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代是一个永远激动人心的时代。它让人们看到，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曾经有那么一个辉煌的时代。诸子放恣，处士横议，百家之言盈天下。主张文学改良的，主张保护国粹的，主张三纲五常的，主张个性解放的，这边要打孔家店，那边要把孔儒升格为宗教，思想的多元化，创造了众声喧哗、精彩纷呈的剧场效果。有人把它称为文学革命运动，有人把它称为新文化运动，也有人把它称为启蒙运动。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异数，是一股偶尔漫出了河道的激流。五四运动的爆发，学生们高揭起“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旗帜，走上了街头，宣告回归革命时代。中国的历史，在这里与辛亥革命重新接轨，一度漫出河道的激流，也终于纳入了河道。

《中国密码：中国崛起对西方的影响》是西方近年来论述中国问题的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自2005年出版后，居德国经济类畅销书榜首达半年之久，此后多次再版，至今仍畅销不衰。在书中，作者弗郎克·泽林（Frank sieren）以中国近代史为主线，详细解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体系，从而探寻中国崛起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密码：中国崛起对西方的影响》内涵丰富、条理清晰、视野宏大、剖析深刻，是以西方人的视角解读中国的一部难得之作。

掸去历史的灰尘，我们终于发现，武昌起义，这个宏大、雄壮的历史过程，正是在某些英雄个人的主观意志活动下达成的。在伟大的革命中，新军官兵们无惧牺牲和挫折，他们大无畏的革命冲动，使得枯燥、琐碎、危险的日常生活，顿时充满了冒险和激动。即使是一个铁钉，一个威力微小的炸弹，一纸无关紧要的文字，也因革命的宏大叙事，而变得充满了戏剧性和不朽的意义。“暴力革命造成的一个并非本意的后果，常常就是独裁。总是这样，法国革命带来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17世纪时的英国革命带来克伦威尔的独裁。……因此看来，革命理想的拥护者，几乎总是成了革命的受害者。”这段话，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辛亥革命，带来了袁世凯和日后的混战的军阀。确确实实，“有暴力倾向的革命，肯定不容批评的自由和建立反对派的自由”，但这种苦涩的结果，绝非起义英雄们的初衷。怀着许多好奇，许多敬畏，许多怀疑，我们回望1911那激动人心的铁血华年。

《民国采访战》（《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回忆录）讲述的是美国记者阿班在华十五年，适逢中华民国历经多重巨变：北洋系统由盛及衰，国民党一脉则随北伐兴起；欧美势力在革命打压下委顿，日本势力则日益坐大。因地位尊崇，各国政要无不奉他为座上宾，中方如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日方如松井石根、须磨弥吉郎等，皆与之过从甚密。其报道则覆盖国民革命、蒋冯阎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一直到上海孤岛时代的最后一刻。可以说，中国历史这十余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皱褶，无不通过他的键盘，传递给全球大众。史家知道的中国现代史是干枯的事实，而阿班提供的一个个侧面与细节，来自美国记者的独特视角，鲜活得带着汁水，而且向不为我等熟知，因而填补了空白，提供了参照，使历史更形丰满完整。

《真假共和（上）：1912？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向我们讲述的是辛亥革命那一代人，他们既没有涌现传统社会诸葛亮、刘伯温式的深思熟虑的谋士，也没有出现对路线、政策、策略进行严密分析的现代英雄。中国文化中的智谋之士，在那一代人中竟然没有出现。我们现在知道，革命党人的所有计划都没有实现。宋教仁以合法的政党竞争猎取政权的计划，被袁世凯破坏。孙中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计划，由于没有基本的稳定的政治局面，也无法实施。激烈派主张的二次革命由于革命党人的涣散遭到惨败，即使后来的三次革命也没有成功。但同样，袁世凯希望维护自己长期统治的计划，也没有实现。梁启朝期望的开明专制更是遥遥无期。

上篇：乡土心路八十的——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1840-1920年之间，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出现了一系列变化，农民意识对于近代化和西洋化，呈现宏观上冷漠抗拒、微观上亲近接受的矛盾外观。作者选定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从底层民众的观念和作为思想主体的农民意识的变迁这个角度，重新阐释近代史。下篇：拳民与救民——世纪之交的民众心态解读。作者主张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放在中国北方的乡土社会上，考察乡土社会风习、信仰、戏曲、民俗、巫术等文化因素，到底哪些因素对义和团起了作用，如何起作用？义和团是如何通过他们效法的戏剧人物，表现他们的政治意向的？民间信仰的符号是如何转化为政治表达的？按照同样的思路，再研究世纪初的教民群体，即中国的基督徒，对其信仰、价值及政治意识做出概括和分析。

清末民初，东西方文化前所未有的巨大撞击，使得中国社会传统秩序走向崩溃，逐渐步入近代化。作者侧重讲述了这个特定时期中，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唐生智、刘湘、孙殿英、冯玉祥、蒋介石等几大军阀是如何维系其集团统治的，其治下的手段五花八门，有回归传统的，有绿林之风的，有家族集团的，有求神拜佛的，也有推行基督教的，更有学日本玩军国主义的，细究深思，绝不仅仅是令人发笑那么简单。

《再说戊戌变法》力求从晚清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视角，重新审视戊成变法。侧重点有三：一是当时的帝后政治二元结构；二是满人政治；三是变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意义。作者另辟蹊径地讲述了“旗下闲人政治”、士林的政治习惯、清朝政治的“补丁传统”等诸多因素对戊戌变法的影响，对西太后及洋务派的表现、学习西方过程中政治操作的变形、老百姓对变法的观感等问题，也有独到诠释。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从国民党史的角度研究国共关系的著作，从而将国共关系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利用国共双方大量可靠、翔实的历史档案（包括档案馆档案）和许多重要人物的日记、回忆录，多方查证重大史实，全面论述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书中对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如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及国民党各派系对国共合作的态度；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剿”共决策过程；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过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的态度；抗战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决策，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等。在这些问题上，作者吸收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而且有新意和开拓性。

汪伪特工总部或76号，是汪伪特务机关，它是汪精卫的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的简称，因所在地为沪西“歹土”极司非而路76号而得名。它的前身是李士群、丁默邨投敌后，在日本土肥原特务机关扶植下建立的一个特务情报机关。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逃至上海后，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丁、李即与汪精卫合流，该机关便成为汪精卫汉奸卖国集团及其伪政权的罪恶工具。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它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帮凶，破坏抗战，血腥镇压和屠杀中国人民，干下了无数罪恶勾当，危害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生命财产，成为罪恶的渊薮，令人谈之色变的“魔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