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孙中山给张继回信表示不接受辞职或退隐的提议，“一、退隐深山。此时为革命最衰微之时，非成功兴盛之候，是为弟冒艰危、茹困苦以进取之时代，非退隐之时代也。二、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弟被举为总理，未有布告天下始受之，辞退亦断未有布告天下之理。弟之退总理已在要求同盟会及章太炎认不是之时，同盟会及太炎至今未有认过，则弟已不承为彼等之总理者久矣。”尽管有吴稚晖等为孙中山辩护，比如吴在11月13日出版的《新世纪》115号发表文章表示，“近见有东京同盟会布告孙文君罪状书，所言不惟无足为孙文君之罪状，且适显其为沾染保皇党气息。”“故为孙君之罪状者，首列匿藏巨款二十万。彼固不知孙君旅行之舟资，尚借贷于学界之措大。”但孙中山当时的紧张还是可以想见的。此事如果不是黄兴坚决抵制，孙中山在同盟会的地位势将岌岌可危。1909年11月11日、11月27日、11月29日，陶成章等将一公函在具有保皇会背景的《南洋总汇新报》公开发表，酿成了同盟会创立四年来最大的一场风波。此前1909年7月18日，陶成章在写给李燮和的信中说：“前次之举孙文，实授之以刀柄”。他想另拟章程，“其章程中，不认孙文为会员，谅亦可以做得。……近日专门注重暗杀（若办必先声明与孙文无涉，免至为人所借用）。”9月24日，他在给王若愚的信中对黄兴“专为中山调停”大为不满，表示“弟及兄等与中山已不两立”。10月22日，孙中山写信给布鲁塞尔的同盟会会员王子匡：“陶[成章]去年到南洋，责弟为他筹款五万元，回浙办事。弟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彼失望而归，故今大肆攻击也。东京留学界之不满于弟者，亦有为之推波。故从外人视之，吾党亦成内乱之势。人心如此，真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此事于联络华侨一方面，大有阻碍也。”《伪民报检举状》1909年对孙中山来说真是多事之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陶成章他们的意见书发布之后，又有章太炎的攻击，就是那篇著名的《伪民报检举状》，起因是《民报》被日本当局封禁时附加罚款一百五十元，逾期就要罚章太炎做苦工，而同盟会并没有予以救援，最后是章门弟子鲁迅等凑钱解决的，此事引起章太炎、鲁迅等人的“很大愤懑”[张静庐语]。此后，汪精卫等未和章太炎协商即托名巴黎印刷、秘密出版了两期《民报》，自然更是火上加油。章太炎怒而以原《民报》社长名义发表这一传单，其中主要指责孙中山：“孙文本一少年无赖，徒以惠州发难，事在最初，故志土乐与援引……推为盟长……而孙文小器易盈，遂借此自为封殖。在东京则言在南洋有党羽十万，在南洋则言学生全部皆受指挥，内地豪杰，悉听任使。恃《民报》鼓吹之文，借同志拥戴之意，乘时自利，聚敛万端。”所谓“聚敛”就是指孙中山当年离开日本时接受赠款，以及几次起义的军费开支等。他进而指责孙中山“背本忘初，见危不振”，在《民报》几乎断炊、风雨飘摇之际，“屡以函致南洋，欲孙文有所接济，再差胡汉民或汪精卫一人东渡，邮书五六次，电报三、四度，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语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助，至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元三百而已。”“夫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计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干没可知已。及去秋有黎姓者自新加坡来云，《民报》可在南洋筹款，即印刷股票数百份，属友人陶焕卿即陶成章带致孙处，而孙坐视困穷，抑留不发。”特别是当《民报》被封，章太炎因交不出罚金，差一点被处苦役，“而身拥厚资、豢养妻妾之孙文，忝为盟长，未有半铢之助，不自服罪，又敢诋毁他人，此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当《民报》危急时，孙中山没有伸出援手确是事实，但说他“身拥厚资、豢养妻妾”就只是臆测和想象了。孙中山之所以对《民报》弃置不问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先是1907年的“倒孙”风潮早巳伤了他的心，加上他对章太炎在《民报》高论佛学、国粹，渐离三民主义的轨道也深为不满。此外，章太炎还指控孙中山卖国卖友：“云南本中国之地，而欲赠送法人”；“试观黄兴，非与孙文死生共济者耶？而以争权怀恨，外好内猜；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关仁甫，非为孙文效死建功者耶？而以事败逋逃，乃至密告英吏，诬以大盗。其背本无恩如此。”他劝告华侨不要为孙中山、汪精卫“私有”的伪《民报》捐款。他最后说：“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扰乱耳！”……

一部日本兵现场记录的战争风云，全本日记以及与日记所叙事件相证的照片，尸体、慰安妇、俘虏、废墟……记完文字，又拍照片，图文并茂，没有形容，没有感伤，只有进攻，扫荡，杀人，炮火，刺目的冷血三年的日记从未中断，按照相机快门也从未停止，原生态的文与图，日军侵华血腥的铁证，日记1950年起保留在中国。本日记中的荻岛静夫十分鲜活：他来自日本农村，家里有父母、兄嫂、恋人。他惦念老夫老母的身体，惦念庄稼收成。他有对战争的恐惧，对前程的忧虑，也有青春的迷茫。他爱看小说，爱看杂志，崇尚与人达到内心交流。他爱好文学，受好电影，爱好艺术，是日本军人中有想法而感性的人物。三年的战争，他每天都在记录，每天都在思考。而他的用心，就是要留一份战争记录吗？他记录的角度十分微观、细腻，是要为战争作一次生动的陈述吗？他的记录是如此血腥又如此冷漠，这就是大和民族的民族性吗？而战后的荻岛静夫，他是回到乡村过农耕生活，还是留在城市继续他的艺术追求？他真切体会过，记录过的战争生活对他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本书中还有许多尸体、慰安妇、俘虏、废墟的照片。这些都是当年日军的战争“果实”，荻岛静夫总是在记完文字后，又拍照片，“图文并茂”。

《太行精神光耀千秋》，以其丰富翔实的史料和珍贵的历史文物，用现代化展示手段，全面生动地再现了八路军和太行儿女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光辉历史，深刻揭示了伟大太行精神的丰富内涵，是对党员进行先进性教育和干部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黑龙江省要把组织参观这一大型主题展览作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在重温和回顾波澜壮阔的八年抗战历史，纪念和缅怀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太行军民为民族解放建立的不朽功勋，弘扬太行精神的同时，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奋斗树立信心。<

《史证》一书由公安部档案馆尘封多年的日本战犯供述的档案材料精选翻译编辑而成，是公安部档案馆首次披露的日本战犯供述的原始档案材料。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将《史证））一书呈献给读者，以此铭记中国人民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巨大牺牲和重要历史贡献。《史证》一书选取了关押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的969名日本战犯中118名战犯的供述材料，以其罪行和悔过为主线，通过112个原日军第39师团、第59师团、第63师团、第9l师团、第117师团、第73l部队、关东宪兵队、伪满司法部、关东局及伪满滨江省警务厅不同官阶、不同职务的官兵对华侵略战争中一次次的亲身经历，再现了暴戾疯狂的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烧杀虏掠犯下的罪行，揭示了日本军阀及财阀疯狂掠夺中华大地珍贵资源及财富的罪行，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有力明证。同时，该书还通过6个战犯真心悔罪的亲笔家信，再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战犯进行人道主义改造的惊人成果，再现了中国人民宽厚仁爱的博大胸怀。《史证》一书，通过战犯们亲身经历的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记述，再现了为保家卫国，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英勇作战前赴后继的中华儿女坚强不屈的灵魂。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史证》一书通过对那段历史的还原与再现，告诉人们：无论哪一个民族都应尊重历史，正视历史，绝不应忘记历史。是否用客观历史的态度直面历史，是一个民族文化素质与民族心理的体现。也是一个民族避免悲剧重演走向美好未来的关键。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几番肆意篡改历史教科书，企图使侵略战争合法化，矢口否认侵华历史，这是对历史的公然歪曲。这既严重伤害了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伤害了向往日中友好的日本人民的感情，伤害了热爱和平的世界人民的感情。《史证》一书旨在告诉世人，中华民族是反对侵略战争热爱和平的民族，与世界上任何民族建立真诚的友谊及共同发展是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前不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前苏联参加二战的老战士的讲话中指出：“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牢记历史、不忘过去，是为了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就是要更好地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使战争悲剧不再重演，让各国人民永享太平。”回顾历史，就是要以史为鉴，让昨天的悲剧不再重演；重温历史，就是要面向未来，让明天的天空不再阴霾。今以此书再现历史，就是要告诉人们：侵略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不仅不应该发生在中国人民身上，也不要再发生在世界其他国家人民身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诚意，不仅体现在对几十年前日本战犯改造时的宽大政策，更在今天，也在未来。

辽宁是奉系军阀起家发迹之地，也是奉系军阀史的研究中心。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奉系军阀的著述可谓硕果累累，但有关其大事记的编辑整理，至今仍是空白。为了满足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奉系军阀史的需要，向专家学者提供一个查考奉系军阀兴衰过程中比较重大事情的资料索引，我们编辑了这本《奉系军阀大事记》。本《大事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点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客观地加以记述。对一些重大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除需要加以说明的之外，一般不加评论。本《大事记》采有编年体，以历史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上迄1894年，下至1931年。所列各条主要取材于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兼采报纸书刊等材料。

这些年，老照片风光一时，成为公众阅读的时尚。时尚也是一种轮回，落后于时尚会被冷落、被抛弃、被不屑一顾，甚至会被诅咒为背时的东西，而背时背到了极点，了就成了稀罕物。阴差阳错的老照片，定格了西北的一个瞬间，凝固着西北的一层层记忆，记录下许许多多的西北往事。据此推论文明衰落的答案，或许是一种奢求，却也能依稀看见文明衰落的片断过程，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挣扎与无奈。埋首典籍约不是公众阅读的选择，追寻逝去的生活，感悟人生的情愫，或者仅仅作为一种文化消遣，很是可以读读图片的。凝望老照片，那些原本陌生的历史顿时变得鲜活起来，而那些曾经似乎很熟悉的历史却又变得陌生起来。兴奋与茫然中，时时会生发出丝丝缕缕的感悟。

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时期日军侵华战争中，日军在南京制造了一起震惊中外的特大惨案。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成立，负责对日本28名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同时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专案审理。作者有幸参与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审判工作。这一历史性的审判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界，但作者亲身经历的往事仍历历在目。本书史料翔实可信，内容丰富广泛，图文并茂，集学术性、资料性于一体，为中外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史实提供了一本重要的参考书，也是研究考证南京大屠杀的重要依据。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和开业，标志着近代中国出版史及文化史的一个新里程。从此商务印书馆走进中国近代史，并且起着转换文化及改变历史的作用，生产新知识、培养新国民和促使新社会的诞生。百年来，商务印书馆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极其巨大而重要。正因如此，与商务印书馆有关的历史也越来越受人注意和重视。最近十数年间关于"商务史"的论述也越来越多，其中有以"馆史"形式出现的，如北京商务主编的《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及《商务百年大事记》，台湾商务出版的《商务印书馆一百周年／在台五十周年》等；也有环绕着"商务人"而写的各种传记和轶闻，如叶宋曼瑛的《从翰林到出版家一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柳和城的《张元济传》、蒋复璁的《王云五与近代中国》及王建辉的《文化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等；也有从出版史或不同文化角度切入的一些著作，在此不一一介绍，详细情况可参本书之第一章；总言之，"商务史"及相关研究在近年来相当蓬勃，俨然使商务印书馆的研究和论述，如百川汇海，推向和形成为一个以"商务"为中心的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即"商务学"的出现。在现代多元进路与不同角度的考察下，"商务史"与"商务学"开始逐渐脱离"商务人"的主观判断，甚至自己人的集体回忆，而成为学术界内之公共空间和共同议题了。李家驹博士虽然是"商务人"，但明显地其著作之出发点并不是重写商务印书馆的馆史，而是把"商务史"放置于一个更宽大及更重要的知识史与文化史的层面上来探索及讨论的。作为"商务人"，他的优势是他有机会运用商务印书馆档案中大量的印书、编书和售书的数据，为其分析提供了极其扎实的实证资料基础；再者，"商务人"的身份和经验又使他对馆的传统，以及编辑、出版及经营特色，有着通盘和全面的认识。然而，在另一方面作者在本书中所采取的学术进路和研究方法，又都超越馆史之立场，而把"商务史"放置于知识史及文化史的范畴内作客观的考察和分析，不拘"馆见"。正因此故，本书在商务学上能够独辟蹊径，与一般研究商务印书馆历史的著作不同。本书前身为作者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修读时之博士论文。本人虽忝为论文指导老师，然而一切之创新思维及研究成果，皆是家驹之勤奋努力和匠心独运，在此数年学思过程中，我成为最大和最先的得益者。今论文付梓，不单使更多的人获益，也为"商务史"及中国近代文化史和知识史的研究，带来新的见解和冲击。本书从书籍出版史的角度论证了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历程。作者从知识史与文化史的层面上探索问题，能够独辟蹊径，不拘"馆见"。本书能够帮助读者了解近代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动态，以及在探讨出版社的文化职能等课题上，对读者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悲况举世瞩目，而在长城线上残酷地制造千里“无人区”的惨景却知之者甚少。本书稿从各方面广集资料，旨在让世人知晓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的罪恶行径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与之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历史为今天留下了这笔宝贵的红色革命遗产，相信以其自身的潜能价值，一定会为伟大祖国的复兴显现出它固有的巨大威力。这部《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书稿，是集中外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编辑而成的拥有五卷本的大型文集。第一卷为综合性的专论和媒体评介；第二卷是中共各级组织在当时形成的历史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第三卷为史学工作者经过调研形成的专题资料；第四卷是日方档案文件和有关活动情况；第五卷是日本学者对“无人区”斗争的看法所撰写的专论文章及拍摄的照片。资料量大翔实，内容丰富鲜活，是一部对不同阶层的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具有典型意义的生动教材，也是广大教育和社科工作者教学、研究我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所需要的参考书籍。这正是编篡这套书稿的初衷。

1999年至2002年期间，作者挨家挨户访问中国受害者及其家庭，诚心倾听受害者的愤怒和悲伤，并忠实地记录了下来。《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汇集了120位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证言，客观而真实地反映南京大屠杀对中国人民造成的身体和心灵上的巨大伤害。其中的部分珍贵证言填补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有关“性暴力受害者的调查与研究”的空白。为了客观而真实地反映南京大屠杀对中国人民造成的身体和心灵上的巨大伤害，松冈环将4年来采写的受害者的口述材料汇集成《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她说，做错事要勇于承认和改正。对于过去的侵略战争，日本应该勇于认错和反省。她表示，抢救历史的机会不会再有第二次，她的调查活动还将继续下去。 松冈环介绍说，向中日两国的历史证人征集加害者证言和受害者证言的调查取证工作几乎是同步展开的。自1997年10月起，她花了4年多时间，在日本东京、名古屋、大阪、广岛等6个城市开设了“南京大屠杀情报热线”。而在1999年至2002年期间，松冈环还一次次地踏上中国土地收集证言。2004年8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颁发给她“南京大屠杀史调查研究特别贡献奖”，以褒奖她10多年来为南京大屠杀史实调查与研究所作的杰出贡献。《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这部汇集了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证言的书，有力地揭露和挫败了日本有些人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