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以汉唐为荣耀，但是，唐继隋而精化科举，知识分子的产生基本流水线化，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远不如汉。东汉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品质的黄金时期。知识分子作为权力上的弱势群体、道德上的强势样本，面对“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悻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混淆，是非颠倒”的国家政治败坏，不甘随波逐流，奋起抗争，以捍卫皇权即传统为己任，与外戚集团、宦官集团进行不懈的斗争。作者从《后汉书》与《资治通鉴》中萃取了大节历史故事，以洗练的文笔娓娓道来，使得本书既有宽阔的历史背景，又有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

《知识分类与知识资源认识论》把哲学认识论、方法论和元知识作为知识资源认识的主要理论和思维工具，分别探讨了知识的定义、来源、本质、表现方式、载体形态和认识范围等关于知识自身的基本问题；揭示了知识分类的原因、原理、意义和认识知识资源的意义；考察了知识资源形成的历史及其结构变化；梳理了知识分类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其主要的矛盾关系；指出了文献学、目录学、图书馆学、信息管理技术等学科的基本理论、技术方法和主要工具在知识资源认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借助这些讨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我们需要的知识、知识是怎样得来的、知识有什么样的外在形态、知识都存放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能够方便又快捷地找到某种具体知识。总之，通过对知识分类和知识资源认识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顺利地实现理想的求知目标。

西行取经的拓荒者，是早于玄奘两百余年的东晋高僧法显。梁启超谓：“我国人至印度者，此为第一。”公元399年，年过花甲的法显从长安出发，经由陆路前往天竺（今印度）取经。几年后，搭乘帆船经由水路返国，于公元5世纪初，抵达牢山（今山东崂山）南岸。回国后，法显在其著名的《佛国记》中记述了这一段充满惊险的海上旅程。正是这段扑朔迷离的海上丝路之旅为历史提供了一桩历史迷案：有人说，法显到过美洲，这是真的吗？《海上丝绸之路历险记》作者以航海专家的身份，透过历史迷雾，为我们揭开那次年代久远而又充满艰险的海上之旅的神秘面纱。

《中国史讲座》系列的共九个分册，按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晚清九个历史时段划分，以清眉目；然而对于每一时段的描述，却突破了帝王史、政治史的框架，在讲座体的基础上吸取了最新的史学理论的精神，以专题讲座为纬，以时间线索为经，由多元的现代性的视域，择取纠结有诸多矛盾因素的历史片断，通过生动可感的描述与犀利有别裁的透析，在梳理纠结点之前因后果的同时，前后串联，带出整段历史的演进轨迹。如果说坚实的史料学基础、严谨的科学精神、可读的历史描述是丛书各分册的共性，那么，彰显学术个性，同时随史赋采，各极其趣，则使各分册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相信读者会随着作者们娓娓动听的史事讲述、深入浅出的个性思辨，在感受阅读愉悦、思想开展的同时，自然而然地了解中国历史的知识统系与精神要髓。本书为该系列之《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供广大读者朋友们阅读。辽、西夏、金、元四个王朝是由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四个非汉民族分别建立的或地方性、或全国性的政权，由于统治者是少数民族，传统的汉族历史学家往往对它们不大重视，尤其是对与宋朝同时的北方政权更是抱有偏见，于是王朝的顺序人们习惯于说“唐宋元明清“。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这四个王朝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本书作者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心理，其实这些政权和汉族政权一样，对中国历史的走向都产生了一定的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靖康要录》十六卷（《四库全书》题作十二卷），不着撰人名氏，记钦宗在储时及靖康一年之事。按目编次，凡政事、制度及诏诰之类皆详载。现存述钦宗一朝史事之古籍，以此书为最详，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此次整理包括“笺定”、“笺补”、“ 校记”三部分。厘正错误，辩明异说，附录资料，使一朝史事清楚明晰。本书又名《孝慈渊圣皇帝要录》，是记载北宋最后一位皇帝宋钦宗一朝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关于本书的作者，自宋以来书目皆付阙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云： “不着撰人名氏，自钦庙潜邸迄靖康元年十二月事。”《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亦云：“不着撰人名氏，陈振孙《书录解题》日《靖康要录》五卷，不知作者，记钦宗在储时及靖康一年之事，按日编次，凡政事制度及诏诰之类，皆详载焉，其与金国和战诸事，编载尤详云云，是振孙之时，已莫知出谁手矣。”然近代学者余嘉锡先生通过对《宋会要辑稿》等史籍所载有关史料的发掘及分析，认为此书为宋代汪藻任湖州知州时所撰，又名《靖康诏旨》：王德毅先生在此基础上，通过更精密的考证，认为此书实为《元符庚辰以来诏旨》的续编，成书于绍兴八年至一一十四年之间，初名为《孝慈渊圣皇帝要录》。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余先生的这一结论。我们认为，余、王两位前辈的考证虽然在成书年代的准确性等问题上尚须进一步论证。

最经典的中国历史故事集，中国式权力游戏的教科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采编年体，使事件切割分散，阅读起来头绪纷乱，难得完貌；南宋袁枢用完整记录事件本末终始的方式整编《资治通鉴》，便有了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著作《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使每个故事完整呈现，情节波涛汹涌地向前推进，给阅读带来极大方便。《通鉴纪事本末》是进入《资治通鉴》的大门。柏杨先生耗十年心血做了《柏杨版白话资治通鉴》巨著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将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译为白话，完成了《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的大工程。《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将传统纪年转换成公元纪年；在古地名之后夹住今地名，并亲手增绘大量地图；官名称谓也用今人熟悉的名称；证补史事缺漏。柏杨先生去粗取精、廓清迷雾、提纲挈领，富有才情的编撰，崭新的观点和视角，让沉闷凌乱的历史鲜活清爽起来。《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是最完整的《资治通鉴》历史故事集，在这里可以更加方便地了解古代中国一千多年的政治运作和权力游戏，是中国历史故事的精华本。此次将《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分为十九部（共三十八册）陆续推出，这是本著作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完整版。

《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讲述晚清的最后十年，到底是王朝衰世的末日，还是被打断的大国崛起？这个似乎不能算问题的问题，实际上却是很成问题的问题。庚子年后的这十年，也就是清朝覆灭前的最后十年，这段历史让人眼花缭乱，说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缩影，实不为过。在这段短短的十年间，各派人物、各种观点，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你搞维新，明天他要守制；今天你说立宪，明天他要革命，这热热闹闹的一台大戏刚刚开场，还没有等到各方人物进入角色，便突然嘎然而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清廷专制腐败到了极点，而恰恰是因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宪的改良措施。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却是近乎残酷的历史现实，便是晚清的最后十年，一个在改良、创新与革命中挣扎的混乱年代。

西夏学肇兴于黑水城历史文物的发现，历经罗福成、罗福苌、王静如、聂斯克等中外几代学人的辛勤耕耘，她虽不能与“敦煌学”、“丝路学”等国际显学相媲美，但也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众所周知，由于受封建正统历史观的影响，元朝修史者独摒西夏于“正史”之外的做法使得西夏建国近二百年，文献无征，西夏因此被蒙上了“丝绸路上的神秘王国”、“被遗忘的王朝”等称誉，故西夏学有“绝学”之称谓，足以看出文献缺略给西夏学研究带来的巨大困难。　西夏地理研究是西夏学中基础性的课题，地理不明，往往会给其他问题的探讨和解释带来诸多不便。以《西夏地理研究》作为研究课题是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客观上，虽然从宋代到现在均有学者涉足于西夏地理的研究，但由于著作失传、资料匮乏等原因，西夏地理研究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点将在学术史回顾中详细阐明。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公布的黑水城文献和考古资料为西夏地理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如本文利用出土文献对西夏自然地理的考述。因此，《西夏地理研究》是一个既“老”义“新”的题目。主观方面，笔者曾经学习过一点西夏文字的知识，对西夏故地的自然地理、文物遗存等状况比较熟悉，也有一些西夏学方面的基础，初步具备研究西夏地理的条件。

最经典的中国历史故事集，中国式权力游戏的教科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采编年体，使事件切割分散，阅读起来头绪纷乱，难得完貌；南宋袁枢用完整记录事件本末终始的方式整编《资治通鉴》，便有了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著作《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使每个故事完整呈现，情节波涛汹涌地向前推进，给阅读带来极大方便。《通鉴纪事本末》是进入《资治通鉴》的大门。柏杨先生耗十年心血做了《柏杨版白话资治通鉴》巨著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将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译为白话，完成了《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的大工程。《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将传统纪年转换成公元纪年；在古地名之后夹住今地名，并亲手增绘大量地图；官名称谓也用今人熟悉的名称；证补史事缺漏。柏杨先生去粗取精、廓清迷雾、提纲挈领，富有才情的编撰，崭新的观点和视角，让沉闷凌乱的历史鲜活清爽起来。《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是最完整的《资治通鉴》历史故事集，在这里可以更加方便地了解古代中国一千多年的政治运作和权力游戏，是中国历史故事的精华本。此次将《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分为十九部（共三十八册）陆续推出，这是本著作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完整版。

《文景之治》主要内容“文景之治”的成就，体现了开明执政的理念，为后世行政提供了典范。以“资治”为宗旨的中国传统政治史观，将“文景之治”看作典型的“盛世”。人们在文景时代发现政治榜样，汲取政治营养，寻求政治启示。“文景之治”已经成为一个代表政治成功的特殊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