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园集》是沈瑜庆的诗文集，出版于民国时期，现由卢为峰整理点校，并附沈瑜庆之女沈鹊应与女婿林旭的诗词作品集。沈瑜庆（1858—1918），字志雨，号爱苍，又号涛园，福建福州人，沈葆桢第四子。自幼诵习诗词、史著，留心国势政事。光绪十一年中举，历任江南水师学堂会办、总办，前后入张之洞、刘坤一督署任职。光绪二十七年后历任淮扬兵备道、顺天府尹、广东按察使、江西布政使、江西巡抚、贵州巡抚等职，所至多有善政，如办学堂、兴市政、劝农事、惩奸商、抑贪私，还曾捐资倡修福州西湖宛在堂。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与遗老结社吟诗，后受聘为福建通志局总纂修（局设于福州沈葆桢专祠内，由副总纂修陈衍负责事务）。沈氏善诗，熟于史事，结体精严，尤多名作，诗风磊珂豪宕，多奇语；其小序可备掌故，故人称其“博解宏拔”。有《正阳集》、《涛园诗集》、《涛园集》（附年谱及奏疏、信札）传世。1920年付梓，1953年其后人复增补附年谱行世。

隋唐时期的中国先进、文明、繁荣、强大，它在世界特别是亚洲历史发展中有着特殊地位，成为当时亚洲的中心，也是世界中心地区之一。亚洲各国人民都企羡中国，“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殷切希望政治上要有像中国那样统一的国家组织，经济上要过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气势宏大壮阔的隋唐时期，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在世界特别是亚洲发展史上占有特殊、辉煌的地位。

《清南略考实》在大量梳理史料的基础上，详尽阐释了清军七次南略的原因、过程、影响等，展示了明祚倾颓前华北社会的面貌，有助于读者理解为何大顺政权和清朝都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征服了整个华北。清军入关前，先后七次（1629-1643）自山海关以西长城各关口入塞，对华北地区进行了反复杀伐和抢掠。这些战争使明朝大批文武官员死难，如卢象升、孙承宗　等，并导致华北200万人口丧生，明朝因此兵疲财竭。

本书内容简介：唐人李延寿之《南史》与《北史》，合称《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其中《南史》叙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事，合四代之正史《宋书》、《南齐书》、《梁书》与《陈书》而成南朝史，简称《南史》，凡八十卷；《北史》则叙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之事，合《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成北朝史，简称《北史》，凡一百卷。由于二者所叙均非一朝一代之史，故相对于专叙一朝一代之断代史而言，历代均以通史目之。首倡此说者是唐人刘知几。他在其《史通·六家》篇中，就把《南史》和《北史》同纪传体《史记》并列于通史。他还列举了梁武帝时期成书的上起汉武帝时期下终齐世的《通史》六百二十卷及北魏元晖所撰二百七十卷的《科录》，然后就举及李延寿之《南北史》，谓：“皇家显庆中，符玺郎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起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日《南北史》。其君臣流别，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本国。”他最后总结说：“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很明显，刘知几是把《南史》、《北史》列入通史的第一人。

《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包括嘉绒藏区的地理位置及其建制沿革、金川之役前藏族地形势、乾隆初定金川、乾隆再定大、小金川等内容。

《夏商周通鉴》遵循通鉴体例而编著，起自禹治水建立夏朝（公元前2049年），终于秦灭东周（公元前256年），中间有1794年的历史。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在进行，五帝时期或可被证实，所以抄录了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附于书前，作为《夏商周通鉴》的引子。而东周灭亡之后天下无主的几十年，传统上史学家使用秦国纪年，所以《夏商周通鉴》终于此，使之能够与《资治通鉴》相衔接。在史料取舍上，引证资料主要采自宋代之前可信的古籍，略加考辨、钩沉，并参考了近现代的考古著作，广泛搜集殷商、两周的卜辞、青铜器铭文资料，起先编成《夏商周史事辑录》，近五十万字。《辑录》力争做到编年纪事必得可考有据，而为求得历史原貌，加之我自身文言文水平所限，不敢对古籍成文随意删削、篡改。最后择其善者，勒定为十四卷，共三十余万字，并定名《夏商周通鉴》，梳理了一千八百年间之史事，主要大事基本无遗漏，使得上古三代的盛衰演变历历在目。

《清末新闻、出版案件研究（1900-1911）：以"苏报案"为中心》作者以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点，全方位地考察“苏报案”。细致展现了清政府与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引渡、审判、量刑等一系列环节上反复交涉的曲折过程，从维护国家司法主权的角度谴责了列强的霸道行径。进而将英、美、法、德、日等国法律有关维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与惩处诽谤罪的立法精神、量刑幅度，与《大清刑律》进行横向比较，揭示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巨大差异。又将“苏报案”与清代历史上的文字狱进行了纵向比较，从立法学与司法学的角度，论证了随着中国近代史社会的转型，落后的、野蛮的《大清律例》终将被废除的历史必然性。这些内容，开拓了“苏报案”研究的新领域，对近代法制史、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的拆字术，是个谜。宣和七年十二月，赵桓即位，这就是宋朝第九个皇帝钦宗。第二年，改了年号，称靖康元年（1126年）。当时的宋金边界时有不宁中书省在拟进的年号文字中取了“曰靖四方，永康兆民”二句，这也是赵桓“靖”边安“康”的本意。这时候，有人说7。靖康，一个“靖”字，由“十二月立”四字组成，“立”谁？立“康”。这话不知是不是后来文人的附会，但就在钦宗即位十二个月后，天下真的乱了。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初一，金兵攻进了宋朝的京城汴梁。这时候，康王赵构正被派往金帅大营去议和，半道上被宗泽拦了，转道投了相州（现河南安阳）。后来，康王赵构“立”，在应天府（商丘）即位，称高宗。金兵进了汴京城，大肆掳掠，宋朝君臣“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尽，凡人间所须之物，无不毕去”。宋人一目.不从，金兵“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遗筒所在枕藉”，连“城中猫犬”都被赶尽杀绝。这一段文字记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这一本追记，出于理宗时工部侍郎李心传之乎。“遗凿”说的是尚存腐肉的遗骸，“枕藉”是尸体纵横交错，四月的春天，北方还是寒冷，从“臭闻数百里”来看，这也是补记之作。金兵北撤，掳走了徽、钦二帝和后宫嫔妃，加上不愿担任伪职的官员和眷属，近万人，在那一天被迫赶上了八百六十辆牛车。谁也不敢多说，谁也不敢反抗。坐不上牛马车的，随车徒步木轮辘辘，车辙坎坷，出了汴京南薰门，茫茫北去。没有随身的生活用品，有的是牛马一般的呵斥和出丧一般的低泣，向北，向北。这就是南宋史书所说的“二帝北狩”。“狩”特指皇帝外出打猎，或者巡视，中国的文字历来褒贬分明。

这本《唐史论丛（第12辑）》由杜文玉主编，为中国唐史学会第十届年会第二次会议暨唐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集。书中收入了《唐代诸王和公主出阁制度考辨》《试论唐代后期支郡刺史的地位——以节度、观察使与支郡刺史的关系为中心》《东突厥处罗可汗与颉利可汗家族入唐后的处境及其汉化》等论文。

《孟森：在北大讲清史》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很高的史书。《孟森：在北大讲清史》用词古雅，引文考究，况且篇幅不长，适合于当今生活节奏快的现代人阅读。原讲稿前，曾有总论部分，为求尽可能通俗，《孟森：在北大讲清史》没有收录。《孟森：在北大讲清史》被史学界誉为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山之作，是研究清史者必读之入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