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按《辞海》“考据”条，考据或称考证，是“研究历史、语言等的一种方法。根据事实的考核和例证的归纳，提供可信的材料，作出一定的结论”。清代乾嘉时期，众多学者在音韵、训诂、校勘、辨伪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垂诸久远的成就，考据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学术风尚。十九世纪考据渐趋衰落。至二十世纪，学者或承乾嘉余绪，或受西学影响，加之材料的扩大和方法的精密，又有重要的文史考据成果不断问世。《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套装上下册）》以发表年限为准，以作者生年为序，共收入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末的考据论文一百六十余篇，或可俾读者略窥二十世纪中国学者的文史考据成绩于一斑。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套装上下册）》可以证明的第一点是：考据自然不是治文史的惟一方法，却是永远富于生命力的方法。考据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几乎是富于戏剧性的。它的作用一度被夸大到了极点，一度又被贬抑到了另一个极端。但正如陈垣先生所说，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小序》）。尚谨严与博证，戒浮夸与臆度，这样的学术态度和在这样的学术态度指导下所获得的学术业绩，是任何时代都不会失却其独立存在的价值的，也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三、《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套装上下册）》可以证明的第二点是：二十世纪的考据是自有特点的，也是在不断进步的。清代学者的考据成绩是卓著的，但同时也受到了当时知识水平的局限。二十世纪以来的优秀学者，掌握了更丰富的材料和更精密的方法，在考据中时能度越前贤，纠正讹误，更新结论，从而推进了各有关学科的发展。就材料而言，从考古资料到域外文字的取资，都比清代学者更为广泛；就方法而言，学者受各种科学理论的习染，也比清代学者更注重严密的逻辑和详确的辨析。

本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1919年至1949年中国革命30年的历程，是中国革命史研究一定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本卷记述了1931年～1935年的中国革命史。

本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1919年至1949年中国革命30年的历程，是中国革命史研究一定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本卷记述了1927年～1931年的中国革命史。

本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1919年至1949年中国革命30年的历程，是中国革命史研究一定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本卷记述了1926年～1927年的中国革命史。

本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1919年至1949年中国革命30年的历程，是中国革命史研究一定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本卷记述了1923年～1926年的中国革命史。

本书内容包括：“卢沟桥上海滩 华北遭沦陷”、“驱倭寇捐前嫌 携手赴国难”、“既消极又叛变 抗战多磨难”等。

国家教委“八五”期间人文科学基金资助研究课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之一。本书包括七部分内容，即：陈连登等人回忆义和团，易州庚子拾零，直隶各地调查资料选，献县有关教案与义和团运动资料，廊坊义和团调查记录等。

＜br＞六十多年前，历经二万五千里艰难跋涉的中国共产党在贫瘠的西北高原上建立起一个弱小的抗日民主政权——陕甘宁边区政府。强敌环伺，这个政权不仅奇迹般生存下来，而且迅速发展壮大，以至抗战胜利后仅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击溃了强大的国民政府军而夺取了全国政权。个中原因何在？本书尝试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中共边区政权的形态特点及其与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探讨政权的组织结构和组成、边区的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改造和重建，以及边区政权是如何使自身形态顺应历史潮流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毛泽东的边区政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形态比较有何不同，从中引出资治之鉴。＜br＞

宁波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重点课题。本书叙述了从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前后始，至1864年运动失败的近20年的历史，涉及地区以宁波府属镇海、慈溪等五县一厅为空间，反映了太平天国为追求民族独立，反压迫剥削的爱国主义和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