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是勤禹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作为他的联系导师，我想就本书的意义和特点推荐给读者。华洋义赈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是联系国家和个体之间的社会中间层，是缓解社会问题和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事业，也是全社会应予关注和推动的事业，学术界对此尽管有所研究，但仍嫌薄弱。所以选取民国时期的一个救灾组织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不仅对于拓宽民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当代中国非营利部门的成长及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又具有借鉴意义。作为一部脱胎于博士后研究报告的专著，我认为该书达到了这一目标。具体而言，本书出版具有以下学术价值和科学意义：（一）以往对华洋义赈会的研究，或从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实践，或从农村合作的一种示范，或从赈灾救荒等视角立论，而本书首次从社会变迁视角出发，结合近代中国集权衰落趋势和现代化开展过程，全面探讨该组织生成与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心理等生态环境，并就现代化进程中民间组织成长的机遇与面临的困难作了细致分析。这是一种突破，对该组织的研究和相关组织的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二）由于在研究视野上的突破，作者从容地从组织模式入手，深刻剖析华洋义赈会的组织架构、权力分配、总分会互动与自律机制，揭示出该会不再是传统慈善组织，而已演进为具有现代组织属性的民间组织。这是对华洋义赈会研究的一种新说，有较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三）从社会自组织角度出发，考析华洋义赈会与政府的关系，检讨在“强国家、弱社会”情势下，社会自组织与国家互动方式及状况，并得出令人深思的结论。这在同一题目的研究中，是一个尝试和突破。（四）通过对华洋义赈会全面地分析考察，得出以下结论：在政府主导现代化过程中，民间组织可以通过边缘替代，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管理，从而成为现代化的一股强力。在当今中国处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现代化，政府如何放手民间组织，又如何利用民间组织等现实性问题，该书具有实质性的借鉴与指导意义。该书20多万言，引证资料十分弘富。据我所知，勤禹三去南京，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浩如烟海的原始文献中，拂尘遍览，不放过任何有用资料，摘抄了近10万字卡片。又数月浸泡于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尽可能多地搜集华洋义赈会年报、会刊、宣传册及其他资料和当时报刊及相关的理论著作与研究论著。这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研究精神，保障了该书严谨扎实的学术价值，也显现了作者潜心学术的勤苦与执着。该书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以往在同一领域所采用的单一的历史学实证方法，吸收了政治学的合法性理论、治理理论以及社会学的互动论、社会控制论、社会资本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概念，并将上述方法贴切自然地融会于研究之中，没有生拉硬扯、矫揉造作之感。而且在文字表达上，简约明快，于朴实无华的言语中将道理娓娓道来，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可以说，本书是一部思路科学、切实、清晰，结构合理、有效，视角新颖独特，且具有鲜明时代性和前沿性的研究专著，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一项有意义的学术成果。

本书着重记述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积极主张抵御日寇，并有卓著贡献的部分抗日将帅的英勇事迹，以颂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超的战略战术。借鉴这些英雄人物和抗日著名将帅的崇高精神和指挥艺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尤其是对于我军对于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造就新一代优秀指挥员，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打赢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履行其他各项神圣职责，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以中华民国为历史标志的20世纪上半叶，虽然只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但无疑是其中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动荡和变化最为剧烈、最动人心魄的一幕。其间，新制与旧统共存，建设与破坏同行，革命与反动互激，内忧与外患交迫，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基础，是科学技术，还是意识形态及文化风习，无不酝酿着、爆发着重大的变化与改造，并最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时代的推移，尤其是21世纪的到来，“中华民国”逐渐突破了以往覆盖于其上的中国革命史的框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民国已经作为一个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26个朝代相并列的重要历史时期而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在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断代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一时期的各方面问题。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为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对民国史的研究兴趣，也逐渐从那些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动人心弦的政治事件以及茶余饭后的奇闻逸事，逐渐扩散到了或者准确地说是深入到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层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从政治形式的外表进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从而使有关民国史的研究更紧密地与以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社会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华民国史不仅已经以其原有的完整的风貌独立地展示在当代国人面前，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的新的热点和生长点，而且也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历史借鉴作用，并因此而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有关民国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尽管包罗广泛，涉及档案、方志、报纸杂志、官方文献、私人著述以及共和国时期的回忆录等等，而且这些资料也都是极其宝贵的，但人们却很少注意到另一种为民国时期所独有的资料宝库，即由当时国内外各主要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各地政府、各学术团体和学校以及学者个人所进行的大量的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社会调查。与业已整理出的其他资料相比，这些调查具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这不仅仅是因为调查的涉及面极其广泛，覆盖着全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包括城镇乡村在内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些调查大都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如现代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方法和手段调查完成的，而且均以调查报告甚至学术论文作为最终的成果形式，这样既保存了大量的调查数据和原始资料，又凝聚了代表当时比较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各种自然、社会及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分析、透视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是深入研究和了解旧中国城乡社会问题的极可珍视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建设资以借鉴的极其难得的思想库。民国时期的调查资料实际上也已经走出了历史学界的圈子而受到其他学科学者的关注。源自福建教育出版社的远见卓识和鼎力支持，使我们终于有条件能够共同担当这一历史的重任。不过，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且所藏散漫，有不少甚至散佚海外，如果一味求全，势必不能，亦且难以满足当前学界的急迫需求，故此我们决定采取“丛编”的形式，按步骤分阶段地予以整理出版。第一批收录的文献共计193种，按其调查内容大致分为10卷，包括婚姻家庭、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宗教民俗、底边社会、城市劳工生活、乡村社会、人口、文教事业及少数民族等。其中既有当时印行的书籍，亦有散藏于各类报刊的论文，另有部分迄今尚未公开出版的手稿和油印本。凡解放后重印且流行颇广的调查报告，如《定县社会调查》等，暂不收录。<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以中华民国为历史标志的20世纪上半叶，虽然只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但无疑是其中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动荡和变化最为剧烈、最动人心魄的一幕。其间，新制与旧统共存，建设与破坏同行，革命与反动互激，内忧与外患交迫，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基础，是科学技术，还是意识形态及文化风习，无不酝酿着、爆发着重大的变化与改造，并最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时代的推移，尤其是21世纪的到来，“中华民国史”逐渐突破了以往覆盖于其上的中国革命史的框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民国已经作为一个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26个朝代相并列的重要历史时期而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在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断代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一时期的各方面问题。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为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对民国史的研究兴趣，也逐渐从那些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动人心弦的政治事件以及茶余饭后的奇闻逸事，逐渐扩散到了或者准确地说是深入到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层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从政治形式的外表进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从而使有关民国史的研究更紧密地与以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社会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华民国史不仅已经以其原有的完整的风貌独立地展示在当代国人面前，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的新的热点和生长点，而且也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历史借鉴作用，并因此而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有关民国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尽管包罗广泛，涉及档案、方志、报纸杂志、官方文献、私人著述以及共和国时期的回忆录等等，而且这些资料也都是极其宝贵的，但人们却很少注意到另一种为民国时期所独有的资料宝库，即由当时国内外各主要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各地政府、各学术团体和学校以及学者个人所进行的大量的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社会调查。与业已整理出的其他资料相比，这些调查具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这不仅仅是因为调查的涉及面极其广泛，覆盖着全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包括城镇乡村在内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些调查大都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如现代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方法和手段调查完成的，而且均以调查报告甚至学术论文作为最终的成果形式，这样既保存了大量的调查数据和原始资料，又凝聚了代表当时比较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各种自然、社会及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分析、透视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是深入研究和了解旧中国城乡社会问题的极可珍视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建设资以借鉴的极其难得的思想库。民国时期的调查资料实际上也已经走出了历史学界的圈子而受到其他学科学者的关注。 源自福建教育出版社的远见卓识和鼎力支持，使我们终于有条件能够共同担当这一历史的重任。不过，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且所藏散漫，有不少甚至散佚海外，如果一味求全，势必不能，亦且难以满足当前学界的急迫需求，故此我们决定采取“丛编”的形式，按步骤分阶段地予以整理出版。第一批收录的文献共计193种，按其调查内容大致分为10卷，包括婚姻家庭、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宗教民俗、底边社会、城市 劳工 生活、乡村社会、人口、文教事业及少数民族等。

安庆师范学院皖江文化研究中心支持和资助。本文集包括古皖文化、安庆移民研究、方以智及方氏学派、桐城宋学、明清桐城文化、徽剧程长庚黄梅戏、皖江近代化等九个专题。

本书着重记述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积极主张抵御日寇，并有卓越贡献的部分抗日将帅的英勇事迹，以颂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超的战略战术。

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我军同国民党军进行了中国战争史上空前的，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大规模的辽沈决战。战场上，双方刀光剑影，斗勇斗智，大战52天，终以解放军的胜利而告终。此役共歼灭国民党“东北剿总”及其所属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6个师、地方保安部队共47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东北全境解放，东北我军得以腾出手来参加关内作战，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

本书揭露了滇西日军与日本731部队及冈9420部队在云南进行细菌战，使数十万无辜的中国平民惨死于霍乱和鼠疫的罪恶事实，以及日军在滇西建立“慰安所”，推行“慰安妇”制度，强拉和诱骗中国、朝鲜、日本等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到处糟踏妇女以发泄兽欲的大量罪行。

近期，我国首部大型网络评论丛书《大话古名人》，即将由巴蜀书社隆重推出。该书精选了历史上颇具个性、影响力的重要人物武则天、秦始皇、雍正、曹操、诸葛亮、曾国藩等，由国内极具影响的文学论家进行点评。4月1O日，四川部分著名作家及文化人举行网络阅稿座谈会，对《大话古名人》已经完稿的7部样稿进行探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套与众不同而独具特色的评论丛书，其特点在于故事选材富有个性和特点，评点者语言精辟流畅、思想鲜明活跃，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与会的文学评论家、作家还对该书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徐康（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巴金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认为，《大话古名人》这书名取得好，好就好在“大话”二字空间很广。大话介于严肃与戏说之间，它涵盖故事与评点两方面。评点在轻松、调侃、幽默氛围中，以今天的观念评说历史人物，使读者从中受到一些启迪，给人们深思的空间，妙趣无穷。目前，市面上出的历史题材书，大部分只是客观地去介绍历史人物，而本书中的武则天、秦始皇、曾国藩等展现给人的是另一个侧面，一些不易为人感知的东西。他们的个性、本质、内在心理，以及心灵深处中隐埋的悲凉、感伤和苦楚，让评品者给一语道出、一言点击，使读者能清晰地看到，历史上曾风云一世的帝王及权臣也有着普通人的个性。 吴里（著名评论家）说，所谓大话古名人，依我人个认为，这不是简单地去写历史，或对历史人物进行褒和贬，也不是让读者读了这部丛书去重新了解曹操和曾国藩的历史。我们之所以要选择这几个历史人物去评点，是因为他们的个性非常鲜明、独具作为，又能超越常规，通过“大话”点评让读者去了解这些人物那可贵的个性，能让这些个性透视和折射出他们的本质，并从他们的个性来联想现实。中国的历史传统历来都压抑着人的个性的张扬，而历史名人则成功地张扬了自身个性，我们就让读者能清楚地了解他们那张扬的个性。比如说，武则天亲手掐死自己的儿子，这有她刚和狠的一面。但她气量大度地启用情敌上官婉儿，又体现她柔和善的一面，对武则天这刚、狠、柔、善的个性，必然会引起我们无限的联想，这给当今人有许多启发，它警示人们如何作人。 袁基亮（四川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谈到，见到这部丛书，使我想到克罗基那句话：一切历史就是一部当代史。文化人侃古名人，是让我们站在新的、现代的角度，自由地去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以今天的思想，今天的观念去评点他们。就是说在历史上他们是皇帝或权臣，而眼前，我们只将他们看作是普通人来评说。大话是要话出有个性的东西，把历史人物的个性剖析出来，展示给现代人，给人们有新的启发，让人去深思去联想并留下更深的印象。 座谈会的气氛十分热烈，当这部书捧到读者面前的时候，希望读者们在网上、在其他媒体上深入讨论，继续更深层次的思索。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在程应缪、张家驹、魏建猷等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引导下，半个世纪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形成了求实、创新的风格，一方面着意培养扎实的史学功底，另一方面注意增强创新意识，扬长避短，占领学术前沿。目前历史系已拥有二个博士点和一个博士后流动站。1982年，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开始招收硕土研究生。1994年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所。2000年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立，2001年在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并于同年被评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学科带头人为唐力行教授。目前学科分为三个方向：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变迁、下层社会和帮会研究。各方向带头人分别是唐力行、苏智良、周育民。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以转型期中国社会研究为中心，形成了以下四个特点：一、整体中国与区域社会研究相结合。区域史研究是国际史学界的新趋向。我们重点研究的江南区域（含上海、徽州）是社会转型颇具特色的地区。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而且下层民众是生活在一个个具体的区域社会中的，我们要眼光向下，关注历史上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组织结构、宗教信仰、传统文化，以及他们与社会大变动的关系等等，重建社会生活的实态，都离不开区域史的研究。例如《江南儒商与江南社会》、《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旧上海黑社会研究》等区域性研究所构筑的社会实态，都有助于加深对整体中国的认识。我们在进行整体中国研究时，也注意充分利用区域资料，力图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例如《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中国帮会史》、《中国会道门》等。二、长时段与短时段相结合。我们认为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开始。无论是区域社会的研究、秘密社会的研究还是近现代社会问题或知识分子的研究，都不能局限于1840年后社会急剧变迁的一百年，而应该把社会急剧变迁的短时段放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较长时段中去加以考察，才能克服传统研究局限于一个较短时段的缺陷，使研究更具深度和力度。因此，我们突破了仅仅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变迁来考察转型期的社会，而是提出了明清以来中国近世社会的概念，跳出近代史，又回归近代史。如《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又如，对中国近代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其视野展拓到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了鸦片战争以来江南地区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延续性和阶段性；再如中国近代下层社会的研究，从清初以来游民社会的形成人手，并进而研究鸦片战争以后游民社会组织的变化；至于民间会道门的研究，则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段。社会问题与社会变迁研究也是如此，关于毒品问题的研究一直追溯到鸦片流人中国之初始。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则下延至当今。即便就一个较短的特定时段而进行的具体研究，如《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捻军起义史》等，也是把它们放在历史流变的大框架中，在具体而细微的研究中为其作历史定位。三、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研究相结合。传统史学的研究局限于社会上层，而将社会下层排斥于研究的范畴之外。社会下层是历史的主体，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下层民众在历史长时段的基本状况与社会大变动时的实态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与社会发生相互作用的？这些研究对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关于下层民众，诸如农民、市民、游民等阶层，家庭、宗族、帮会、土匪、教门等下层社会组织乃至毒品、卖淫等社会问题，都与下层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知识分子、商人等群体既与社会下层有联系，又频繁地在社会上层活动或直接居于社会上层，通过对于上述各个社会群体的研究，可以比较全面地揭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全貌，展现转型期社会各类社会群体的分化、重组及其心态。四、注意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转型时期的社会研究，是一个具有跨学科特征的综合研究课题，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尝试引进新的理论与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把研究推向深入。如区域社会经济的研究不是就经济史谈经济史，而是以商人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作为研究切人点，从家族制度、商人组织、商业精神等方面探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互动，使经济活动变成活生生的人的活动。对于游民帮会的研究，我们也不是简单地罗列帮会在各个时期的重要活动，而是既考虑到游民帮会的共性，又充分考虑到区域社会的特点对于各地帮会的特殊风貌的深刻影响。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在把握近代思想发展的总脉络的同时，更加注意知识分子的个性特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原则下，我们充分吸收并运用区域研究方法、社会学、政治学、谱牒学、心理学等等研究方法，使研究路子越走越宽，不断创新。在长期的史学研究实践基础上，我们不仅注意史学方法的继承和创新，而且注意培养严谨扎实的学风，从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做起。以商人作为切人点的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以游民帮会、会道门作为切人点的下层社会研究以及毒品、卖淫等近代社会问题、知识分子的研究，都没有现成的系统整理的史料，大量的工作都带有原创性，需要从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做起。我们曾经编纂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等。每个专业方向的形成，几乎都经历了十几年的积累，有的甚至是二、三代人的积累。我们的不少学术成果，已经为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引用并受到欢迎。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的同仁们辛勤耕耘，成果迭出，正在发扬并发展多年来我们形成的研究特色。为加强与国内外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我们在上海市教委和商务印书馆的鼎力支持下，拟出版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丛书，陆续推出同仁之研究成果。希望我们的成果能为史学园地添加几分春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