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绵延久远，历史典籍更是浩如烟海。历史的长河滚滚而过，大浪淘沙，沉淀保存下来的文献乃是片金碎银，尤为珍贵。我国民间（私人、家庭）流传下来的训诲劝诫类文献，直接反映了人们当时所倡导的道德理想，比那些堂皇的官方儒家经典更直接、真切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征。这些读书人、士大夫教诲其子孙后代的教育读本，全面周详地阐述了立身处世、立志成才和处理家庭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的一系列准则，更涉及到为官、治国、治学、修身、养性各方面内容和对社会、自然、人生的思考，可和为当今我们精神文明和道德规范建设的参考资料。此类名言家训往往文字精炼玲珑、生动直白、琅琅上口，极具欣赏价值。作为历史的产物，它们自然会恶化杂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我们持扬弃的态度，做了整理、剔除的工作，同时希望读者有正确的判断和理解。

中国社会经济史或中国社会政治史曾是台湾过去五十年史学研究比较热衷的课题之一。社会变迁是其中的一个子题。要说明这个子题，不能不先说说社会经济史或政治社会史研究的大脈络。大体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有以下几点特色：第一，不以马克思理论为框架，也比较不再关心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期间所争议的生产方式、阶级竞争、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性质等议题。这一方面是从大陆来到台湾的老一辈学者，在立场上绝大多数反对马克思或倾向于从史材料入手，不套用现成的理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现实环境不允许学者自由接触和发表与马克思理论同调的著作和意见，总有的论战议题几乎不可能在台延续。第二，由此形成的理论空白，六七十年代以从，在相当大程度上由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理论以及若干日本学者的学说来填补，研究方向比较集中到所谓的社会经济组织、结构和功能、阶层化现象、社会流动和变迁等等问题上。第三，在材料上，文献与出土材料结合，不再偏重传统文献。1987年解除戒严以前，台湾学者一般少有机会接触到1949年以后中国新出土的文物和相同的研究。探讨社会史多继续在传统文献中打转。第四、像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那样从理论出发，综论中国古代社会的通贯性著作不再出现，而偏向于较细致地分析和讨论不同时代、地域、阶层里的社会现象，也推展出较多和社会相同新领域的研究。探索这些新领域的概念和方法，多源自近年流行的文化史、与过去社会史种类似问题的讨论已大不相同。本册前半部前辈学者较多，后半部青壮辈学者较多，也展现出较多新的议题和多亲的风貌。

本书是一部研究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学术著作。作者将中国史学放在世界现代化运动的背景中加以考察，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四段进程”与“三大流派”，论述了史学与经学的关系，东西文化交融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以及文化经世致用、抑制主义、民族史学的形成与发展等重大问题。全书论点鲜明、脉络清楚，视野独特，集中了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与历史系多位著名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不愧为“211工程”国家级的重点科研项目之一。<

本书以考古资料为主，结合文献记载，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四川盆地巴蜀地区从远古以汉代以前的文化发展史，特别是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巴蜀文明的基本面貌和历史进程。全书分为十三章，第一章为人类起源阶段的“巫山人”和四川旧石器时代文化；第二章是以“大溪文化”“礼州文化”等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第三章为文明起源阶段的“宝墩文化”和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第四至八章，从古文化、古城、古国、原始宗教、经济文化等方面，介绍了青铜时代前期独具特色的“三星堆文化”；第九章为青铜时代中期的“十二桥文化”，第十章为青铜时代后期的“晚期巴蜀文化”；第十一和十二章为青铜时代的巴文化和巴国古史；第十三章为秦汉初期大融合阶段的巴蜀文化。作者通过大量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分期叙述了四川盆地各历史阶段的经济、社会、文化、艺术、宗教观念和意识形态状况，探讨了巴蜀文明在起源、形成、发展、融合阶段各典型文化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征，及其与中原等周边文化的关系，论述了巴蜀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地位和贡献，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多源一统的中国古代文明由众多早期文明融汇而成的历史趋势和发展道路。<

本书以考古与文献史料相结合，分八章阐述了姬姓周族早期和西周王朝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史实。陕西省从蓝田猿人到大荔人，经历了上百万年的漫漫长途，由蒙昧的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经仰韶文化时期的宝鸡百首岭下层文化、西安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达于野蛮时代鼎盛期；在陕西龙山文化阶段进入文明时代，出现了最初的古族群，起源于关中西部漆水流域 的先周族 就是其中的古族之一；夏代先周族 的始祖 弃开始担任夏王朝的农宫，号称后稷，其后世代代相传，大约经历了十几代后稷，末代后稷之子不窋，为了逃避商灭夏的战乱，自窗口于戎狄之间；至商代，不窋之孙公刘在豳地处长修后稷之业，开始振兴农业，此后其族 得名为周族，形成了周族早期的文化即早周文化；商代末年，周武王灭商，中国历史进入西周时期，形成了西周文明。 作者分章叙述了周族早期及西周时期各个历史阶段上的经济、社会、文化的时代特征及变革；探讨了周族的起源；论述了周族早期与西周的历史；讨论了西周宗法、昭穆、宫室等典章制度和农业、手工业、建筑业等生产发展水平，以及文字、音乐、历法等文化科技成就，从而初步揭示了西周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的轨迹。

本书内容包括《书》、《尚书》、今古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尚书》与现实生活、《尚书》与中国传统政治；《尚书》与中国传统思想；《尚书》与中国传统法制等。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毛泽东青年时代曾说： 吾人揽史时，恒赞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汉武帝受到了青年毛泽东的喜爱。 1936年2月毛泽东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沁园春·雪》，对中国的杰出帝王进行评价：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汉武帝名列其中，获得了毛泽东高度重视。 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等人谈话时说： 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毛泽东认为，“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失为鼎盛之世”。这是对汉武帝公正而极高的评价。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有的人进行形式上的解读，认为这是对秦始皇的反动，是对法家治国思路的抛弃，是儒家的复兴，吸收道法诸家思想，并成为意识形态统治者的创制过程，因此汉武帝成了批判的对象。 这时，毛泽东出来说话了：汉武帝是法家，一锤定音。 毛泽东这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大人物，为什么对汉武帝情有独钟呢？ 伟人评伟人，英雄评英雄，对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和伟大影响，毛泽东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毛泽东把汉武帝时期称为“鼎盛之世”，这是完全正确的。 汉武帝“缔造了华夏神州前所未有的尊严，提升了炎黄子孙傲立世界的信心，光大了伟大民族永远流传的名字！” 汉武帝从全局出发，善于把握大局，开拓了疆土，扩大了影响，奠定了版图，对于铸造中华民族的尊严，增强提高中华民族的信心，提高中华民族的知名度，无疑都是空前的。 历史证明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之一。同时，他也是一个浪漫的诗人，一个痴情但多变的人。 汉武帝以汉帝国雄厚的物质经济力量为基础，对边疆地区进行了开拓，对中国历史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祖国的辽阔疆域，大体上是在汉武帝时期对西北、东南、南方和西南地区开拓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而奠定了祖国地大物博的基础。随着疆域的扩大，汉民族以外的各族人民，加入了祖国的大家庭，共同创造着祖国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推动了祖国历史的发展。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汉武帝适应了中华民族发展和融合的历史趋势，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都是最高的指挥者和实际的决策者，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对祖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书旨在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傅有关西域的记载提供一个系统的注解。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是研究公元七世纪以前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和北非的重要史料，自成体系，历来中外史学界重视。自清末丁谦作注以来，已近百年，除若干单篇外，还没有人将这批资料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诠释。在西域史、特别是中亚史研究业已有长足进步的今天，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傅作新注无疑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有一十五种，包涵以下有關西域的傅记：《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晋书·西戎传》、《梁书·西北诸戎传》、《魏书·西域传》、《周书·異域传下》、《隋书·西域傅》、《南史·西域诸国傅》、《北史·西域傅》，加上《三国志》裴注所引《魏略·西戎传》，凡一十一篇。

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永恒的骄傲，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是每个炎黄子孙的内在情结。《中华历史通览》以通俗的语言，轻松的笔触，富有情感的描述，引领读者步入中国历史文化的长廊。那一个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事件、制度、民俗、建筑、艺术，通过一篇篇引人入胜的章节，配以彩色，黑白的图片，如画廊精品般纷陈在读者面前，面全无历史教科书式的枯燥与沉闷。倘佯其中，仿佛乘着时空穿梭机飞回逝去的历史现场，一幕幕历史话剧就在身边上演，令人注目赏读，不忍离去，于不经意间化为自己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