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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治文学史宜先刺取各时代代表之作者察其时代背景与夫身世所经历了解其特性及其思想之渊源及感受吾夙有志於是所從鹜者众病未能也客冬养病家居诵陶集自娱辄成论陶一篇陶年谱一篇陶集考证一篇更有陶集私定本以吾所推證者重次其年月其诗之有史蹟可稽者为之解题但未敢自信仅将彼三篇布之云尔论屈原一篇久写成中有欲改定者且缓之其覃及诸家则视将来兴之所至何如也十二年四月一日启超记。。在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八国联军之后，人们更加关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梁启超认为：“近世诸儒之学说。其于孕育民族帝国主义与有力者不一家，而以玛尔梭士（即马尔萨斯）达尔文二氏为最。”“按玛氏谓人口之增加以几何级数，实属杜撰，后儒驳正之见已不少。其所论预防之法亦不可行。”（《饮冰室合集·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本辞条以下引文，凡引自本书的，只注篇名）这里，他虽然并不赞同马尔萨斯的基本理论，但他确认马尔萨斯理论在西方的影响，“要其立论之大体，则实为近世政策之一转捩也。”（同上）因此，西方人满之患，不仅会造成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后果，“欧洲区区之地，断不能容此孽生蕃衍之民族，使之各得其所。……于是殖民政略，遂为维持内治之第一要著，此近世帝国主义发生之原因也”（同上）；还是国际间各种战争的根源：“迨十九世纪，举地球万国几无不以人满为患，而玛氏达氏之学说益占势力于学界。推原各国兵事之所由起，殆皆由民族与民族之相接触而有争竞。其所以相接触之故，大率由于人满而移住，此天演之理，即中国当亦不能外也。”（《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梁启超尽管能正确指出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当时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理论支柱，但他认识不到帝国主义的本质，简单地把人满当作产生殖民主义和国际战争的根源，甚至认为英国“人口日日增加，而三岛之面积不加广，……故英国若一旦失其属地，……势必与古代之雅典、罗马，同列于亡国之籍”（《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则是错误的。梁启超还对中国人口发展史作了初步的重新研究，提出了治与乱是造成历史上人口发生增减的重要见解。他估计当时中国人口虽然有八亿，但并不存在人满之患。一是“中国今日，动忧人满。然以地方之积，计其每里所有人数，与欧洲英、法、德、嗹（意）、比诸国相比例，其繁盛未若彼也。”（《农会报序》）二是无论边疆腹地，“以余所闻见，其荒而不治之地，所在皆是，乌在其为人满也！”（同上）三是“已治之地，或淤其沟...[更多内容]

先秦诸子文中，聚讼最多的是《墨经》《公孙龙子》。近代研究者多称此两家为相敌对的学派。作者对《公孙龙子》的句读作了深入的研究，对全书文义提出了许多新的解释，并对《墨经》中相关的文字也提出了新的解释。由于这些解释都是对原著字斟句酌反复辨证而得出的，大体能以语句的合理性为基础，揭示出平实的逻辑思维，可说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公孙龙子》为中华书局“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之一种。

春秋繁露是西汉董仲舒（约公元前一七九——前一O四）的主要著作，一般认为系后人辑录成帙。至有清一代，才出现两个较完善的校注读本。宣统年间，苏州苏与（？——一九一四）字厚菴，兼取廬校凌注，广采前人研究成果，[随时答录]，成春秋繁露义证，是目前为止校订春秋繁露较完善的本子。此次整理，以一九一O年长沙王先谦原刻本为底本，通校了凌本。遇有异文，又参校了廬本和四部丛刊本。

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本书对明代史学的发展，演变做全景式的考察，并对它由理学化史学向非理学化史学嬗变这一特征加以突显，书中分为明代前期：理学笼罩下的史学，明代中期：中国史学的转型，明末清初：中国史学的多元化等三编。

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潮流中，产生了一个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派别——古史辨派。它萌生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母体，饱受了新时代丰富的精神滋养，并最终成为一个勇于打破传统的圣贤崇拜、廓清附会杜撰的古史迷雾的学术流派，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20世纪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书是知识的传播工具，是人类物质生活及文化生活赖以进步的重要手段，而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则是图书的一种重要生产技术，具体来说，它是把图文转移到载体之上的复制技术。在印刷术产生之前，图书采用的是以抄写手段的复制方式，费进费力，复本稀少，很难满足人们阅读的需要。印刷术发明后，图书能够比较容易印刷出许多复本，并得以广泛传播和长久保存，进而使知识得到普及，因此可以说，印刷术的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根据目前存世的活字实物、活字印本与有关文献记载，我们已获知活字印刷术问世九百多年来，一直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

《全宋笔记（第1编10）》所收以宋人着述的笔记専集为限，按作者世次分编，《全宋笔记（第1编10）》有点校说明，内容包括尘史、晁氏客语、杨公笔録、王氏谈録、青箱杂记、吕氏杂记、月河所闻集。版権情况及源流、所用底本及校勘概况等，其讹误者，据版本或他书校正，并附简明校勘记。

《全宋笔记（第1编8）》所收以宋人着述的笔记専集为限，按作者世次分编，《全宋笔记（第1编8）》有点校说明，内容有孙威敏征南録、韩忠献公遗事、蜀梼杌、曾公遗录。版権情况及源流、所用底本及校勘概况等，其讹误者，据版本或他书校正，并附简明校勘记。

综观该书第一编，笔者发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该书在科学的界定“笔记”含义的基础上，尽可能辑录宋人所撰的笔记，真正的体现全宋笔记的“全”的特点，避免出现挂一漏万和杂乱无章的现象。编纂者坚持“笔记”乃“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限于收录“宋人著述的笔记专集”，而不包括“未成专集的、散见的单条笔记”，也不包括“题材专一、体系结构坚密的专集”，如“专门的诗话、语录、谱录类的茶经、画谱、名臣言行录、官箴等”，当然更不包括逐条叙述故事之类的小说和传记。将该书与20年前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丛刊》（1984年6月）相比，后者虽然收录了许多宋人笔记，但缺点一是宋人笔记与小说、谱牒、通俗演义、诗话杂糅，二是有些版本不精。当然笔者只是从宋人笔记的角度评判此书，并不否定它的总体文献价值。将该书与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笔记小说集成·宋代笔记小说》（1995年2月）比较，后者的缺点：一是收录的宋人笔记仅188种，有些重要笔记不知何故没有纂入，如洪迈《容斋随笔》、周密《癸辛杂识》、周《清波杂志》、王观国《学林》、岳珂《木呈史》、罗大经《鹤林玉露》、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欧阳修《归田录》、何《春渚纪闻》、彭某《墨客挥犀》（已纂录《续墨客挥犀》十卷）、赵令田寺《侯鲭录》、叶梦得《石林燕语》、陆游《老学庵笔记》、龚明之《中吴纪闻》等。缺少了这些笔记，便难以反映两宋笔记的全貌，令人深以为憾。同时，后者所编宋人笔记小说目录错讹颇多，如《燕翼诒谋录》的著者王木永误作“王泳”，《丁晋公谈录》的著者丁谓误作“丁渭”，《宋景文公笔记》的著者宋祁误作“宋祈”，《萍洲可谈》的“洲”误作“州”字，《己酉避乱录》的“己”误作“已”字，《昼帘绪论》的“昼”误作“书”字，《鼠璞》的作者戴埴误作“戴植”，《养疴漫笔》的著者赵氵晋误作“赵氵晋录”，《负暄野录》的著者陈误作“陈”，等等。其次，该书大多数宋人笔记系首次经校勘和标点提供世人阅读，体现了“新”的特点。在该书第一编的49种笔记中，已经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的有13种，而此次新点校出版的有36种，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多。这些首次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中，比较重要的有张洎《贾氏谭录》、王曾《王文正公笔录》、宋祁《宋景文公笔记》、江休复《江邻几杂志》、曾布《曾公遗录》、苏轼《仇池笔记》、题苏轼《渔樵闲话录》、晁说之《晁氏客语》、王钦若《王氏谈录》等。这些笔记有的尽管篇幅不多，但其内容涉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习俗等，为后人留下了颇有价值的史料，弥足珍贵。再其次，该书与此前点校出版的宋人笔记相比，具有比较“准”即点校较为准确的特点。参加该书的整理点校者大都是在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学领域，尤其是唐、宋文学和史学方面研究成绩卓著者，虽然不敢过誉为极天下之选，但堪称一流人选。仍以第一编为例，其中尤以整理点校《东坡志林》、《仇池笔记》、《渔樵闲话录》、《龙川略志》、《龙川别志》等的孔凡礼先生，《涑水纪闻》的整理点校者邓广铭和张希清教授，《南部新书》和《近事会元》、《钓矶立谈》、《丁晋公谈录》的整理点校者虞云国教授，《孙威敏征南录》等的整理点校者黄纯艳教授，等等，都是在宋代历史或宋代文献研究方面有口皆碑的专家。由此足以保证该书的整理和标点、校勘以较高的质量呈现在读者面前。比如此前出版的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存在一些标点错误，如卷中原作“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第23页），误将宋太宗的最后一个年号“至道”当作“仆射相国王公”的名讳。此次便加以纠正，改为“仆射相国王公，至道丙申岁，为谯幕”。又如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上原作：“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第5页）此次也改正为“开宝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国主舟行。”这些进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从而得以保证该书点校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总之，《全宋笔记》是中国宋代文史学界继《全宋诗》和《全宋文》后第三部大型总集，尽管目前初结硕果，只出版了第一编，且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错标、断句舛错等缺点，但按照编纂者的计划，全书约分10编，用五六年的时间全部完成这项工作，笔者相信，随着编纂者逐渐积累经验，点校者逐步提高水平，届时一定会将一部全新的高质量的文献总集奉献给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