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华录》和《东华录续编》为王先谦所撰编年体清代史料长编。起自努尔哈赤，讫至同治朝，合称《十一朝东华录》，凡六百二十四卷。《东华录》及《续编》的编纂基本上是依据清国史馆原始材料，文献研究价值较高，与《清实录》相比，其原始资料保留的较多，可与《清实录》互为补充。后朱寿朋仿其体例，辑成《光绪朝东华续录》二百二十卷，较系统反映了光绪朝的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大事。王氏、朱氏《东华录》、《东华续录》保留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对清史研究助益良多。兹将二书影印出版，以资参考。

本书作者是在文化界享有盛誉的知名历史小说作家，擅长文字表达，行文常常简洁而到位。近年来在明史领域颇下工夫，对明朝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有自己的理解和角度独特的剖析。本部书稿是作者自2006年以来所写的十八篇明朝历史随笔的集结，表达了作者的历史观，即一个朝代，凡君子在政坛上占据主导地位，则政治清明，国泰民安；若小人当政，则国衰民弱，生灵涂炭。作者认为明朝后期政治之所以衰败乃至亡国，就是因为朝廷中君子见离，小人多如过江之鲫之故。

对于“康乾盛世”，有这么一位无名氏，在自己所著的《秦鬟楼谈录》中有一篇文章——《积弱溯源论》，就非常大胆而且直接地拷问了“盛世”，并认为：“我国之所以积弱，实滥觞于乾隆之晚际。”这样卓越的识见，出自于一位不知名姓之人的口中，实在是难得！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也对乾隆时期的所谓武功有过反思，并在其所著的《圣武记》中这样说：“新起之贼实多于剿除之数。”这足以说明乾隆后期并非如其所说的那样天下太平，早已是危机四伏。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现象：许多盛世的由盛而衰都只是在顷刻间的分崩离析，就连大家一直以来所津津乐道的“大唐盛世”也莫不如此，在安史叛乱的顷刻间出现惊天逆转。本书就“康乾盛世”中社会的奢靡成风、吏治的贪腐以及畸形的人才选拔、思想文化的钳制与压抑、盲目的自大与闭关锁国政策等几个方面分章节作一次全面系统的批判和拷问，以古鉴今，从而起到史鉴的作用。

《度支奏议》一百十九卷，明毕自严撰。自严，字景曾，淄川（今山东淄博南）人，万历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崇祯元年（一六二八）起任户部尚书，掌军国财赋度支之职。因万历以来，宦官乱政，党争纷挐，又边事日蹙，军饷激增，以至财政困窘，自严欲清海内田赋，成《赋役全书》，以全书未成，乃辑成此编。是书综计崇祯时度支出入，极其详备，足以见明末财政收支情况，对明史研究有较高史料价值。兹将本书影印出版，以供研究者参考。

《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代顺治、康熙统治时期私家修史的发展状况，其以史家群体的研究为中心，注重揭示清初史家群体的形成、发展、衰落的过程，地域分布状况，所取得的史学成就和影响，并从清初的政治、经济、文化、史学发展规律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清初私家修史的特点和原因。中国史学史上，曾出现过四次私家修史的高潮，分别是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两宋之际和明末清初时期。在广泛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在诸多方面均有独到见解，特别是关于清初私家修史三个史家群体的划分、史家地域分布特点及原因分析、清初文化政策对私家修史发展的双重影响等，对于进一步认识明清之际的历史特征、思想文化面貌，有学术上的参考价值。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西汉王朝是一个大一统、大发展的辉煌时期。中华文化有着五千年以上的文明史，但它走向世界、为世界所认识，则是在秦汉统一全国以后。此后的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长期在黄河、长江流域发展壮大。各地区文化在经历了漫长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之后，便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中华文化。《汉书》又称《前汉书》，东汉班固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230年间的历史。《汉书》史料丰富翔实、记事详细得体，是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的基本史料。

本书为著者十数年来研究宋辽外交关系这一课题的成果的总的呈现。全书分为十一章，囊括宋辽间外交关系研究的各个层面，史料翔实，论证严密，创见颇多，对于宋辽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内容包括宋辽关系的历史背景、宋辽间的平等外交关系：澶渊盟约的缔订及其影响、辽的对宋政策与贸易等。

郝连勃勃大王这样评价说：历史，既不是死亡的人与事物，也不是年代、数字、人名、名词解释的干燥混合体。如果都能像“姜狼豺尽”能达到“精致的写作”，我们读者在欣喜之余能进行“趣味的阅读”。结果，我们一定能够得到一种犹如在沉睡的历史深处突然发现珍宝奇物般的、超乎想象的惊喜。 五代是个真正的乱世，乱世的故事其实是最好看的，而且只有乱世才能出故事。纷纷五代乱世间，残唐风云笔底现，试看姜狼的如橼巨笔，揭开动人心魄的真实历史大戏。 五代是指唐朝灭亡后、宋朝建立前，在中原地区存在的五个政权，朱温建立的梁、李存勖建立的唐、石敬瑭建立的晋、刘知远建立的汉、郭威建立的周。十国是指杨行密建立的吴、李昇建立的南唐、钱镠建立的吴越、王建建立的前蜀、孟知祥建立的后蜀、马殷建立的楚、高季兴建立的荆南、刘隐建立的南汉、王审知建立的闽以及刘崇在今山西建立的北汉。五代十国存在的时间虽然和三国大抵相当，但这一时期政权远多于三国，所以过程之曲折、斗争之残酷、命运之无常，让历史都为之震憾。历史总是这样，惊心动魄之后，是无限的感慨……

元代的政治文化制度基本上是蒙古法与汉法并存，而蒙古法又居于核心位置，亦即内蒙外汉。以元代宫廷为例，蒙古游牧官和为皇室贵族服务的特设官署占据着中央官制的内核部分，即便是汉地式官署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也渗透了相当多的蒙古因素。而元代军队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依然是负责宫廷宿卫的万人怯薛，并且怯薛近侍参与中央决策，这些都是蒙古旧制的体现。又如元朝皇帝在大都、上都建立了汉地式的宫殿，但都城之内仍保留蒙古帐殿。这种内蒙外汉的政治文化制度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于多元文明的共存和繁荣发展，也使得蒙古民族不致被人数众多的汉族迅速同化，同时又带来了种种弊端，诸如滥赐、冗官、贪污、民族矛盾等。元代宫廷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宫廷斗争史：究其原因，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元代相当多地保存了分封制和黄金家族的共权原则，使得皇位的继承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到元代后期，权臣在皇位更替中的地位愈显重要，并且多次出现权臣垄断朝政的局面，这又是元廷改革旧制，加强汉地式中央集权的产物。（李治安师《忽必烈传》，第759至802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对元代宫廷史的探讨既有利于把握元代历史的梗概，对于理解元代政治文化中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也大有裨益。毕竟，宫廷是国家权力的核心，是诸多政治文化现象产生的源泉。元代宫廷史是一个涵盖范围颇广的题目，涉及宫廷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受篇幅和笔者能力所限，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能就一些最为基本的问题进行简要的论述。本书以皇位更迭及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为主线，试图勾勒出整个元代宫廷政治史的轮廓，使人们对元代这一方面的历史有所了解。其中第二章的主要内容以及第三章的部分内容大量参考了李治安师的《忽必烈传》，从这个角度上说，本书是李治安师和笔者的共同成果，当然书中的不足和错误之处皆由笔者负责。

《籌夷務始末》二百六十卷，是清代官修的封外關係檔案資料彙編，又稱《三朝籌辦夷務始末》，收録道光、成豊、同治時期有關涉外事務的上論、廷寄、奏摺、照會等檔案。其中道光朝八十卷，文慶等編，自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議禁鴉片始，至二十九年（一八四九）止，共收檔案資料約二千七百餘件、二百二十萬字；咸豊朝八十卷，賈楨等編，起自道光三十年（一八五○）正月，迄成豊十一年（八六七月，計收檔案約三千件、二百萬字；同治朝一百卷，寅望等編，自鹹豊十一年七月至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一十二月止五八收約三千六百件、二百五十萬字。從其內容看，這一時期中外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如雨次鴉片戰爭、中外勾結鎮壓太平車情況、沙俄強估中國束北土地，以及教案問題、租界問題等都有記載，封於研究近代中外關係有極高的參考價值。本書據民圓十九年故宮博物院影印清內府抄本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