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文明与中国社会丛书。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为了战争而制定的种种军事制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叙述了中国历代军事方面的一些基本制度，如兵役制度、武器装备、军队编制、军队部署以及调遣指挥、交战规则、军法、战略战术的基本特色等。本书没有拘泥于细节的考证，而是从大视解来看问题，帮助读者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的特性，概括这些制度基本的得失，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尚书》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汇编，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先秦文献资料。它内容博大精深，文字却佶屈聱牙。鉴于此，本书对之进行注释、今释。本书博采众长，注释时有新意，译文也通顺畅达，是帮助读者读通和理解《尚书》的一本好书。

榜眼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位置仅次于状元即第二名的人，但就其学识水平，治国平天下的能力并不在状元之下，有的甚至在状元之上，当然，他们落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乏皇帝的好恶取舍。事实证明，此后他们很多人都成了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学者和书法家及朝廷重臣与社会名流。本书在大量占有古代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挖掘整理出从唐朝至清末历代榜眼365名，是目前首部介绍古代进士第二名的专著。其内容丰富，资料性强，具有工具书性质，填补了科举名人研究的一项空白。<

本书共60卷，是清末著名学人黄以周等人对《续资治通鉴长编》残缺部分拾遗补缺而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研究宋史的基本史料之一，但通行的版本缺少徽、钦二帝及英宗治平四年至神宗熙宁三年三月及哲宗元祐八年七月至绍圣四年三月的事迹。<

近年来，有关天津地方史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且多有专著问世。《近代天津图志》的出版，则是以图片反映近百年来天津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历史面貌，为研究、学习天津近代史提供较为集中、典型的形象资料。《近代天津图志》上限始自1860年天津开埠，下限止于1949年天津解放，共收入一千二百余幅图片，并加简要说明，再现天津的历史风貌与近代历程。

探花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位置仅次于状元、榜眼而名列第三的人，并同状元、榜眼一起构成进士“鼎甲”之殊荣。他们位置虽然较前者有一定距离，但从文韬武略及个人素质上并不比他们弱，而且涌现了许多学者、文学家、书法家和朝廷重臣与社会名流。《中国历代探花》在大量占有古代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挖掘整理出从唐朝至清末探花331名，是目前首部介绍古代进士第三名的专著。其内容丰富，资料性强，具有工具书性质，填补了科举名人研究的一项空白。

编纂清史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是国家的一件大事。我们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有比较精确记载的历史大约是4075年。原来对夏商周的历史研究有史实、有文物，但不系统，缺乏比较精确的编年。后来通过史书记载和天文、地理、考古等综合研究得出的结论，搞得比较清楚了。当然，对某些问题学术界还有些不同的意见，仍可继续研究。为了顺利开展清史编纂这项工作，国务院及各有关部门要尽量为编纂委员会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在财力物力上给予支持、帮助，为纂修工作提供优质服务。有的同志可能会攀比，今天我在这里强调，不能搞攀比，每一朝的历史都应该研究，但如果二十五史一齐上，摊子铺得太大，条件跟不上，清史肯定也修不好。希望其他的历史研究课题不要借此搭车，集中力量把清史修好。

本书主要介绍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史料及如何正确、科学地鉴别和利用史料的方法。全书提纲挈领，删繁就简，突出重点，注重系统性和实用性，尤其在如何鉴别和运用史料方面着重论述，用力殊够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著作，对习史者极有帮助。

乞丐在社会大格局中，虽然只是底层社会的一个细小层面，但鹑衣枵腹、蹒跚哀号行乞于社会，不必讳言，仍是一种与社会政党状态相违舛的历史延续性，尽管它只是大历史巨流下的一脉潜流。乞丐行乞有史，并在自己的行乞历程中相沿递嬗形成风俗，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此规范着丐群的行为方式以区别于一般社会。本书将乞丐与乞丐生存环境——社会，这两个相互依存的主客体内容放到历史的流程中去探索、去审视，庶几织就一幅贴近其原貌的乞丐风俗图。从而揭示出这一特殊的底层社会群落的风俗文化底蕴。<

继《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来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失败入狱，永元四年（公元92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对于《汉书》的功劳是不能泯灭的。她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才华的女史学家，也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前206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把“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如《贾谊传》增加了“治安策”；《晁错传》补入了“言兵事书”、“募民徙塞下疏”；《路温舒传》增收了“尚德缓刑疏”，在《史记》之外，提供了新的史料。可见，要了解汉武帝中期以前的历史，《汉书》是不可废弃的。至于汉武帝中期以后的西汉历史，就现存的史籍来说，以《汉书》记载最为系统和完备。《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东汉人已经有很多地方读不通。著名学者马融，年青时就到班昭那里学习《汉书》。孙权为了让孙登读《汉书》，熟悉当时的近代史，让张休到懂《汉书》的张昭那里学习，然后再教孙登。这就提出了为《汉书》作注的要求。东汉末年已有服虔、应劭作注。到了唐代，颜师古汇集了前人二十三家的注释，纠谬补缺，完成了《汉书》的新注。清朝人王先谦著有《汉书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