场；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最长时间的抵抗；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最大的牺牲……百万将士兮死沙场，保种卫家兮国有殇……一头通体创伤的大睡狮，在被啮噬欺凌了6年之后，终于一声怒吼，蓦然惊醒。15个月战略防御大血战，中国军队以血、以肉阻挡着强大的日本侵略军。是战，是和？政治家、军事家频频亮相，纵横捭阖。 一曲悲歌、一曲壮歌，读来让人感慨万千，荡气回肠。

中国的历史既古老又悠长，朝代众多，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走到最后，终于在清朝止步。清朝是以满族为核心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公元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终于征服了建州各部，并建立了后金政权。从此，便开始向衰败的明王朝发出挑战。公元1644年清兵以不可阻挡之势入主中原，开始了清朝的统治。如果从创业者努尔哈赤算起，到1912年即宣统三年，清帝溥仪退位，总计三百多年，共历十二个皇帝。许多人知道努尔哈赤、皇太极，但并不了解皇太极是如何在努尔哈赤亲手缔造的后金国基础上建立清王朝的，更不了解努尔哈赤是如何凭借十三副遗甲起兵与明朝相抗衡而建立后金国的。所以说，清王朝的实际缔造者是努尔哈赤，是努尔哈赤的足智多谋和骁勇善战使得女真这个少数民族迅速崛起，而皇太极更是将其发扬光大，并改国号为清，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皇太极也成为了清代唯一一位拥有两个年号的皇帝，因此至今史家对此尚存清代“十二朝”和“十三朝”两种说法。然而，无论是“十二朝”还是“十三朝”，都只是一家之说，并不妨碍读者去了解清代的历史。在清代，中国封建集权统治达到了顶峰，重大历史事件层出不穷，历史人物错综复杂，头绪繁多。清初几代统治者的不懈努力带来了“康乾盛世”的繁荣。然而，盛极必衰，尽管清末统治者也试图重震雄威，但终究是回天乏术。为使读者对清朝有一个全面完整的了解，我们编写此书时侧重于“细说”，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以时间为顺序，详细介绍了清代十二朝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同时也对历史人物进行客观的真实的介绍，抛去野史、传闻的误解，力争全面、客观、立体地展示清代的兴衰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对于历史上众说不一的疑案，尽量列举各家观点，给读者一个明晰而完整介绍，使读者能多角度、全方位地了解清代历史。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在真实性、趣味性和启发性等方面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努力把与某一事件或历史人物有关的各类风格不同的绘画、背景图片配人其中，使该事件和人物更立体、更丰满。语言上我们力求平实、简朴，深入浅出，使读者在增长知识的同时获得阅读的愉悦。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有一类非经非子、“四部”难入的东西特别今人萦怀心头，开始我们概斥之为封建糟粕，予以封杀，继而是小心翼翼地整理研究，现在则公之于众，并且被炒得沸沸扬扬，冠之以“宝典”、“绝学”、“秘发”、“官经”、“谋略”，大有发现新大陆之势。这就是中国传统儒学之外的一门绝学——官箴学。　官箴，顾名思义就是做官的箴言录，或者说怎样当官的道理，基本上是官人或学者写给官人的告诫和指导，是古代统治阶层用于自律和行政的道德规范。不过，官箴的原始含义并不是对一般的官员而言。据查，“官箴”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四年、有“（帝甲）命百官箴王阙”。西晋学者杜预注：“使百官各为箴辞戒王过。”孔颖达疏曰：“汉成帝时，扬雄爱《虞箴》，遂依放之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后亡失九篇，后汉崔骃、骃子瑷、瑗子寔交，世补其缺，及临邑候刘騊駼、太傅胡广各有所增，凡四十八篇，广乃次而题之，署曰《百官箴》，皆放此《虞箴》为之。”而从字面上理解，“箴”原本是中医治病使用的针一类器具，《文心雕龙·铭箴》篇解释说：“‘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药石也。”由此看来，官箴最初的含义是官员们对君主的谏言。凡是到了后来，官箴才成为对一般官员们的警戒。之所以名曰“箴”，意为防病治病一样的东西。

《太平广记》是宋代人编的一部大书。因为它编成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所以定名为《太平广记》。全书五百卷，目录十卷，专收野史传记和以小说家为主的杂著。引书大约四百多种，一般在每篇之末都注明了来源，但偶尔有些错误，造成同书异名或异书同名，因而不能根据它作出精确的统计了。现在书前有一个引用书目，共三百四十三种，可是与书中实际引出数目并不符合，大概是宋代之后的人补加的。《太平广记》是分类编的，按主题分九十二大类，下面又分一百五十多小类，例如畜兽部下又分牛、马、骆驼、驴、犬、羊、豕等细目，查起来比较方便。从内容上看，收得最多的是小说，实际上可以说是一部宋代之前的小说的总集。其中有不少书现在已经失传了，只能在本书里看到它的遗文。许多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小说，就靠《太平广记》而保存了下来。书里最值得重视的是第四八四至四九二卷，九卷杂传记里所收的《李娃传》、《东城老父传》、《柳氏传》、《长恨传》、《无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都是名篇，最早见于本书。还有收在器玩类的《古镜记》，收在鬼类的《李章武传》，收在龙类的《柳毅传》，收在狐类的《任氏传》，收在昆虫类的《南柯太守传》等，也都是非常有名的作品。但是《太平广记》的分类标准并不统一，如讲精怪的《东阳夜怪录》、讲龙女的《灵应传》，都收在杂传记类，按类别就一时不容易找到。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宋初人把一部分唐代传奇称作“杂传记”，还没有用“传奇”这一名称。《太平广记》的分类，的确便于检查，也很有研究的价值。书中神怪故事占的比重最大，如神仙五十五卷，女仙十五卷，神二十五卷，鬼四十卷，再加上道术、方士、异人、异僧、释证和草木鸟兽的精怪等等，基本上都属于志怪性质的故事，代表了中国文言小说的主流。直到清代《聊斋志异》系列的拟古派小说，都跳不出这个范围。书中神仙加上女仙的故事，共计七十卷，又排在全书的开头，可以看出唐五代小说题材的重点所在，也可以看出宋初文化学术的一种倾向。唐代道教和佛教竞争很激烈，道教虽然不占上风，然而由道士和信奉道教的文人编造出来的神仙故事却影响很大，产生了不少优美动人的小说。例如写方士上天入地寻找杨贵妃的《长恨歌传》就是一篇代表作。唐代小说中的名篇如《柳毅传》、《无双传》、《虬髯客传》以及《杜子春》、《张老》、《裴航》等，也都和道教有关。晚唐五代神仙家的思想更是弥漫一时，杜光庭就是一个神仙传记的大作家，《太平广记》里收了不少他的著作。宋初的小说还保留着这种风气。《太平广记》的编者把神仙、道术放在异僧、释证等类的前面，显然有尊崇民族的宗教文化的意思。作为小说，宣扬佛法灵验和因果报应的故事虽然可以诱惑一部分读者，但艺术性实在不如神仙故事。唐代小说里往往讲仙女下凡，又有灵丹度世，还有许多神奇灵异的变化，更能眩人耳目。当然，所有神仙鬼怪的故事，都是幻想的产物，一般带有消极出世的宗教迷信的宣传，都需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唐代小说的代表作，还应该数那些写人间现实生活的作品写得最好，如完全不带有神怪成分的《柳氏传》、《莺莺传》、《李娃传》等，写作方法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道路。中国的小说成熟于唐代。唐代小说的绝大部分收集在《太平广记》里，明清人编印的唐代小说集却往往是改头换面的伪书，所以鲁迅指点读者看唐人小说还是要看《太平广记》。当然，《太平广记》里收的不只是唐代作品，还有不少是汉魏六朝的作品。其中单篇流传的唐代传奇大多已经收入了新的选本，如鲁迅编的《唐宋传奇集》、汪辟疆编的《唐人小说》等书，比较容易见到。但不少已经散失的小说集还很少有经过认真整理的版本，我们要了解宋代之前中国古代小说的全貌，也只能通读《太平广记》。《太平广记》对后来的文学艺术的影响十分深远。宋代以后，话本、曲艺、戏剧的编者，都从《太平广记》里选取素材，把许多著名故事加以改编。例如演张生、崔莺莺故事的《西厢记》，有各种不同的剧本，这个故事差不多已经家喻户晓了，可是最早保存在《太平广记》里的它的素材《莺莺传》，却很少人知道。《太平广记》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宝藏，很值得阅读。<

抗日的烽火早已渐行渐远。掀开这一幅幅尘封的历史照片和一行行带血的文字，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那些舍身救国的英烈，震惊中外的事件，悲壮激烈的战事，惨绝人寰的惨案，宛如一座座警钟，无时不在撼动中华儿女的心魂。时间可以过去，但历史不能遗忘！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中华大地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种种暴行，酿造了一起起人问。。惨案。本书选择的几十大惨案，实际上只是其中的儿个片断。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我们没有删由忘掉这场战争，没有理由忘掉侵略者制造的那些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罪行，那些火绝人性、泯灭良知的蹂躏。安息吧，死难的同胞，中华民族不会忘记你们。

光绪帝虽然亲政的时间非常短暂，并且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只发出了几缕暗弱的光亮，便消失在历史的滔滔洪流之中，但就是这样几缕迅速地划过黑暗夜空的光亮，点燃了早已蓄势喷发的地下怒火，几经波折，渐成燎原之势，最终使持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在东方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化为灰烬，变成了下一季春天的沃土。光绪皇帝的性格及形成因素；他对女人的态度；他身边智囊谋臣的胸襟、才智；朝廷上下形成的各种势力的相互牵制、掣肘；国内外瞬息万变的局势；国民麻木不仁的状态；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光绪皇帝无法摆脱他那沉重的悲剧命运。满清王朝无法避免那段屈辱、黑暗、残暴的历史。每一件往事，每一个细节，都在真实地告诉我们历史不是“意外”的产物，一个人物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曲线更不是“如果”所能调整和改变的。光绪皇帝命运奇特的一生，注定了会给世人留下许多难解之谜：慈禧当初为什么会选中光绪？入宫后光绪为什么与慈禧由最初的“蜜月”变成无法调和的“冷战”？年轻的光绪为什么死在慈禧的前一天？关乎大清国前途命运的中日大海战又为什么会出现令人难以理解的结局……等等世人渴望一探内情的谜团，相信都能够从本书中得到圆满的释疑。<

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作者所经历的一些事，日本攻占上海后，宋庆龄转移到一个新的地点——香港去继续她的工作。在转移出去之前，她又得过一关，因为她的寓所虽在法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归外国人管辖，在法理上是中立地带），但现在除在附近经常出没的密探外，又多了一些前来监视的日本特务。为了麻痹这些家伙，在动身的那一天——1937年12月23日——她在家中安排了一种使人不可能产生任何疑窦的安详景象。两位外国女友到家里来喝茶，一会儿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也来了。她和贴身女佣李姐从后门登上艾黎雇来的出租汽车，然后开往公共租界的外滩码头，登上一艘挂外国旗的沿海客轮。她用头巾捂住半个脸庞（那天天气很冷），一只手挽住艾黎的结实的臂膀，显得十分轻松自如地一同走上跳板，没有人来得及阻止和盘问。在国内事务方面，她的工作是保持、加强和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核心——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这在抗战期间曾经几起几落。在国际上，她帮助建立和加强反法西斯阵线。为了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实现内部团结并扩大进步影响，她始终不懈地努力。在到香港的最初一两年中，她工作的中心是加强当时正在出现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她对国民党于1938年春在武汉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统一战线导向的《抗战建国纲领》，表示坚决支持。她在4月间同何香凝联名发表致国民党领导的公开信，认为这个纲领须付诸实施，而不应只停留在纸面上。她们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且始终如一地主张国共合作（虽然几乎长期处于孤立状态）。她们没有实权，但受到公众尊敬。在这封信中，她们就国民党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提出七点建议：“一、重振党纪，严厉制裁一切偷生怕死、贪污舞弊、欺民枉法之负责党员……；二、尊重民意，实现民权，彻底取消一切有形或无形压制民意、妨碍民权之法令；三、……停止任何方式之党派斗争，务使全国人民一致精诚团结；四、时刻不忘当前民族国家之耻辱，胜困不骄，败亦不馁，贯彻抗战建国之目的，切勿中途易辙。凡稍得胜利，即妄冀和平、实为屈辱之主张，尤应坚决反对，勿使我民族国家，重蹈万劫不复之地；五、严防敌寇阴谋，勿中其一切挑拨利诱之伎俩，务使其不战亦能灭亡中国之毒计无从实现；六、严厉执行褫夺从事傀儡汉奸者之公民权，没收其全部财产，如身为党政负责人员，尤应加以严峻之刑律……；七、勿忘全国同胞在被占区域及作战区域……种种惨痛……党政当局贵能牺牲少数人之安荣利禄，而以解除全国人民生活苦痛为前提……救济难民、抚慰流亡、优恤阵亡将士家属及死难同胞、取消与禁止一切苛捐杂税及高利贷，斟酌情形豁免赋税，或减低租税等等，当努力实行，务使全国同胞乐于追随吾党，抗战到底。”对战时逃避兵役的人和逃亡的人，宋庆龄是毫不同情的。她在6月2日致函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提出应制止民众逃入香港（妇孺老弱除外）。年轻力壮者和富裕者大批出亡会降低海外对中国的尊敬。应训练更多壮丁参战、改善防空设备、照顾难民生活。她对投降主义的心态和阴谋感到十分愤怒和厌恶。1938年5月25日给新西兰籍同事杰姆斯·贝特兰的信中，她谴责了中国的投降主义并联系到欧洲的情况：“那些失败主义者又在嚷嚷和平了。但在我心里毫无疑问：我们——人民——将抵抗到底。希特勒已下令召回所有德国军事顾问（他们过去帮助国民党打中国红军，后来有一个短时期帮助打日本，现在日本又成了纳粹德国的盟友）。他们全都不愿意回去。希特勒还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干一件什么样的蠢事……把那些有问题的人和那些间谍从我们中间清除出去之后，我们会战斗得更好。”1938年7月7日，在《抗战的一周年》一文①里，宋庆龄赞扬了一年来克服巨大困难而进行的严酷的、牺牲惨重的战斗，但警告说，这“不过是争取我中华民族解放、独立的开始”，并须警惕“国内实不乏怯于对外、勇于对内的政治家，抗战伊始，即抱失败主义，一闻敌人有意言和，即入出活动，恨不能立刻成为事实。……要斩断敌寇侵略的另一只魔手——政治诱和的阴谋”。她还说，《抗战建国纲领》虽已公布，还有待于实行。对人民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训练是必要的。同样必要的是发动国内及华侨的富有者，筹资开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改善人民生计”、“改善政治机构”（这是她经常提到的主题）都“须立即求其实施”。政府应尽速召开“国民参政会”，“不仅听取彼等意见，贵能迅予执行彼等……之提案，进而能改变参政会之职权，不仅为一中枢政府之咨询机关，而为民主政治国会职权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