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不同角度分别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基本反映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史的研究概貌。

本书包括天津五卅运动概述、历史文献、资料选编、回忆文章选录等。

本卷叙述的内容，是北洋军阀皖系统治时期的中国政治斗争与变化过程，时间从1916年6月袁世凯败亡后，段祺瑞上台，皖系军阀开始控制北京中央政权，到1920年7月直皖战争，直胜皖败为止，前后正好四年。这也是中华民国史上一个较为重要的时期。本卷围绕皖系军阀的兴衰这个问题，对袁世凯死后的国内政局，张勋复辟，西南军阀的纷起，护法运动，段祺瑞的志国与独裁，南北议和，五四运动，直皖战争，以及这一时期内的中外关系等重大历史事件和专题，进行了探讨，阐明皖系军阀兴衰的历史过程及其必然性，同时兼及其他重要问题，编写者力图通过翔实的史料，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认识评析历史事件和人物，避免主观随意性。

本册收集了嘉道年间（1840年以前）天地会在台湾、福建、江西、广东等省活动情况的资料。其中包括地方官员的奏折，皇帝的上谕和部分天地会成员的供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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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发行。

本书是五年前出版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续篇，即第二编第一卷，主要论述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历史；从时间上说，就是从1912年2月到1916年6月。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是创立了民国，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这个政府于1912年4月迁往北京，依据临时约法，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治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但人员结构却有重大变动。原来在政府中起主导作用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员，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官僚所代替。这不是一般的更换政府人员，而是一次全面的改组。表面上，改组是通过合法选举进行的，还带有中国古代揖让天下的色彩；实际上，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北洋集团一连串政治阴谋活动和兵变暴乱的结果。从效果看，它起到了反革命政变的作用。政府的性质，是由掌握政府权力的主导集团的阶级属性决定的。主导集团改变，政府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当权，就标志着大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联合在中国统治的开始。所以我们把这一事件作为《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结束，和本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开端。从民初的社会全貌来看，维护帝国主义利益和代表封建势力的北洋集团，在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他们凭藉北洋军的实力掌握中央政柄。在解决重大政治难题时，他们常常不使用政治手段，而是直接利用军队作工具，镇压人民，排除异己，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在封建专制时代，毫无民主可言；在军阀政治的高压下，人民无权和官僚擅权的情形依然如故。对北洋集团荼毒社会、祸国殃民的罪行，本书使用了较多的篇幅加以揭露和鞭答。作为一种特殊统治形式的军阀政治，并非一开始就以完备的形态出现。随着民初社会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它的特征才愈来愈明显。袁世凯的上台不同于改朝换代，与欧美国家总统更替也不一样。他之所以能出任大总统，主要是因为他掌握着一支军队。北洋政府的内外政策，不仅与南京临时政府有根本区别，与晚清政府也有不少差异。特别是在北京临时政府阶段，不仅仍保留着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一些同盟会领导人直接参加了政府的工作。唐绍仪内阁期间，除总统府由袁世凯亲自控制外，内阁各部基本上是北洋集团和同盟会平分秋色。总理唐绍仪虽然出身北洋派，但他加入了同盟会，并试图找到一种北洋集团和同盟会两大政治势力都能接受的政策。事实上，这种政策是很难找到的，所以唐内阁不满一百天便天折了。在北迁后的临时参议院里，尽管清末立宪派势力有明显的扩张，但同盟会仍占优势。所以从控制政府的派别分析，北京临时政府还不是北洋集团独占的政府，而是北洋集团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的过渡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同时，我们注意到，由于清政府的倾覆和临时政府的存在，封建专制势力的政治思想统治，已不可能像前清那样严密，而有了某些松动。就政党而言，清政府视政党为洪水猛兽，严禁人民结社组党，因此除中国同盟会等秘密团体外，公开的党派是无法存在的。但民国元、二年间，全国各地出现了上百个党会团体，其中具有政治纲领的就有三十多个。在五光十色的党派团体中，首屈一指的是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同盟会。1912年8月，它联合四个小党改组国民党。由于大批官僚政客加入，党员素质下降，组织涣散，失去了革命党应有的战斗力。但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李烈钧、张继等著名的革命家仍在党内起重要作用。这个党虽然也有少数人关注议会外的斗争和保持地方实力，但绝大多数领导人都试图通过议会和平手段，制定宪法，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致国家于富强。其次，是以清末立宪派为核心的共和党和民主党。1913年5月这两个党合并为进步党，其主要领导人有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此外还有统一党、中国社会党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在这些党派的领导人中，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实业界头面人物，也有旧官僚和投机政客。他们的政治品格虽有高下之别，但都以拥护或标榜拥护共和为宗旨。这表明，人们参加政治生活的积极性普遍高涨，对建设共和国抱着美好的幻想。在当时，这种政治积极性的主要倾向，有反军阀专制统治的性质。对此，本书加以适当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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