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入了作者自三十年代至今有关辽宋金史方面的学术论文四十六篇，涉及辽宋金及其对立时期的政治、军事、学术文化、典章制度，以及一些重要的事件和人物。本书代表了作者迄今治辽宋金史的学术成果，表现了他的深厚学术功力和治史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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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議与文牍，是史学研究中为原始的资料之一，汇编奏议在中国有悠久传统。宋人赵汝愚编成《诸臣奏议》一百五十卷，明永乐帝命编《历代名臣奏议》五百零四卷，将有明一代有关时政之文、大部分是奏议汇编一起，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汇编之作。尤为可贵者，更在于此书收集了许多罕见的奏议，这些原本如今已少存于世，赖此而保留其功甚伟。惟明奏议，每多议论，而鲜实际，清人之作，则详于办事之始末，颇纠明人之失，保存了大量有用资料。新疆地处边远，文献保存，较诸中原省城自然要少。而清代新疆奏议，由于主笔者或是某一时期的封疆大吏，或是某一地区的主政官员，其所记所述，多来自事发线，是研究当时当地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族、社会方面问题的手资料。

本书力图蹈出传统的学术研究模式，另辟蹊径，去探讨数千年来中国文人群体的各种主要的社会活动和生活状态，力图大视野、广角度、多层次地展露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心态、理想人格、人生追求、行为方式和生活情趣，从中透射出他们复杂的社会性格、多重的心理渴求和形形色色的人生命运，进而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发展、更新的历史规律和它在现实与未来社会中的实际效应与演进趋势。

《国语》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史学作品，相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现代一般认为是战国初期的著作。该书记载了从西周穆王征讨犬戎直到三家分晋长达500年左右的历史，充分地展现了那时各诸侯国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的冲突和斗争。《战国策》，是由汉人刘向根据战国时期纵横家著作编辑而成的一部独特的国别史著作，记载了战国初年到秦统一240年间，12大诸侯国缤纷多姿的历史面貌。

本书记事的目的，据后人阐发，主要是劝惩。其一是劝恶扬善，即提倡道义，从成败中引发教训。其二是提倡攘夷尊王，提倡王霸、王道。在编排时，依丛书体例，分成“沙场争霸”、“贤臣达人”、“篡逆奸谋”、“无道昏君”、“论辨辞令”五个部分。这些内容，其实在每篇文章中都交叉缠结在一起，所以这个分类只能是大致上的；而在每篇的述评中就不得不时时游离每类的中心铺展开来，否则难见把雷同的意思反覆地唠叨。述评的内容，既立意于阐发经传的思想、同时兼顾史实的排比，使读者能从儒家思想与史实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该。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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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是一部讲述建国与设官的著作，保存了大量的先秦史料；《仪礼》内容来源古老，涉及面广，保留了丰富的我国上古社会史料；《礼记》为孔子弟子及后学者所记，内容讲述哲理及礼仪法度及孔子首创的礼学思想。本文临末想说的是：礼教杀人的时代早已过去。复古不但迂腐可笑，而且可恶。然而《三礼》自有其精华。全部《三礼》对于研究礼仪之邦的历史颇为重要，而其精华对于根治社会的创伤亦足资借鉴。希望《三礼》的这个点校本对社会、对读者有益。句读如有可取，那是沈师以及其他前辈大师教诲、启迪的结果。

在此之前，华州下邦（今陕西渭南北）人寇准为执政大臣期间，公开表示出自己对南方人的不满，“尤恶南人轻巧”。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科举考试完毕，在最后确定状元人选时，按朝廷规矩须以“材质可者”为状元，目测之后而定。当时成绩最好者有二人，一为京东人蔡齐；一为江西人萧贯。蔡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已为宋真宗所属意。知枢密院寇准又说：。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于是以蔡齐为状元。寇准下朝后高兴地说：“文与中原夺得一状元！”视南方为下国，恶南人之轻巧；在当时可以说代表了许多北方士大夫的观点。江西抚州（今江西号州）人晏殊，以神童被召试入朝，受到皇帝的赞赏，赐以同进士出身。宰相寇准又表示不满，说：“殊，江外人”，意思是不该给南方人如此恩遇。北宋初，南方人在朝廷做官者极少，主要原因是南方许多地方尚不在宋朝版图之内。南方逐步统一后，大批的南方人并始涌入朝廷。至宋真宗时，南方的在朝官员已十分恬跃，形成了较大势力；有意无意地与北方官员进行较量，争权夺利。王钦若等人先后排挤掉了北方士大夫寇准、赵安仁，与楚州（今江苏淮安）人刘承珪、建昌军（今江西南城）人陈彭年、南剑州（今福建南平）人林特、苏州（今江苏苏州）人丁谓结为党羽，“踪迹诡异；，时论谓之五鬼”。此处所谓“时论”，恐怕就是代表了北方人的看法，对这几位南方官员的作风十分反感。京东人王曾、开封人马知节以及宋真宗即持此种看法。在地方官的选用上，宋初曾存在着对南方人政策性的地域偏见。对一个地方的风俗是否熟悉或适应，关系到地方官能否因地制宜。陕西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司马池曾任杭州知州，他本性“质易”，又“不知吴俗”，被人弹劾，降知毗邻其家乡的虢州（今河南灵宝）。最熟悉一地风俗者，莫过于本地区或邻近地区的人，“仕宦之优，莫如乡国，知其吏民之态，习其风俗之宜，所治而安，于治为易”。因而宋政府任用地方宫时，一般不回避其家乡，有时甚至专门选用本地人做本地官。如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诏：“京朝官任河北路诸州通判、盐场务及幕职州县官，其令选乡贯在本路、历任无赃罪者充。”但是，在宋初，朝廷对新收复的南方地区在政治上不放心，规定南方人不得任南方地方官。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诏：西蜀、岭表、荆湖、江、浙之人，不得为本道知州、通判、运使及诸事任。禁令涉及范围，包括四川，广南，荆湖南、北，江南东、西，两浙等大部分南方地区。另外，出于对南方人“柔弱”的轻视，宋真宗时曾有官员上书，各地负责维护治安的巡检官“当择武勇、心力强明者，乞不用福建、荆湖、江、浙、川、峡”之人和文资出身者充任。南北混——既久，中央集权制巩固，对南方地区的戒备心渐渐减弱，全由北方人充任南方地方官既不方便，也不现实，到宋真宗时开始放宽禁令。天禧元年（1017年）诏：“选人本贯江南、两浙、福建者，许去本乡三百里外注官。”天禧五年（1021年），审官院进一步提出：“京朝官本贯在荆湖、江；浙者，望比类福建、淮南人，许任本路。”朝廷同意了这一建议。在任命南方人宦守乡邦时，有时特意点明知俗而仕的意图。如在任命两游人张询为西浙路提点刑狱的诏书中说：“吴越之人，文巧好利，犴狱多有乙汝长于其乡，而知其情伪，往将典宪广。”四川的情况例外。由于四川地势险固，历来多有割据，而且“俗轻而易摇”，宋政府对此始终保持着戒心。对四川州郡主要地方官的选择极为谨慎，并一般不许本地人充任。仅举宋摔宗熙宁年间的有关诏令便可知晓。京东路拥有的书籍数量，不亚于京西。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有两位大藏书家。王明清曾列举“承平时士大夫家”有“藏书之名”的五家中，首位就是“南都戚氏”，所指当是戚同文家族。另一位即参与编修《崇文总目》的大学问家王洙的儿子王钦臣。徐度说：“予所见藏书之富者，莫如南都王（钦臣）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万三干卷，而类书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广记》之类，皆不在其间。虽秘府之盛，无以逾之。”其中号称。镇库书”的善本就有5000余卷。郓州（今山东东平）图书；以朱家为多。南宋初文林郎朱轩言：“吾家藏书万卷，皆在东平”，周紫芝曾见到其书目，“自五经、诸子百氏之书，皆手校善本。其余异书小说，皆所未尝知名者，秦汉以来至于有唐文人才士类书、家集，犹数千卷。呜呼，可谓富矣哉！”数量多，质量好，品种丰富，难怪引起周紫芝的感叹。郓州的董迪也是位藏书家，著有《广川藏书志》26卷，根据家藏的经部书、史部书、子部书“考其本末，而为之论说”，还不包括文集，可推知其藏书颇为丰富。京东藏书多的州郡还有几个例子。濮州（今山东鄄城北）人张昭，藏书数万卷；淄州（今山东淄博西南）人周起，藏书万余卷；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张纯臣，专建藏书的大堂，“环壁架书”，“平生好聚书，不计所偿”，累积数千卷；青州（今山东青州）人张平一生好读史传书籍，年轻时每遇到奇异之书，即爱不释手，甚至脱去衣服换取，走上仕途后，已聚书数千卷；徐州（今江苏徐州）江氏也是藏书家，《宋史·艺文志三》载有《徐州江氏书目》2卷；密州诸城（今山东诸城）人赵明诚家，据其妻子李清照言，仅建炎南渡时随身携带的珍贵之书就有2万卷以及金石文字2000本，而其“青州故第”尚有大量书籍存留，“所锁十间屋”。家藏极丰富。西北三路，也能看到一些藏书家的资料。如宋初陕西华州（今陕西华县）人宋挡，中进士后首任四川青城（今四川灌县南）主簿，传抄了大批书籍，任满后“载数千卷以归”。他仕宦30年，“唯聚书以贻子孙”，使之不忘读书人的根本。京兆府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李仕衡的儿子李丕绪，“家多图书”，并收集历代石刻数百卷。另一长安人石才叔，“家蓄图书甚富”。河北大名（今河北大名）人宋白则有藏书数万卷之多。另一大名人郭永，两宋之际任提点刑狱并死于难，生前博通古今，得钱即买书，故而有万卷藏书。西北多武将，但武将也有藏书家。如太原（今山西太原）武将吴廷祚颇好读书，家中聚书达万余卷，实属难能可贵。开封以外的北方地区，印书方面的资料极少，不过仍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有诏书透露：“河北州县，传习妖教甚多，虽加重辟，终不悛革。闻别有经文，互相传习，鼓惑至此……或有印板、石刻，并行追取，当官弃毁。”由此可知，河北民间流传的妖教经文，是印刷品，属于非法出版物。那么，河北正常的书籍印刷当有不少。毕仲游在一首诗中即提供了河北边防地带定州（今河北定县）的印书资料：定州诗刻好，模寄比南金。道尽行人意，堪论作者心。边城归盛事，雅道付知音。毕仲游从定州所刻的诗集中，看到了边城盛事。南宋绍兴年间，已是残破不堪的京西路，转运司还刻印了程玛的《论语说》一书，则北宋承平时，当有更多。宋徽宗朝，黄伯思从洛阳王晋玉家借《玉溪集》，乃“东平吕氏本”，说明京东路郓州（今山东东平）至少有家刻印书业。宋仁宗至和初，出镇郓州的庞籍将王禹僻的诗作交给司马光，要求“为我刻王公诗于商雒”。据此可知陕西商州（今陕西商县）有刻书业。叶德辉《书林清话》卷3《宋坊刻书之盛》中，列举有“咸阳书隐斋”、“汾阳博济堂”等，可知陕西、河东有著名的刻书坊。以上事例，表明北方印书事业有一定规模。北宋前期，苏州教育很落后，“以文讲解者不过数人”。其附郭县长洲在宋太宗时“好祀非鬼，好淫内典，学校之风久废，诗书之教未行”。大概正因为如此，胡瑗从京东泰山学成后便来到苏州开展教育办起私学，“以经术教授吴中”。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知州范仲淹申请建起州学后，来上学者仅20多人。于是招胡瑗主持学事，渐渐有所发展。50多年后，即宋哲宗元佑年间，“学者倍徙于当时”，推知大约有40余人。学校相应扩大，有22斋，房屋150楹。秀州（今浙江嘉兴）情况类似。其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当土敝水烦之地，属风颓俗杂之余，民无坚正之心，世尚剽狡之气。淫神以邀其福，信佛以逃其祸。先王之教咸罔闻知，（孔子）庙貌之灵宜夫委倾”。儒学地位在此微乎其微。这是宋真宗时的状况，到宋哲宗时仍无多大改观，“华亭大县也，旁小县皆有学，独华亭无之。盖浙西善事佛，而华亭尤甚。民有羡余，率尽以施浮屠，故其他有所建置莫易以成就”。佞佛而不好儒，县学的发展无从谈起。又如海盐县（今浙江海盐），至宋仁宗末期，读书人屈指可数，“士其业儒者，才数人而已……盖多发饥馑，民力凋困，拊循拯救，日犹不足，奚暇治庠序哉？”从经济角度指出了其教育落后的原因。台州天台县（今浙江天台）在宋仁宗皇佑年间，“兹邑民不识儒学”。同时的仙居县（今浙江仙居），据其长官陈襄指出：“予自到任以来，居常悯汝邑民不为学，父子兄弟不相孝友，乡党邻里不相存恤，其心汲汲，惟争财竞利为事……前年曾有文书告谕汝乡民，令遣子弟入学。于今二年矣，何其无人也？”有此一心兴学、循循善诱的长官，却唤不起居民的求学热情；虽有学校，虽有敦促入学的公文，两年间竟无人响应！处州如缙云县（今浙江缙云），据毛维瞻庆历八年（1048年）言：县有人口九干，“多工技杂学，不根儒术，士其服者才五六人。俗犷而纵，近惑巫鬼，争为高祠广宇，张大其徒，勤勤拳拳，求福田与利益。迁染成性，虽善教者不能移”。这种近乎绝望的口气，指出迷信习俗严重地阻碍了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