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地记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抗击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历史。

本书着重记述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积极主张抵御日寇，并有卓著贡献的部分抗日将帅的英勇事迹，以颂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超的战略战术。借鉴这些英雄人物和抗日著名将帅的崇高精神和指挥艺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尤其是对于我军对于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造就新一代优秀指挥员，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打赢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履行其他各项神圣职责，具有重要意义。

谨以此书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以中华民国为历史标志的20世纪上半叶，虽然只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但无疑是其中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动荡和变化最为剧烈、最动人心魄的一幕。其间，新制与旧统共存，建设与破坏同行，革命与反动互激，内忧与外患交迫，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基础，是科学技术，还是意识形态及文化风习，无不酝酿着、爆发着重大的变化与改造，并最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时代的推移，尤其是21世纪的到来，“中华民国”逐渐突破了以往覆盖于其上的中国革命史的框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民国已经作为一个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26个朝代相并列的重要历史时期而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在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断代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一时期的各方面问题。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为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对民国史的研究兴趣，也逐渐从那些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动人心弦的政治事件以及茶余饭后的奇闻逸事，逐渐扩散到了或者准确地说是深入到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层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从政治形式的外表进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从而使有关民国史的研究更紧密地与以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社会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华民国史不仅已经以其原有的完整的风貌独立地展示在当代国人面前，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的新的热点和生长点，而且也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历史借鉴作用，并因此而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有关民国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尽管包罗广泛，涉及档案、方志、报纸杂志、官方文献、私人著述以及共和国时期的回忆录等等，而且这些资料也都是极其宝贵的，但人们却很少注意到另一种为民国时期所独有的资料宝库，即由当时国内外各主要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各地政府、各学术团体和学校以及学者个人所进行的大量的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社会调查。与业已整理出的其他资料相比，这些调查具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这不仅仅是因为调查的涉及面极其广泛，覆盖着全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包括城镇乡村在内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些调查大都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如现代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方法和手段调查完成的，而且均以调查报告甚至学术论文作为最终的成果形式，这样既保存了大量的调查数据和原始资料，又凝聚了代表当时比较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各种自然、社会及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分析、透视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是深入研究和了解旧中国城乡社会问题的极可珍视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建设资以借鉴的极其难得的思想库。民国时期的调查资料实际上也已经走出了历史学界的圈子而受到其他学科学者的关注。源自福建教育出版社的远见卓识和鼎力支持，使我们终于有条件能够共同担当这一历史的重任。不过，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且所藏散漫，有不少甚至散佚海外，如果一味求全，势必不能，亦且难以满足当前学界的急迫需求，故此我们决定采取“丛编”的形式，按步骤分阶段地予以整理出版。第一批收录的文献共计193种，按其调查内容大致分为10卷，包括婚姻家庭、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宗教民俗、底边社会、城市劳工生活、乡村社会、人口、文教事业及少数民族等。其中既有当时印行的书籍，亦有散藏于各类报刊的论文，另有部分迄今尚未公开出版的手稿和油印本。凡解放后重印且流行颇广的调查报告，如《定县社会调查》等，暂不收录。<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以中华民国为历史标志的20世纪上半叶，虽然只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但无疑是其中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动荡和变化最为剧烈、最动人心魄的一幕。其间，新制与旧统共存，建设与破坏同行，革命与反动互激，内忧与外患交迫，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基础，是科学技术，还是意识形态及文化风习，无不酝酿着、爆发着重大的变化与改造，并最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时代的推移，尤其是21世纪的到来，“中华民国史”逐渐突破了以往覆盖于其上的中国革命史的框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民国已经作为一个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26个朝代相并列的重要历史时期而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在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断代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一时期的各方面问题。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为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对民国史的研究兴趣，也逐渐从那些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动人心弦的政治事件以及茶余饭后的奇闻逸事，逐渐扩散到了或者准确地说是深入到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层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从政治形式的外表进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从而使有关民国史的研究更紧密地与以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社会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华民国史不仅已经以其原有的完整的风貌独立地展示在当代国人面前，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的新的热点和生长点，而且也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历史借鉴作用，并因此而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有关民国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尽管包罗广泛，涉及档案、方志、报纸杂志、官方文献、私人著述以及共和国时期的回忆录等等，而且这些资料也都是极其宝贵的，但人们却很少注意到另一种为民国时期所独有的资料宝库，即由当时国内外各主要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各地政府、各学术团体和学校以及学者个人所进行的大量的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社会调查。与业已整理出的其他资料相比，这些调查具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这不仅仅是因为调查的涉及面极其广泛，覆盖着全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包括城镇乡村在内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些调查大都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如现代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方法和手段调查完成的，而且均以调查报告甚至学术论文作为最终的成果形式，这样既保存了大量的调查数据和原始资料，又凝聚了代表当时比较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各种自然、社会及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分析、透视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是深入研究和了解旧中国城乡社会问题的极可珍视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建设资以借鉴的极其难得的思想库。民国时期的调查资料实际上也已经走出了历史学界的圈子而受到其他学科学者的关注。 源自福建教育出版社的远见卓识和鼎力支持，使我们终于有条件能够共同担当这一历史的重任。不过，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且所藏散漫，有不少甚至散佚海外，如果一味求全，势必不能，亦且难以满足当前学界的急迫需求，故此我们决定采取“丛编”的形式，按步骤分阶段地予以整理出版。第一批收录的文献共计193种，按其调查内容大致分为10卷，包括婚姻家庭、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宗教民俗、底边社会、城市 劳工 生活、乡村社会、人口、文教事业及少数民族等。

庚子甲辰间鄂人思想之演进庚子联军陷京师，于国家则大损，于革命则大益也。当七月间，革命军在珠江者，占领惠州月余，并轰炸总督署；在长江者，则如上所述。此在平时。以狼毒阴狠之西太后处之，其诛戮之惨，岂口]纪极？乃适于七月十九日，联军陷京师，那拉氏絮光绪西窜年余，心目中只有一联军；而对革命党，则漠焉置之，任当地督抚便宜处理，因之保全实力甚大。及回銮后，正以丧师辱国，懊恼万分，不咎既往，直不啻默认革命之行动为当然，而增长党人之勇气。虽暗中责令各督抚，如所派留学生，发现革命份子者，必予以连带处分。实则各省督抚，亦无方法以钳制学生之爱国也。两湖总督张之洞想入非非，既作《劝学篇》、《学堂歌》，以教忠劝士，犹未能已，复命武昌知府梁鼎芬撰《翼教丛编》，力申君臣大义，视满清为不可侵犯之神圣。彼两人者，聪明绝夷等，于世界趋势，夷夏大防，岂不知之。徒以欲固禄避祸，朦诳清廷，为此无聊之举，可笑亦可怜也。卒之学生思想，以不堪压迫之故，多敝屣本省学校，自费出国求学。壬寅癸卯之际，湖北学生在东瀛者，其多如鲫，而官费生若刘成禺、吴禄贞、蓝天蔚、李书城等，亦无所畏忌。或则设立励志会以交换知识，或则组织义勇队以鼓励实行。至壬寅冬，吴禄贞回鄂，之洞以大通之事，禁锢于将弁学堂，历三日，招之严加训斥；岂料禄贞日如悬河，慷慨论天下事，为南皮倾倒，突失声日：“奇才奇才。，，即派充学务处会办，营务处帮办，将弁学堂护军全军总教习，武普通学堂会帮。旬日之间，阶下囚忽变为席上珍。是当日之官吏，亦无形为之屈服矣。禄贞既恢复自由，寓水陆街十三号，学生志士，争愿一亲丰采，而领取其新智识。江汉士风，为之一变。惜甲辰春，为北京练兵处征去。故吴在鄂之日，只有言论而无组织。再花园山李步青处，亦为当时军学两界青年聚集之所，而党人往来尤密。如胡秉柯、朱和中、吕大森、李书城、时象晋、贺之才、时功壁、张荣楣、时功政、吴炳宗、陈开淦、余德元、张春霆、刘伯刚、范鸿泰、屈德泽、郭肇明其最著者也。旋《苏报》《民报》出，秉承总理主张，大放厥词，以驳康、梁之言论，康、梁不能敌，又弃甲曳兵而走矣。官僚与保皇党之声势廓清，而全国人之思想意志，乃群集于总理主义之下。吾鄂之革命团体，若科举补习所者，遂于甲辰四月产生。兹将章炳麟《驳康有为政见书》录后，以见思想之演进云。编者按：吾国数千年名教威权，至曾国藩讨太平天国而告结束。此时国人之思想，正往复于新旧之间。康有为、梁启超起而乘之，张保皇之说，附会新义。壬癸之交，《新民丛报》几至风靡一时。总理与本党各同志知其生心害政也，辞而辟之。发愤有作，名著甚夥，太炎为一代文宗。此书出后，传遍全国，英俊之士，翕然响风，群奔赴于本党旗帜之下，关系实非小可。缘录其文，以见一斑，并以明国人思想之演进云尔。P57-58

本书着重记述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积极主张抵御日寇，并有卓越贡献的部分抗日将帅的英勇事迹，以颂扬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超的战略战术。

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我军同国民党军进行了中国战争史上空前的，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大规模的辽沈决战。战场上，双方刀光剑影，斗勇斗智，大战52天，终以解放军的胜利而告终。此役共歼灭国民党“东北剿总”及其所属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6个师、地方保安部队共47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东北全境解放，东北我军得以腾出手来参加关内作战，敲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

本书忠实地记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保定辖区文化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与抗日军民共同战斗，谱写的一部史无前例的文化史。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有一类非经非子、“四部”难入的东西特别今人萦怀心头，开始我们概斥之为封建糟粕，予以封杀，继而是小心翼翼地整理研究，现在则公之于众，并且被炒得沸沸扬扬，冠之以“宝典”、“绝学”、“秘发”、“官经”、“谋略”，大有发现新大陆之势。这就是中国传统儒学之外的一门绝学——官箴学。　官箴，顾名思义就是做官的箴言录，或者说怎样当官的道理，基本上是官人或学者写给官人的告诫和指导，是古代统治阶层用于自律和行政的道德规范。不过，官箴的原始含义并不是对一般的官员而言。据查，“官箴”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四年、有“（帝甲）命百官箴王阙”。西晋学者杜预注：“使百官各为箴辞戒王过。”孔颖达疏曰：“汉成帝时，扬雄爱《虞箴》，遂依放之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后亡失九篇，后汉崔骃、骃子瑷、瑗子寔交，世补其缺，及临邑候刘騊駼、太傅胡广各有所增，凡四十八篇，广乃次而题之，署曰《百官箴》，皆放此《虞箴》为之。”而从字面上理解，“箴”原本是中医治病使用的针一类器具，《文心雕龙·铭箴》篇解释说：“‘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药石也。”由此看来，官箴最初的含义是官员们对君主的谏言。凡是到了后来，官箴才成为对一般官员们的警戒。之所以名曰“箴”，意为防病治病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