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四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二局”即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自1923年中央银行建立至1935年“四行二局”全部建成，四大家族不用投资一文，完成对金融的独占。马寅初释“官僚资本”为“靠做官发财的人所得的资本”，四大家族就是这样的“利用公权发财”的资本家族……毛泽东：“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马寅初：“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制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制。”千家驹：“至于蒋宋孔陈，在他们窃取反革命政权之前，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蒋介石虽出身盐商家庭，但到了蒋介石已经破了产，他不过是上海滩上一个三等流氓，做交易所投机混日子，后来交易所失败了，才跑到广东投革命的机去。孔祥熙是山西一个土财主，薄有产业，也够不上说大资产阶级。宋子文与陈氏兄弟，据说都做过交易所生意，但也够不上称资产阶级，更不用说垄断资产阶级。”

1860年10月7日和8日，素有“万园之园”、“东方凡尔赛宫”之美誉的北京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18日，额尔金特使下令英军焚烧圆明园。其物质损失不计其数，“打个比方，等于凡尔赛宫和卢浮宫加国家图书馆统统毁于一旦。”法国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在其《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这样说。作为一个文明被摧毁的痛苦记忆，圆明园的大劫难不仅对中国人而且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是值得记取和深思的。伯纳·布立赛以这样一个历史的视野来回顾这场劫难，站在雨果等西方有识之士的立场，彻底否定和谴责了烧毁圆明园的野蛮行径。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从法国学者的角度全面正视和反思这一事件的著作。该书从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写起，叙述了英法两国任命将领筹划“远征”、漂洋赴华、途经香港、抵达上海，进而攻占大沽炮台，入侵北京的战争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以战争亲历者的日记和回忆录为依据，描绘了英法联军官兵贪婪地抢夺圆明园中的奇珍异宝，无情地破坏华丽辉煌的宫殿，最终在熊熊烈焰中将这座举世无双的御苑毁为废墟的情景，以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展现了一幕真实而又触目惊心的历史。书中还介绍了部分被掠至欧洲的圆明园遗珍的拍卖和收藏情况，包括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以及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物品陈列馆的部分珍品图片。

一部日本兵现场记录的战争风云，全本日记以及与日记所叙事件相证的照片，尸体、慰安妇、俘虏、废墟……记完文字，又拍照片，图文并茂，没有形容，没有感伤，只有进攻，扫荡，杀人，炮火，刺目的冷血三年的日记从未中断，按照相机快门也从未停止，原生态的文与图，日军侵华血腥的铁证，日记1950年起保留在中国。本日记中的荻岛静夫十分鲜活：他来自日本农村，家里有父母、兄嫂、恋人。他惦念老夫老母的身体，惦念庄稼收成。他有对战争的恐惧，对前程的忧虑，也有青春的迷茫。他爱看小说，爱看杂志，崇尚与人达到内心交流。他爱好文学，受好电影，爱好艺术，是日本军人中有想法而感性的人物。三年的战争，他每天都在记录，每天都在思考。而他的用心，就是要留一份战争记录吗？他记录的角度十分微观、细腻，是要为战争作一次生动的陈述吗？他的记录是如此血腥又如此冷漠，这就是大和民族的民族性吗？而战后的荻岛静夫，他是回到乡村过农耕生活，还是留在城市继续他的艺术追求？他真切体会过，记录过的战争生活对他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本书中还有许多尸体、慰安妇、俘虏、废墟的照片。这些都是当年日军的战争“果实”，荻岛静夫总是在记完文字后，又拍照片，“图文并茂”。

有清一代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是男人的历史，是十多个帝王或文治武功，或无为守成，或庸碌误国的历史。然而，隐藏在他们背后的后妃们闪闪烁烁的身影，由于其神秘，由于其不为普通大众所了解，更由于后人的揣摩臆度、杜撰演绎，使得人们对她们的真实面目充满好奇，渴求了解事实真相。本书作者集二十余年之功力研究清代后妃，在史籍资料中爬梳检索，辨析考证，更结合自己亲身参与清理清代帝、后、妃之陵寝、地宫所得第一手资料，选取清朝历史上最具个性，最具传奇色彩，最受世人关注的十二个后妃，讲述她们或悲或喜，或曲折坎坷或细腻温馨的人生故事、情感纠葛。力求更接近历史真相，还读者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

与此同时，孙中山给张继回信表示不接受辞职或退隐的提议，“一、退隐深山。此时为革命最衰微之时，非成功兴盛之候，是为弟冒艰危、茹困苦以进取之时代，非退隐之时代也。二、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弟被举为总理，未有布告天下始受之，辞退亦断未有布告天下之理。弟之退总理已在要求同盟会及章太炎认不是之时，同盟会及太炎至今未有认过，则弟已不承为彼等之总理者久矣。”尽管有吴稚晖等为孙中山辩护，比如吴在11月13日出版的《新世纪》115号发表文章表示，“近见有东京同盟会布告孙文君罪状书，所言不惟无足为孙文君之罪状，且适显其为沾染保皇党气息。”“故为孙君之罪状者，首列匿藏巨款二十万。彼固不知孙君旅行之舟资，尚借贷于学界之措大。”但孙中山当时的紧张还是可以想见的。此事如果不是黄兴坚决抵制，孙中山在同盟会的地位势将岌岌可危。1909年11月11日、11月27日、11月29日，陶成章等将一公函在具有保皇会背景的《南洋总汇新报》公开发表，酿成了同盟会创立四年来最大的一场风波。此前1909年7月18日，陶成章在写给李燮和的信中说：“前次之举孙文，实授之以刀柄”。他想另拟章程，“其章程中，不认孙文为会员，谅亦可以做得。……近日专门注重暗杀（若办必先声明与孙文无涉，免至为人所借用）。”9月24日，他在给王若愚的信中对黄兴“专为中山调停”大为不满，表示“弟及兄等与中山已不两立”。10月22日，孙中山写信给布鲁塞尔的同盟会会员王子匡：“陶[成章]去年到南洋，责弟为他筹款五万元，回浙办事。弟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彼失望而归，故今大肆攻击也。东京留学界之不满于弟者，亦有为之推波。故从外人视之，吾党亦成内乱之势。人心如此，真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此事于联络华侨一方面，大有阻碍也。”《伪民报检举状》1909年对孙中山来说真是多事之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陶成章他们的意见书发布之后，又有章太炎的攻击，就是那篇著名的《伪民报检举状》，起因是《民报》被日本当局封禁时附加罚款一百五十元，逾期就要罚章太炎做苦工，而同盟会并没有予以救援，最后是章门弟子鲁迅等凑钱解决的，此事引起章太炎、鲁迅等人的“很大愤懑”[张静庐语]。此后，汪精卫等未和章太炎协商即托名巴黎印刷、秘密出版了两期《民报》，自然更是火上加油。章太炎怒而以原《民报》社长名义发表这一传单，其中主要指责孙中山：“孙文本一少年无赖，徒以惠州发难，事在最初，故志土乐与援引……推为盟长……而孙文小器易盈，遂借此自为封殖。在东京则言在南洋有党羽十万，在南洋则言学生全部皆受指挥，内地豪杰，悉听任使。恃《民报》鼓吹之文，借同志拥戴之意，乘时自利，聚敛万端。”所谓“聚敛”就是指孙中山当年离开日本时接受赠款，以及几次起义的军费开支等。他进而指责孙中山“背本忘初，见危不振”，在《民报》几乎断炊、风雨飘摇之际，“屡以函致南洋，欲孙文有所接济，再差胡汉民或汪精卫一人东渡，邮书五六次，电报三、四度，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语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助，至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元三百而已。”“夫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计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干没可知已。及去秋有黎姓者自新加坡来云，《民报》可在南洋筹款，即印刷股票数百份，属友人陶焕卿即陶成章带致孙处，而孙坐视困穷，抑留不发。”特别是当《民报》被封，章太炎因交不出罚金，差一点被处苦役，“而身拥厚资、豢养妻妾之孙文，忝为盟长，未有半铢之助，不自服罪，又敢诋毁他人，此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当《民报》危急时，孙中山没有伸出援手确是事实，但说他“身拥厚资、豢养妻妾”就只是臆测和想象了。孙中山之所以对《民报》弃置不问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先是1907年的“倒孙”风潮早巳伤了他的心，加上他对章太炎在《民报》高论佛学、国粹，渐离三民主义的轨道也深为不满。此外，章太炎还指控孙中山卖国卖友：“云南本中国之地，而欲赠送法人”；“试观黄兴，非与孙文死生共济者耶？而以争权怀恨，外好内猜；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关仁甫，非为孙文效死建功者耶？而以事败逋逃，乃至密告英吏，诬以大盗。其背本无恩如此。”他劝告华侨不要为孙中山、汪精卫“私有”的伪《民报》捐款。他最后说：“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扰乱耳！”……

从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到1945年投降，14年间，给中国带来了历史上空前的灾难，人民遭屠杀，矿产被掠夺，文化被破坏，国土被践踏。中华民族宽容大度地放弃了对日索要战争赔款，寻求的是中日两国人民长久的和平。然而，宽容不是懦弱，历史不能重蹈。针对那些想忘记历史、歪曲历史的人，我们给以严厉的回击，让他们在血与泪的铁证面前低头认罪。中央编译出版社编辑的《控诉》一书，四位老人讲述那不堪回首的噩梦般的往事，为的是告诉我们一段历史，一段真实；为的是讨还历史公道，伸张民族大义，维护民族尊严，让历史不再重演。<

“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悲况举世瞩目，而在长城线上残酷地制造千里“无人区”的惨景却知之者甚少。本书稿从各方面广集资料，旨在让世人知晓日本侵略者制造“无人区”的罪恶行径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与之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历史为今天留下了这笔宝贵的红色革命遗产，相信以其自身的潜能价值，一定会为伟大祖国的复兴显现出它固有的巨大威力。这部《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书稿，是集中外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编辑而成的拥有五卷本的大型文集。第一卷为综合性的专论和媒体评介；第二卷是中共各级组织在当时形成的历史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第三卷为史学工作者经过调研形成的专题资料；第四卷是日方档案文件和有关活动情况；第五卷是日本学者对“无人区”斗争的看法所撰写的专论文章及拍摄的照片。资料量大翔实，内容丰富鲜活，是一部对不同阶层的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具有典型意义的生动教材，也是广大教育和社科工作者教学、研究我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所需要的参考书籍。这正是编篡这套书稿的初衷。

偷窥同治大婚、目击西太后葬礼、鲜为人知的晚清汽车拉力赛、神秘莫测的晚清礼仪、洋街坊的杭州日记、北京城墙的攻破、俄国探险家陕南印象等等，我们通过晚清来华的西方人，看到了用画笔、相机记录下来的这些难以看到的珍贵历史瞬间。西方人的视角、珍贵的影像资料。以及背后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本书的独到之处。本书是作者关于老照片的第一本集子。沈弘教授现住在北京，他的家庭曾于2001年被评为“北京市家庭读书藏书状元户”。本书前言写在前面的话沈弘自十七世纪以来，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家、画家和探险家便逐渐开始渗入中国的内地。从那时起到至二十世纪初，凡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民党围剿苏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等，都有西方人的现场目击报道和大量的图片、文字资料。除此之外，那些来华的西方人还特别关注对中国地理、地质、动植物资源、建筑、考古等各方面的考察，以及对中国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社会各方面情况的探索，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要刺探中国的机密，以及调查中国的市场和人文地理，也是为了试图沟通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西方人撰写有关中国的书籍，内容涉及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教育、宗教、民俗，以及各个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许多这样的书至今仍被束之高阁，难得有人问津。尤为珍贵的是这些书中含有无数张插图和老照片，它们从不同的角度生动而直观地记录了中国近现代的那段历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相关中文近代史资料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空缺。这些图片资料的数量极其庞大（数以千万计），它们向我们展现了清朝和民国初这几百年间颇为绮丽壮观的中国历史长幅画卷，全方位地反映了清朝和民国初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直观而生动地再现了旧中国的历史原貌。首先，这批图片资料集中反映了西方人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中国人文地理的独特视角。由于这些书的作者大部分都是汉学家、在华外交官、旅行家、建筑师、摄影师、探险家和传教士，有的甚至是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成员。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和用照片记录下来的北京风貌，往往是同时代中国作者所看不到和无法记录的。例如美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在其回忆录中就用近百幅照片记录了慈禧太后召见七国公使夫人进宫、清廷皇族公主们回访，到美国公使馆做客，以及她与北京各界妇女进行的交往和互访，对于中西方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障碍有极其生动的描写。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丁韪良在其回忆录中也用图画和照片真实反映了清末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尤其是早期京师大学堂的情景。随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诸多西方记者更是以画笔和照相机为工具，用无数张图片真实地记录了八国联军从天津一路打到北京的全过程，其中对于八国联军如何从北京城墙一个涵洞攻进京城，在城里展开的巷战，试图用野战炮和云梯敲开了紫禁城的一道道大门，以及在故宫里举行耀武扬威的阅兵式等画面和镜头，全都是极其难得的真实史料。由于申奥成功和举办人文奥运的宗旨，北京市目前十分重视恢复历史名城的原貌，计划要在2008年之前保护、修复或重建故宫、永定门、圆明园、恭王府、皇城四合院和胡同等一系列京味的古迹。但是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文资料中的图像和文字信息比较匮乏，大量的相关信息，尤其是老照片和图片，往往都藏于西文资料之中。所以正在被修复的历史古迹，如北京的恭王府和圆明园等，是否能够真正还原历史的原貌，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对西文相关资料的发掘和研究。因为在许多西文书中，作者们都自觉地用照片的形式介绍他们于清末民初在北京的家庭和社交生活、北京城里和近郊的旅游景点、庙宇建筑，以及各个时期的北京城区、郊区和周边地区的历史地图。而这些往往是中文史料所欠缺的。出于传教、经商和学术研究等不同的需要，上述西文书的作者们对于中国的民俗、礼节和尊孔、祭祖等礼仪怀有浓厚的兴趣。例如在宁波出生，并于1912—1914年间在北京大学任英文教师的英国人燕瑞博在《北京生活杂闻》一书中用一百多幅照片记录了北京城里的各种小贩、胡同居民、当铺、餐馆、妓院、城墙，以及京剧、女子装束打扮等珍贵的历史镜头，并且对北京的土话和迷信做了详细的介绍。为了更好地让西方人了解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的社会风俗，总部设在上海的在华传教士组织广学会的编辑秘书华立熙特意撰写了《神秘莫测的中国礼仪》一书，对于晚清的穿着、仪态、人际交往、婚丧嫁娶，以及吉日良辰等均做了详细的描绘，忠实记录了十九世纪末的众多礼仪习俗。它就像一面镜子那样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中的民俗风情，至今仍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北京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国际大都市，其文化史的研究决不能只局限于中文的资料。清末民初，许多在华外国人直接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例如赫德长期担任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傅兰雅作为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处的翻译，编译了大量的科学教科书。清廷在创建水师、训练新军，以及创办煤矿、铁路、电报、邮局和其他各种实业的过程中都雇佣了不少外国人。就连民国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和张作霖等军阀政府的首领也全都雇佣了外国顾问。这些外国人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有着第一手的见闻，与清廷和民国的官员和各方面的人士均有深入的交往，而且他们往往著述甚多，对于中国走向共和这一历史进程的几乎每一件重大事件都有深刻而直观的文字和图片记录。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这些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的图片和文字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1.它们大多是现场的目击报道，属于第一手的原始资料；2.它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观点和看法往往跟中文史料中的观点和看法相左，这就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照物；3.它们所报道的一些事件和中国社会生活的细节往往是中文史料中的盲点，是别处找不到的珍贵史料。例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为了要弄清中国水师的新式兵船，特意通过其商人在广州以中国人的名义秘密购买了一艘与满清水师中最大型兵船同一类型的大船“耆英号”，以打渔的名义驶到公海后即改变方向，经好望角开往伦敦，对其构造特点进行了彻底的研究。之后该船又从伦敦驶往纽约。作为从中国到达英国和美洲大陆的第一艘海船，无论从近代史的角度，还是造船史的角度，它的图片都可谓是极其珍贵的资料。4.西方人关于中国报道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往往也是同时期中文史料所不能企及的。在西方国家，人们对于这样的图片资料非常重视。在许多地方都有专门的图片资料图书馆；在很多大的图书馆中也有专门的图片资料收藏。然而在中国国内还没有相应的机构。有关老照片的收集和研究尚处于一种“玩票”的业余水平，由此造成了一系列尴尬的局面。众所周知，多年来中国慰安妇和其他受到过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人士在日本打官司输多赢少，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像老照片这样的确凿证据。即便是堂堂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圆明园学会和中国长城学会等专门的研究机构也拿不出多少跟各自研究领域相关和有分量的历史照片；甚至当文化部决定要拨出数亿元人民币来重修恭王府时，人们这才发现，急需用作修复建筑参考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的王府老照片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而严格说来，西文资料中这类的图片数量还是相当多的。虽然现在如杭州市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等许多单位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纷纷派人去国外找有关中国的老照片。但实际上，这些老照片在国内的图书馆中就可以找到许多，只是人们对于身边的这些珍贵资料尚未加以关注和重视而已。本书中所包含的老照片和其他图片资料只是笔者近几年来所收集到的中国老照片的一小部分。为了收集这些图片资料，作者曾经访问了国内外的许多大小图书馆，并且得到了那儿的工作人员、朋友和学生的帮助，其中最值得感谢的当然就是笔者所在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同样需要感谢的是本书的编辑张剑和美编邱衍庆，以及《中国科学探险》杂志社。没有他们的鼓励、帮助和支持，此书也是难以问世的。谨以此书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这一刻，注定将被承受巨大战争灾难而终获和平的民族及其后代，以及一切反对战争、珍惜和平之士，深深牢记。本书以八一五这一历史瞬间为聚焦点，选择了中国的解放区、国统区、敌占区，朝鲜半岛、日本、苏联、欧美等多个视角，对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前后的世界历史局势变化进行了全景而又细致的扫描。为了让读者更切近地感受到昨日的历史，除了文字叙述之外，我们着力肝撷了大量的历史图片、档案、文献资料，并根据内容进行了有机的组合和编排。为了让读者从多个层面理解这段历史，我们还专门设计了“读史有感悟”、“焦点人物”等栏目，同时还为希望了解更多相关知识的读者准备了深度阅读书目。我们期望能掸落60年时间的尘土，把昨日的历史重新呈现给广大读者。我们期望读者们能穿透时空重新体验决定历史的瞬间，并由此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

68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我被俘军民惨遭杀害者达30万人以上。在有计划有组织地大屠杀的同时，日军还疯狂地奸淫、抢劫、焚烧和破坏，使南京人民蒙受了无比沉重的灾难。“就一个幸存者来说，我并不愿纠缠以往，去回忆那一幕幕可怕的情景，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日本，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暴行者大有人在，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存在的定论进行恶毒的攻击，像对待当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土地上挑起战火一样，我将坚决战斗到底。”这是一本真实记录侵华日军血腥暴行的书，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向日军提出强烈控诉。更让人动容的是，这洋洋洒洒20万字竟然是一位82岁的老人———林长生耗费十年时间所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