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南京大屠杀史实研究的一部新作。全书共分七个部分，各部分相互之间衔接紧密，再现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烈图景，展示了国际友人对南京人民的人道主义救助，表达了爱好和平的人们对大屠杀的思考。

中国政坛风云变幻，拂去历史的尘埃，就会显露出一幕幕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悲喜剧。繁荣与衰退更替，光明与黑暗搏击，欢乐与痛苦交织，矛盾错综，精彩纷呈。本书以史为鉴，纵横方圆神州，力图再现历代王朝治乱兴衰、成败得失的壮丽画卷，以及风流人物经邦治国、运筹帷幄、自强不息、前赴后继的风采。您想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精神以及仁人志士的英勇壮举吗？现在，我们把开启政治宫殿之门的钥匙交给您，请您循着中国政治的历史长河，开始我们的文明之旅。《走进中国政治殿堂》是“文明之旅丛书”中的一部，它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图文并茂，体系完整。全书共分为十二章，大体上按照中国政治起源、发展和演变的顺序次第展开，力求对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成败得失以及政治家经邦治国的风范和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壮举，进行深入浅出、重点突出而又系统全面的介绍。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以中华民国为历史标志的20世纪上半叶，虽然只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但无疑是其中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动荡和变化最为剧烈、最动人心魄的一幕。其间，新制与旧统共存，建设与破坏同行，革命与反动互激，内忧与外患交迫，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基础，是科学技术，还是意识形态及文化风习，无不酝酿着、爆发着重大的变化与改造，并最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时代的推移，尤其是21世纪的到来，“中华民国史”逐渐突破了以往覆盖于其上的中国革命史的框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民国已经作为一个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26个朝代相并列的重要历史时期而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在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断代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一时期的各方面问题。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为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对民国史的研究兴趣，也逐渐从那些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动人心弦的政治事件以及茶余饭后的奇闻逸事，逐渐扩散到了或者准确地说是深入到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层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从政治形式的外表进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从而使有关民国史的研究更紧密地与以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社会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华民国史不仅已经以其原有的完整的风貌独立地展示在当代国人面前，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的新的热点和生长点，而且也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历史借鉴作用，并因此而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有关民国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尽管包罗广泛，涉及档案、方志、报纸杂志、官方文献、私人著述以及共和国时期的回忆录等等，而且这些资料也都是极其宝贵的，但人们却很少注意到另一种为民国时期所独有的资料宝库，即由当时国内外各主要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各地政府、各学术团体和学校以及学者个人所进行的大量的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社会调查。与业已整理出的其他资料相比，这些调查具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这不仅仅是因为调查的涉及面极其广泛，覆盖着全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包括城镇乡村在内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些调查大都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如现代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方法和手段调查完成的，而且均以调查报告甚至学术论文作为最终的成果形式，这样既保存了大量的调查数据和原始资料，又凝聚了代表当时比较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各种自然、社会及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分析、透视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是深入研究和了解旧中国城乡社会问题的极可珍视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建设资以借鉴的极其难得的思想库。民国时期的调查资料实际上也已经走出了历史学界的圈子而受到其他学科学者的关注。源自福建教育出版社的远见卓识和鼎力支持，使我们终于有条件能够共同担当这一历史的重任。不过，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且所藏散漫，有不少甚至散佚海外，如果一味求全，势必不能，亦且难以满足当前学界的急迫需求，故此我们决定采取“丛编”的形式，按步骤分阶段地予以整理出版。第一批收录的文献共计193种，按其调查内容大致分为10卷，包括婚姻家庭、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宗教民俗、底边社会、城市劳工生活、乡村社会、人口、文教事业及少数民族等。其中既有当时印行的书籍，亦有散藏于各类报刊的论文，另有部分迄今尚未公开出版的手稿和油印本。凡解放后重印且流行颇广的调查报告，如《定县社会调查》等，暂不收录。<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以中华民国为历史标志的20世纪上半叶，虽然只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但无疑是其中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动荡和变化最为剧烈、最动人心魄的一幕。其间，新制与旧统共存，建设与破坏同行，革命与反动互激，内忧与外患交迫，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基础，是科学技术，还是意识形态及文化风习，无不酝酿着、爆发着重大的变化与改造，并最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时代的推移，尤其是21世纪的到来，“中华民国史”逐渐突破了以往覆盖于其上的中国革命史的框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民国已经作为一个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26个朝代相并列的重要历史时期而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在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断代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一时期的各方面问题。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为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对民国史的研究兴趣，也逐渐从那些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动人心弦的政治事件以及茶余饭后的奇闻逸事，逐渐扩散到了或者准确地说是深入到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层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从政治形式的外表进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从而使有关民国史的研究更紧密地与以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社会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华民国史不仅已经以其原有的完整的风貌独立地展示在当代国人面前，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的新的热点和生长点，而且也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历史借鉴作用，并因此而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有关民国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尽管包罗广泛，涉及档案、方志、报纸杂志、官方文献、私人著述以及共和国时期的回忆录等等，而且这些资料也都是极其宝贵的，但人们却很少注意到另一种为民国时期所独有的资料宝库，即由当时国内外各主要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各地政府、各学术团体和学校以及学者个人所进行的大量的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社会调查。与业已整理出的其他资料相比，这些调查具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这不仅仅是因为调查的涉及面极其广泛，覆盖着全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包括城镇乡村在内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些调查大都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如现代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方法和手段调查完成的，而且均以调查报告甚至学术论文作为最终的成果形式，这样既保存了大量的调查数据和原始资料，又凝聚了代表当时比较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各种自然、社会及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分析、透视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是深入研究和了解旧中国城乡社会问题的极可珍视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建设资以借鉴的极其难得的思想库。民国时期的调查资料实际上也已经走出了历史学界的圈子而受到其他学科学者的关注。源自福建教育出版社的远见卓识和鼎力支持，使我们终于有条件能够共同担当这一历史的重任。不过，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且所藏散漫，有不少甚至散佚海外，如果一味求全，势必不能，亦且难以满足当前学界的急迫需求，故此我们决定采取“丛编”的形式，按步骤分阶段地予以整理出版。第一批收录的文献共计193种，按其调查内容大致分为10卷，包括婚姻家庭、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宗教民俗、底边社会、城市劳工生活、乡村社会、人口、文教事业及少数民族等。<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北京市档案馆特从馆藏中国人民抗战及日本侵华的档案史料中精选出一批密电、密件、庭审笔录以及大量珍贵历史照片等编辑成书。全书分为，九一八——七七卢沟桥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后侵华罪行、战争损失调查以及华北汉奸审判三部分。为准确客观的再现历史真实，本书尽量保持档案文件原貌。其中有些档案的记录者是日本侵华军人，站在军国主义立场，不免有污蔑中国军队的观点和词句，本书未作删改，从中读者更能清楚地认识到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嘴脸。

《尘封的老照片：70年前外国人镜头中的中国》将多次展开其英国旅行家R·F·菲奇（R·F·Fitch）的作品，无论其拍摄范围广泛，抑或艺术造谐的精湛，都堪称为中国留下了一批珍贵的资料。美国传教士华之姿办的同善会，关于这位华先生，连辜鸿铭也恭维他为“19世纪最行造诣的汉学家”。他在华北一带传教。同时“考察”中国文化，本书所收部分照片即来自他所撰文章。此外，还有一个公谊会，它由英国教会派出，传教地区长期选定在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它也吸收美国传教士一道活如，如美国著名女传教士义白礼就是会中骨干。而长期主持该会的是英国人霍德时。至于著名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办的赏贤堂，因他主张：“孔子好比耶稣”，对中国民众要“以道德宗教训导之”，所以则更留心各“民情民俗”。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乡村社会卷）》收集了民国时期有关乡村社会的调查14篇，内容涉及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乡村家庭人口、职业状况、收入与支出、教育、民俗信仰、婚姻等等的调查统计数据，为我们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社会的生活图景，为社会学者与历史学家提供了足资参考的研究民国时期乡村生活状况的可贵资料。

拙著《南京难民区百日——亲见日军大屠杀的西方人》（岩波书店1995年出版）近由南京师范大学翻译出版，实乃自己无上光荣无比喜悦之事。在此，谨向给予帮助的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和各位友人，以及费时费心完成艰苦翻译工作的李广廉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拙著首次出版正值日本战败50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1995年。10年之后，在日本战败60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2005年，该书的中文版能够问世，让自己无限感慨。我是从1984年起从事南京大屠杀事件（南京事件）的研究的。当时，为声援家永三郎教授以文部省的教科书审订违反日本国宪法为名起诉日本政府的教科书审判，由一些学者、记者和律师组织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成立于1984年，代表为已故的早稻田大学洞富雄教授）。加入该会成为我研究南京事件的契机。在家永教科书诉讼中，南京大屠杀与南京战役中对妇女的暴行是争论的焦点之一。1984年12月，在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张允然）的帮助下，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前往南京进行了实地调查。1987年12月又进行了相同目的的第二次实地调查，其成果汇总在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主编的《通往南京大屠杀的现场》（朝日新闻社1988年出版）一书中。在第二次实地调查过程中，我们得到了1985年设立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杨正元馆长、段月萍副馆长以及孙宅魏、高兴组、邹明德、胡菊蓉、陈娟等诸多中国学者的大力帮助。在当时两次的南京实地调查中，我们听取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直接受害经历，查阅了南京大学、南京图书馆、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收藏的史料。这些成了我后来真正进行南京事件研究的珍贵经历。当时的南京，称得上高层建筑的只有金陵饭店，其余均是原样保存下来的解放前的旧建筑和街道。其中，南京难民区中作为难民收容设施使用的洋楼和公共建筑也大多保留了下来。我从南京的大学生那里借来自行车，沿着南京难民区遗址和在南京城内四处进行寻访。当时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现场地理状况的确认为后来自己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南京事件发生之时，日本国内实施了严格的舆论报道管制，日军的屠杀和暴行完全不为国民了解。同时，日本战败前后，日本政府和军部为隐瞒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下令烧毁证据和记录文件。故日军官兵从上到下均彻底地焚毁了相关文件。因此，我在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所能接触到的，仅限于日本国内的公开资料。于是，我采取了走访美国的大学图书馆、议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调查、收集南京事件期间居住或派驻南京的美国宣教师的书信、记录和新闻记者报道的研究方法。我曾于1984年、1986年、1987年三次前往美国收集史料。其中，我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成功收集到担任南京安全区（难民区）国际委员的美国传教师的大批史料。而采访到南京事件期间曾派驻在南京，向世界报道了日军暴行的《纽约时报》的F.T.都亭（F.Timllman.Durdin）和《芝家哥每日新闻》的A.T.斯蒂尔（A.T.Steele）两位记者，也是一大幸事（二人现在都已去世）。1992年，我在美国收集到的大量史料作为南京事件调查委员会编译的《南京事件资料集①美国相关资料编》（1992年青木书店）出版。正是在上述史料调查与收集、资料集编辑翻译的基础上，我才能够得以执笔写成《难民区百日》《南京难民区百日》。在支援家永教科书审判活动方面，我本人于1991年4月前往东京高等法院出庭，证明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并获得了认定家永教授的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和南京战役中对妇女的暴行的记述不合格的文部省的审订违法的判决（1993年10月）。因最高法院也追认了该判决，故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最终得到了日本司法界的确认（1997年8月）。其后，尽管分量和内容并不充分，但现有的日本所有小学历史教科书、初中历史教科书、高中日本史教科书以及绝大多数的高中世界史教科书都开始收录南京事件的记载。我于1994年由大月书店出版了专著《亚洲各国中日军》，进而在1995年由岩波书店出版了《难民区百日》《南京难民区百日》。此后，我还相继出版了《南京事件》（岩波新书1997年），《南京事件与三光作战》（大月书店1999年）和《南京事件与日本人》（柏书房2002年）和其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专著。在日本，主张“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国和美国为宣传所做的捏造”的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出版物被放任自流，得以大量涌出。相比之下，我们这样记述南京大屠杀事实的书籍的出版则举步维艰，哪怕被人找到一处差错，就会立即招来右翼和否定派停止出版的威胁和压力。因此，《难民区百日》《南京难民区百日》的写作和出版牵扯了我大量的精力，为避免出现记述上的差错，我首先认真检查，并请岩波书店聘请的专家对我的原稿进行了仔细检查，请已经去世的一桥大学藤原彰教授交流校对了清样。结果《难民区百日》出版后，没有受到右翼和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攻击。其后，因我出版了新著《南京事件》（岩波新书），故《难民区百日》二版后，岩波书店将《难民区百日》绝版。因此，此次《难民区百日》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我认为是《难民区百日》的再生，对我而言是无限喜悦之事。此外，还有一点让我感叹的是，《难民区百日》在南京事件期间位于南京难民区中心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后身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们的帮助下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样是历史的姻缘。期望《难民区百日》能够为加深日中南京事件研究的交流，推进日中友好做出贡献。最后，谨以中文版《难民区百日》献给明妮·魏特琳女士以及约翰·H·D·拉贝、M·S·贝德士、路易斯·S·C·史迈士、罗伯特·O·威尔逊等为从日军的暴行下保护南京市民而舍命奋斗的南京安全区的各位国际委员会成员。

本书所写，大都是野史所载——野史与正史重合的地方，当然也有。野史的好处，不用我说，大家都晓得。可以道听途说，可以揭隐发微，可以专事小节，可以不顾大义，可以情有所系，可以笔无藏锋。总之，正史家不大敢做的事，野史家全都敢干。 有许多章节，信笔写来，只敢说是“稗官之言”，不敢妄称“盖棺之论”，否则岂不要惹出若干笔墨官司？好在所写事端，均言出有据，即或是谣诼无稽，在下也不负造谣之责，只承传谣之讥。 至于说此书是“野”的《史记》，小子何乃太狂！《史记》不仅为正史之首，同样也是野史之源。后世的各类野史，也只不过是更“野”的《史记》。 更何况，“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传说或有真伪之别，反映出的言说者与受众的心态，却是一种异样的真实。读者诸君，不妨试观本书，再掩卷思之，哪些篇章，我写得高兴，你读得爽快？

十九世纪西潮东渐之际，两个世界、两种文明发生激烈撞击，受到西潮影响的开明士大夫中逐渐孕育出的与传统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思想观念，若中西调和思想、托古改制论、中体西用论、外交思想、民主政治观念等。《晚清政治思想史论》以大量的社会历史资料与思想史材料，回复到当时语境，检析思潮的相互激荡与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为晚清思想界绘一真实而深远的图景，同时包蕴着作者对中华传统与现代思潮的比较性省察，予人以丰富的启迪。该书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经典之作，深受海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