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夏金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辽史、宋史、西夏史和金史则是这一阶段中国历史的四个组成部分。辽、夏、金三个王朝都是北方部族首领权威扩展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这三个王朝统治下，汉人虽然占多数，但统治阶段的主体是少数民族，这三个王朝统治区域之内，经济、政治、文化都有与宋朝境内不相同的特点。因此，宋史研究既不能替代、也不能包含辽夏金史的研究。本书试图对20世纪以来辽、夏、金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和重要成果作一阶段性的总结，向读者评介在辽、夏、金史研究领域中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及其重要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评介外国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若干观点。

15世纪初的世界地图上，除了中国，不会有其他地域能吸引人们的视线。中国执掌世界的牛耳，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没有哪个国家、哪种力量可以与它争雄。郑和舰队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一直到五百年后，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被西方的舰队打破。开放而生，封闭则亡：向海而生，背海则亡！为什么郑和的航海仅仅维持了短短的二十八年？而四方人的航海却一发而不可收拾？为什么郑和的远航规模宏大，却收效甚微？为什么哥伦布的远航规模微小，却影响巨大？六百年前，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七下西洋。比哥伦布早八十七年开始了海上探险；比达·伽马早九十二年绕航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比麦哲伦环球航早一百一十六年；……为什么中国在海上拥有绝对的优势之后，却又放弃？为什么东方一千年的航海传统突然达到辉煌的高峰，又突然结束？为什么郑和的航海活动没有对中国或世界的文明和历史进程产生更积极的影响？为什么中国的古代科学技术曾经领先世界长达一千多年，却没有产生出近代的自然科学？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郑和这面镜子里有遗憾与惋惜，更有骄傲与荣耀；有哀叹与失望，更有豪情与辉煌……600年前，遥远的东非人曾这样形容郑和的远航——大明舰队像一片云一样飘过来，又像一片云一样消失了。对那时的东非人来说，郑和的远航就像天外来客一样，神秘莫测，远过错超出了他们的想像。600年的物换星移，岁月悠悠，多少个平凡且不平凡的日子，匆匆从手指的缝隙中溜走。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从陆地到海洋……古老的中华大地从来没有像现代这样充满了活力。

《元史研究新论》共收元史论文22篇，都是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写作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法律、历史人物、元与高丽关系、文化典籍等各个方面。客观世界的变化，研究工作的深入，都会导致研究新领域的开拓。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史学发展的方向，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例如，卫生医药史的研究，现在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个时代的卫生医药，与该时代的政治、经济、科学、哲学、社会生活、中外关系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元代卫生医药状况，内容丰富多彩，可惜的是，迄今为止没有得到达史学界的青睐。又如，现实生中频繁发生的多灾害的时代，各种自然灾害对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以至文化生活，都有深刻的影响。我们对元代自然灾害史的研究，还只能说刚刚开始，有待深化。社会历史是个整体，研究工作互相关联。只有不断开辟新的领域，原有领域的研究才会深化。可以预期，在新的世纪，元史研究必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吴孙禄先生资助出版。本辑收录了崔行功、孙尚客、王知命、张秦客、崔尚、许景先、张景、王珣、梁涉、李昂、薛光庭、柳芳、沈宇等人的文章。

《元史》卷一百零八为元代蒙古诸王及其封地表，极具史料价值。遗憾的是，该表存在一些错讹和较多遗漏，且过于简略。法国著名汉学家韩百诗教授撰成《元史·诸王表笺证》，做了大量订讹补漏工作，并对主要人物的血亲世系进行了考证，其史料价值已超过原表。译著者查证了大量史籍，并广泛征求元史研究专家意见，对原作作了必要的注释和考订，使译著更趋完善。<

600年过去了，郑和当年航行所到过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一些东南亚国家，至今仍保存着郑和遗迹和文物，流传着许多关于郑和的美好传说。这充分表明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充分展示了郑和作为一位和平使者的风范。郑和的历史功绩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将永远载人世界文明的史册。他不仅是云南人的骄傲，而且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郑和是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他是历史上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影响。他功绩不朽，精神永存。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出版此大型画册，就是要大力弦扬这位伟大航海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展现他在科学航海、睦邻友好方面做出的伟大历史功绩，借此表达我们的崇敬之情。《郑和史诗》，探访郑和的航海踪影，盘点七下西洋历史，弘扬爱国主义、科学航海的主旨。书中收集了大量与郑和航海有关的历史遗存及实物图片，部分图片为国内首次发表。

本书介绍了秦始皇赢政、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圣神皇帝武则天、唐玄宗李隆基、宋太祖赵匡胤、成吉思汗铁木真、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清圣祖康熙、清高宗亁隆十二位中国最具历史影响的帝王。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秦汉史及岭南文化的，故名曰《秦汉史与岭南文化论稿》。书的附录，一篇是《治学方法从众师中来》，记录南开大学历史系老师对我的教诲。几十年来我基本上是按照老师所教我的方法从事教学与研究。一篇是我的博士研究生、中山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杨权写的《思乐泮水，薄采其芹》，原载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学者的风范》一书。本文基本反映了我的治学轨迹，故附录于此，供读者参考。<

在通讯和交通等信息手段十分落后的古代社会，学术文化的传播一般是通过士人来直接实现的。他们总是怀着一种强烈的文化意识，自觉以传承为己任。这决定了他们在文化交流和变迁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学术文化融合、发展的每一页，都凝聚着他们的辛劳。但他们的命运又往往取决于大的社会环境，与统治者的文化修养、文化政策密切相关，所以，又总是坎坷曲折，充满荆棘。本书通过对中古江淮之间士人流动与文化交流的透视，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幅生动而又包含几多辛酸的图画。本书前言这部题为《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的书稿编校整理大体告一段落，即将交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作为作者，需要将自己写作该书的立意、主要内容及相关感受略作说明。近十多年来，在历史学研究中，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比较受到重视。在这些领域中，学人们又特别注意将社会文化现象与特定的地域或人群、社会集团、社会阶层联系起来，作更深入、更广泛的综合性考察。这样的学术思路的转换，不仅使人们对许多历史现象获得了新的解释，而且大大地拓展了学术空间，“发现”了许多新的学术课题。每每地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视角独到的论文，在书店里看到选题别致的学术著作，作为个中之人，我们自然会感受到这一时代学术思潮的涌动。当然，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任何所谓的新论，甚至所谓的新思潮、新方法，都有其历史的承继与归依。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上述学术现象固然是“新变”，但若追溯至20世纪30～40年代，则是对陈寅恪、汤用彤等学术大师研究路径及取向的一种“回归”。作为这个变动时代的一分子，我与同时代的大多数青年学者一样，在不断观察学术风尚变化的同时，思考和调整着自己的研究课题。作为一名中国“中古史”的研究者，我最关注的是当时的社会文化问题。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化（即强调文化的历时性发展与变化），一地域有一地域之文化（即强调文化的空间性分布与差异）。一般说来，人们对前者比较重视，而对后者则易于忽略。对地域社会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中古时代而言，以地域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具体历史时期的内在特点决定着我们必须凸显这种“地域”视角和意识。确实，社会文化的形成、发展从来与地域因素不可分离。地域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有时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便造成了各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多样化。历史越古老，时代越久远，文化的地域性差异便越明显。古人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风俗观便是对这一现象的概括。

为了以古鉴今，防贪反贪，以利于两个文明建设，我们特编写了此书。此书由四部分内容组成，即反贪论、反贪诗、反贪法、反贪事。反贪论，是从上百种典籍、上千篇文章中，节选出来的名人反贪要语。选材力求简明切意且足可对后人有所启迪者。其排列位次，是在大的历史阶段内，以论者姓氏笔画为序。反贪诗，是从数千篇古诗中挑选出来的反贪诗谣。其中多为唐人吟咏。在所有诗篇中，都体现了对贪暴奢腐的憎恶，对广大贫寒民众的同情。其排列先后，是以年代早晚为序。反贪法，是从唐代以后历朝法典中以及正史、杂史中检选出来的反贪条例及诏令。之所以选自唐以来，是因为自唐始，才正式形成较为详尽的，可以借鉴的成文反贪法例。其排列，以朝代先后为序。反贪事，基本是从正史数千篇列传中遴选出来的人物反贪事例。其中多为清官反贪事，也有少量贪官贪鄙事例，但所列贪官，尽皆遭到反贪，没有好下场。其位次，基本以正史纪传先后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