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是一名外国来华记者，他坚定的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并把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的记录下来。

本书是以英文形式讲述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史料。

本书通过一个侧面把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献身精神留给后人，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我国为世界文明古国，学术发展，源远流长。在历史长河中，代有新变，一直到现在。清代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高峰。清代学术与过去血脉贯通，不能割断联系。研究清学得从源头说起。早在先秦，九流百家争鸣。儒、道、墨、法，号称“显学”，儒居其首。儒家奉六艺以为经，章学诚以为“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文史通义？经解下》）；“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类”（同上《经解上》）；“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同上《易教上》）。由此可知，六经所阐述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学术，也就是我国远古奴隶社会时期的学术大要。战国是东周的后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始。战国百家争鸣，著书立说，有的是当时著作，有的还托始于较远或很远，其详可见《汉书？艺文志》。《庄子？天下》所谓“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说明了百家争鸣的极盛情况。降及西汉，道家有《淮南鸿烈》为魁首，儒家有董仲舒《春秋繁露》为旗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六经，百家争鸣的局面便告结束。两汉学术也有极盛的方面，司马迁、班固的史学，刘向、刘歆的校雠目录学，承屈原而来的司马相如、杨雄的词赋，桓宽的《盐铁论》，许慎的《说文解字》，何休集今文公羊学的大成，郑玄为古文家经学的总代表，唯物论者王充著《论衡》，张衡的天文学，张仲景的医学，都辐射着时代的光芒。而谶纬诡诞之说也在汉代泛滥，其中亦含一些有用的知识。魏晋以后，玄学兴起，佛经自汉末传人，以迄南北朝，出现了第一次翻译高潮。大、小乘佛学都有传述，其中般若之学特别昌明。于是，佛学与玄学合，佛学与文学合，佛学与文论合，学术园地上，开出了新异的花朵。佛学本身，出现了汉化，不仅是晋代出现的“格义”融合内外，后来唐代出现的汉化的华严宗、天台宗都托始于陈、隋，唐代极盛的禅宗，则由南北朝开始的楞伽宗改变而来，禅宗又分而为南北。保持印度佛教唯识家面目的玄奘，缔造法相一宗，称为绝学。佛教出现各宗各派，相互间争论锋起，唐代佛学，号称鼎盛。它的影响及于儒，不特柳宗元精通佛学，连以儒家卫道者自居的韩愈和他的学生李翱也受佛学影响，引其端绪以入文。下及宋、明，理学家阳儒阴释，使汉以前儒学面目发生变化，无论宋代的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守仁，都吸人儒学后又自辟门户。这是我国学术自先秦百家争鸣以后，与佛学交融，互相渗透，互相变革而呈现的又一新格局。同时，我国学术的各个部门，其隆盛状况，又不止于儒佛交融这一方面。地理学则有郦道元《水经注》；文学理论则有刘勰《文心雕龙》；文章创作，则有藻耀高翔的俪体文，出现以萧统《文选》的示范性选集；上有唐人传奇下至宋人话本小说；唐人诗承六朝以前古体发展到古、律俱备的各体，出现李白、杜甫等足以比美屈原的大家；由唐人曲子词发展到元人散曲；由诸宫调发展到元人杂剧、明人南曲；还有杜佑、郑樵、马端临的文献学；长孙无忌、欧阳修、司马光的史学；永嘉经制之学；明人的药物学、机械学；明后期新兴市民阶层出现后的学者李贽诸人的学说；宋人新创的金石彝器研究之学；沈括的科学论著《梦溪笔谈》。成就都很卓越，使清以前的我国学术领域，具有千门万户的巨观。现在来鸟瞰一下清代学术。清末以来，学术界特别重视清代学术，甚至谥之日“清学”，独标一帜。在先秦、六朝至唐宋两个高峰之后，出现了又一座里程碑。清学的特点究竟在哪里？由于明代出现了文人空疏不学的风气（个别人的有价值论著，并不能改变这种普遍情况），清人出而救弊补偏，以汉人“实事求是”的宗旨相号召，故清学又几乎成为汉学中兴的代称。然而，学术并不能限于经学，更不限于文字音韵训诂的考证。这些只是在治学方法上稍具科学性，而不是治学的更高目的。清学自有它的真精神、总要求，一言以蔽之，就是“经世致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儒的学术思想，都不外于这个中心。颜元、李？一派北人学说，也不例外。雍正、乾隆“盛时”，文字狱朋兴，士大夫“避席畏闻”，遁而专人于考据，于是汉儒考据之学盛极一时。吴中惠氏、皖中戴氏成为重镇。而戴震却已经接近于颜、李，以反对宋儒理学自标新义为职志了。乾嘉时期考据家的治学，实已远离清初提倡实学考据者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宗旨。到鸦片战争前后，是学术界风气转变的一个契机，龚自珍、魏源崛起，盱衡时世，重又用力于“经世致用”之学。龚氏《平均》、《乙丙之际箸议》、《壬癸之际胎观》、《乙丙之际塾议》都是。魏源纂《皇朝经世文编》、《海国图志》，宗旨十分明确。之后，国势愈危急，经世致用的要求也更迫切。自冯桂芬、郑观应以下，到廖平的《今古学考》、《经学五变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黄：遵宪的《论学？》，也都是经世致用之学。由变法维新派到反清革命派，章炳麟所昌言，也是经世致用之学。晚清继第一次佛经翻译高潮之后，出现第二次翻译高潮。严复翻译了西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为变法图强提供思想依据，对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又翻译了《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法意》等西籍，系统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学术文化，为“经世致用”学术宝库增加了全新的东西。同时，林纾翻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小说170余种，对我国文学界起了较大的影响，而其中如《黑奴吁天录》、《滑铁庐战血余腥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爱国二童子传》等，都是借鉴西方故事，鼓励我国志士，救亡图强，于各书的序文、识语、译余剩语、达旨中，明确地作了大声疾呼、振聋发聩的宣扬，明显地属于“经世致用”的范畴。在林纾的大量翻译文学作品后，翻译家纷纷继起，著名者如包公毅、伍光建、苏曼殊、周树人、周作人、马君武、辜鸿铭，万紫千红，争妍斗胜，其中也不乏宣扬爱国精神，如拜伦《哀希腊》诗的一再译出。第二次翻译高潮，通中国与欧洲学术之邮，在中国学术新发展道路上所起的作用，比第一次高潮更为阔大与深远。持论家以章炳麟为清代学术的光耀殿军，那只不过是道出了他的音韵训诂等考据之学方面，他还有另一面，他在著作中昌言革命，即属于“经世致用”的主流。当然，学术文化并不限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封域，清中期章学诚的文史校雠之学，清末罗振玉、王国维的殷墟甲骨之学，都是有突出成就的。说到文学，清代古文，自清初侯方域、魏禧、汪琬所谓三家，到中、后期桐城派、阳湖派、湘乡派，流派众多，各具特色，突过元、明。清代骈文，自清初陈维崧的徐庚初唐派，到中期孔广森、邵齐焘、洪亮吉、汪中的魏晋六朝派，到后期钱振伦的宗唐，张之洞的宗宋，王闽运的宗八代，也都各开生面。小说则短篇小说家薄松龄、纪昀，长篇小说巨匠曹霜、吴敬梓，双峰并峙。特别是曹氏的《石头记》，公认为列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无愧色。戏曲则孔尚任、洪？，分雄南北，成就不在汤显祖下。诗自清初钱谦益、吴伟业、吴嘉纪、屈大均、宋琬、施闰章、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查慎行，稍后胡天游、钱载、黎简、宋湘，再后姚燮、龚自珍、陈沆、魏源、鲁一同、郑珍、何绍基、江浞，一直到清末“诗界革命”派黄遵宪、康有为、丘逢甲、金天羽，“同光体”赣派陈三立，闽派陈衍、郑孝胥、陈定琛，浙派沈曾植、袁昶，以及不局限于一派的刘光第、范当世、陈曾寿、俞明震、夏敞观、许承尧，汉魏六朝派的邓辅纶、王闽运、高心夔都是诗坛的射雕手。词在清代，号称“中兴”，浙派、阳羡派、常州派等，色彩绚烂，大家如王夫之、屈大均、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顾贞观、厉鹗、张惠言、周之琦、项鸿祚、蒋春霖、谭献、文廷式、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张尔田、王国维、夏敬观、陈曾寿等，都是词场的骁将。说到史学，则黄宗羲、万斯同以迄全祖望等浙东史学家，以致力明史为中心，周济专精晋史，沈曾植精究辽、金、元史与西北南洋地理，屠寄、柯劭齐专精元史，顾祖禹、李兆洛、洪亮吉、戴震、王先谦、杨守敬精于地理，都是彰彰著名的。说到子部，汪中《述学》，首辟子学新途后，踵事精研者不乏其人，如戴望、洪颐煊之于《管子》，陈澧之于《三统术》，孙诒让的《墨子间诂》，陶方琦的《淮南许注异同诂》，俞樾的《诸子平议》，王先谦的《庄子集解》，郭庆潘的《庄子集释》，章炳麟的《庄子解故》，都是名著，特别是章炳麟的《齐物论释》，以佛氏唯识家言解庄，比起以前如释德清等以佛解庄，无疑是后来居上。其它艺术方面，属于学术领域的，如释道济《苦瓜和尚画语录》、恽恪《瓯香馆画跋》之于画，冯班《钝吟书要》、包世臣《艺舟双楫》之于书法，卓然成一家言。至于属于杂家杂考范畴的，自顾炎武《日知录》以后，著名的如阎若璩《潜丘？记》、王懋？《白田杂著》、《读书记疑》、赵翼《陔余丛考》、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鸣盛《蛾术编》、王念孙《读书杂志》、姚鼐《惜抱轩笔记》、桂馥《札朴》、俞正燮《癸已类稿》、孙诒让《札？》、陈澧《东塾读书记》等，几乎数之不尽，使研究者感到有《大智度论》所云“如人宝山，自在取宝”之乐。对清代学术，就谬见所及，作了如上平议。承学之士，如果大体上要求通晓各别具体内容，那就得要有专门书籍为之导航。现在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赵永纪等同志，有鉴于这种需要的迫切，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编写《清代学术辞典》以饷读者。通过辞典这一特殊形式，能使门类齐备，项目分明，释义正确，便利于读者的检索，这一切，编写者愉快地做到了。这书的出版，是学术界的福音，何待烦言。诸同志问序于余，拉杂书此，聊当引隍，若说是老马识途，则我岂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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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世家（荆楚卷）》讲述对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或在家学传承上有典型表现的那些家族，内容由总序（前言）、卷分论、正文三部分组成，世家条目包括人物生平、文化成就、家学传承的事例、对当代及后世的影响等内容，本卷述及唐代欧阳询、清代左宗棠、现代黄兴世家。

“谁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者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假如没有“敌人”，或者纯粹只是某个人的私敌，那么，革命的发生就没有社会和历史的合理依据，革命组织也相应地失去了存在的契机和必要。中国土地革命的领导人是怎样构建“敌人”的呢？他们对“敌人”的确认方式又是怎样有别于传统的造反者的呢？作者以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为对象探讨了这一话题，该根据地以其缔造者方志敏而著称。作者采用关注微观行动机制的“深描”（thickdescription）方法，详尽地解析了革命者是如何一步步利用、引导、转化、重构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朴素的“敌人意识”，为革命目标服务的；并对那种自上而下的、宏观的并以对政策的分析评价为主的主流研究方式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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