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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诺在《解析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问题才应该是中国的核心问题。他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倾向于把中国的出路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这将导致中国知识分子脱离社会、轻视经济、生搬硬套西方制度和纸上谈兵。他还分析了处于变革中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其中不乏先见之明。本书还录有露存的《心文》，此书堪比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露存这位嫁给中国人的洋媳妇，以极其辛辣的笔锋评议了中国人及当时社会的种种问题，至今读来犹如芒刺在背，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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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典汇锣清人为区分朝代为改题作久明朝典汇》或《明典汇》》，凡二百卷，一百九十万盲，兰溪徐学聚编辑，为晚明史学名作之一。晚明之际，内忧外患频仍、社会危机四伏的险峻形势，朝纲不振、史禁渐疏的政治背景，竞尚著述，版刻发达的文化环境，强烈地刺激着有识者起而搜集、整理、研究与纂述本朝历史的空前热情，蔚为当时所谓「实学」的一大组成部分。万历以还，关于明朝历史之大部头著述，后先继踵，诸体并茂，充分显示了这种时代恃色。《国朝典汇（套装上下册）》即是遣一时代的产物。

《落日下的龙旗》以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文笔和厚重的历史责任感、全景式、全方位地再现了百年前中华民族被日本军国主义强暴、奴汲的历史血痕。本书对日本军国主义蓄谋把中国拖进“战争陷阱”；慈禧太后为了自己的“万寿庆典”避战求和；李鸿章在日本春帆楼上签订《马关条约》蒙尽的羞辱；民族英雄邓世昌、丁汝昌等人在无助与无奈中以身殉国的壮举；台湾人民反对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而进行“自谋保台”的英勇抗争；清军在对日作战中屡战败的悲剧所在；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军民的屠城杀伐；西方列强对清王朝的无耻愚弄……等许多重大历史事实的具体情节上，都有新的披露和生动描写。

该书内设昔景旧照、领袖留踪、旧事重温、民国轶事、名人瞬间、庐苑春秋、逝物留痕、文化遗产、庐山之景等十四个专栏内容。

100年前方苏雅以法国殖民政策执行者的身份出现在云南，他留下了大量的历史照片、日记、书信和札记？？这些照片被认为是亚洲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和地区概貌的纪实性照片。本书记述的是方苏雅眼中的中国云南，同时也是在云南社会历史深处的一种探寻。方苏雅原名奥古斯特·弗朗索瓦，“方苏雅”则是他自己取的中国名字。1857年8月20日，方苏雅出生于一个法国商人家庭，经济宽裕。成年后，方苏雅先后在法国内务部、外交部工作，曾任法国驻印度支那一等外交副代表、法国外交部长私人秘书、法国驻龙州（今广西柳州）领事等职。40岁以后任驻云南府（昆明）名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再兼法国驻云南蒙自领事，以及法国驻中国云南代表，在云南一呆数年之久。1904年方苏雅回到法国。在此后30年的岁月里，方苏雅一直怀念着在中国的岁月。他盖了一幢小楼，将历年收集的有关中国的藏品尽数置于楼中，名之为“小中国”。1935年7月4日方苏雅病逝。去世前，他把装在紫檀木盒子里的110幅玻璃底片、6本影集中的上千幅照片，在中国拍摄的6毫米31分钟的纪录片，一部带皮腔的6×6的玻璃干片照像机，以及中国皇帝授给他的勋章，统统交给妻子马尔芒，嘱咐她要认真保管。1974年。马尔芒在去世前，又将方苏雅的部分遗物（含部分照片），捐给法国巴黎的人类学博物馆等4个博物馆收藏。余下的物品（部分照片、电影胶片等），则交给外甥皮埃尔·赛都保存。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才知道方苏雅手中保留有在云南等地拍摄的照片以及日记等物，于是云南方面有识之士，经过一番交涉和努力，终于取得了这些照片在中国的使用权。那次展览的照片，便是从中精选出来的，其他摄于云南红河、楚雄和四川、贵州、西藏、广东、越南、新加坡等地的照片，则至今尚未有机会面世。毫无疑问，方苏雅的这些老照片，把晚清云南的山容地貌、河湖船舶、老城古街、官署民居、塔庙牌坊、集市庙会以及三教九流、各界人物，均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无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怀旧的角度，它们都有难以替代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讲，方苏雅的功绩是不言自明、不可抹杀的。但我们如认真冷静地审视一下方苏雅的身世经历，就会发现方苏雅既不是一个学者，更不是一名技术人员，他虽有浓重的中国情结，但仍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者。因此，方苏雅不可能仅仅是从研究的角度、从怀旧的角度来拍摄这些照片。他的拍摄行动是有更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我们不应忽略的历史事实是，在1899年，法国驻越总督都墨（又译为杜梅），电召法国驻云南府总领事方苏雅，策划对云南的军事占领，决定先由方苏雅率士兵100多人，携带武器弹药40余驮，秘密潜入云南为内应。1900年，这批武器弹药在昆明南关被查获，扣在厘金局内。方苏雅竟然派人持枪弹强行将军火运走，藏于平政街天主教堂内。这件事激起了昆明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包围和烧毁了法国在昆明的教堂以及传教士的住宅。这就是反对法国人侵云南的“昆明教案”。“昆明教案”发生后，法国在中越边境地区高筑炮台，调兵遣将，运送武器，鸣枪鸣炮，举行示威性军事演习，扬言“大兵即日人滇，攻据地方”。其实，时逢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反帝声势日益高涨，法军已北上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根本无力入滇。但昏庸的清王朝在法国的恫吓下，一再妥协。于是，英、法政府就联合提出在云南开矿的要求。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除答应向法国赔偿12万两白银以外，还答应了英、法殖民主义者可以在云南七府（七个地区）开采矿产的要求。从这一段血淋淋的历史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方苏雅拍摄有关云南的照片的目的，是为法国殖民主义者搜集资料，是为其殖民政策服务的。当然，从客观上讲，百年后方苏雅老照片的重见天日，确实起到一定的良好作用，有助于我们认识百年前的云南的真实历史面貌。方苏雅为何留下大量云南历史老照片，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解读和探讨，它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百年前云南的历史，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百年前云南与英、法关系的历史，了解云南对外关系的历史。

年谱这门科学，一向各自为政，或只写谱主生平，或兼及时代背景，或更及有影响的人物。但不管如何分歧，不能一致，却只有一个目的，不可改易，这就是便於阅读，便於研究，便於汲取经验教 即以此为出发点，考虑方苞、刘大槐、姚 这三位作家、学者同为桐城人士，同作古诗文，同讲古文法则，同宗程朱理学，同为从事教育事业，而又师弟子一脉相承，影响於当时及後来，所以合为一谱。既省篇幅，且可方便阅读。一编在手，诸事具备，减少向外 索取的辛劳。但这并不是我的发现，梁启超早已说过：“从前有许多人，同在一个环境，同做一种事业，与其替他们各做一部年谱，不如并成一部，可以省了许多笔墨和读者的精神。”（《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我的设想和写作实践正是受到他的启示。本谱采取时代背景、谱主生平以及与谱主关系密切或有重要影响者，熔於一炉，合为一编，必要时进一步考证有影响者的生平， 如果略去时代背景，则谱主一生的言论和行事，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看不出人事思想的发生、发展以及变化、归宿，像是离世独立者。如方苞生年为1668年，当清代康熙七年，内阁秘书院学士道学家熊赐履就连年奏请康熙帝，谓“民生疾苦已极”，“朝政积习未除”，要“提倡理学，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关、闽之学不学”。这些议论，不但根源於过去和当时的情况，而且影响两百多年的政治、教育及其学术思想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方苞、刘大槐、姚 三人的治学方向和他们的言论、行事。当然，影响是多方面的，不只是这几句话。但这几句话，却代表了当对的政治倾向和学术风气，也不可否认。本书采取时代背景、谱主生平以及与谱主关系密切或有重要影响者，熔于一炉，合为一编，必要时进一步考证有影响者的生平。

本书以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披露鲜为人知的淞沪会战的台前幕后，介绍历史风云人物的传奇经历和趣闻轶事，熔历史与人物于一炉，从敌、我、友各方的独特视角，荟萃世间百态，解读人世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