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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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古史求索集高敏著此书是著名史学家高敏先生数十年史学研究的结晶,共收文章二十七篇。所收文章,时间上自先秦至明清,内容上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多个领域,大多以参与各个时期全国性热点问题讨论、古代社会群体研究及探讨隋唐史与明清时期地方史等为题。作者五直余年来专治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各断代史,造诣很深,在参加热点问题的讨论时有坚实的史料基础,发表的文章都曾在当时造成一定的影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收文章在反映了作才各个时期学术思想的同时,也反映了各个时期社会思潮及史学研究的时代特点,本身也具备一定的史料价值。此书是研究与学习中国古代史极有价值的参考书。 -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学科王斯德,童世骏主编;盛邦和卷主编本书是一部研究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学术著作。作者将中国史学放在世界现代化运动的背景中加以考察,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四段进程”与“三大流派”,论述了史学与经学的关系,东西文化交融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以及文化经世致用、抑制主义、民族史学的形成与发展等重大问题。全书论点鲜明、脉络清楚,视野独特,集中了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与历史系多位著名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不愧为“211工程”国家级的重点科研项目之一。< -
中国历代名状元传祖慧著状元是我国科举制度确立后所出现的特有名词,即科举考试中第一名的称谓。它自产生以来,不仅成为士人学子的最高追求,而且也成为社会各个阶层所羡慕的声誉。本书对中国历代著名状元在中国历史的事迹、贡献和地位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
汉代思潮龚鹏程著我国人民,在人种民族方面,往往自称是汉人,以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但“汉人”其实并非人种学的概念,因为汉朝以前必无所谓的汉人。汉人是指接受汉文化且经历过汉朝统治的这一群人,这群人之中其实包括了西羌、东夷、南蛮、北匈奴,但至今均已统称为汉人,因此这是一个文化概念。犹如海外许多华埠被称为唐人街、海外华人常被唤做唐人一样。汉唐之音尘,虽已去之邈远,吾人似乎还乐于接受它作为我们的共同印记与标帜。 汉唐的声威当然是烜赫可羡的。据考古研究所见,两汉长安城的宫殿,面积是现今北京紫禁城的二十几倍。现在的紫禁城,游览一趟都够令人目眩神摇了,何况汉代那“长廊广庑,途阁云蔓,闬庭诡异,门千户万”(张衡《西京赋》)的气象?现在我们去游北京颐和园,已感叹其昆明湖之浩淼;但汉代昆明湖的遗迹,尚存十几平方公里,竟是清朝圆明、长春、万春三个园林总和的三四倍,这又是什么气象?班固《西都赋》说在这些湖上可以“览沧海之汤汤”,实非虚语。 这种恢闳宽阔的建筑景观,其实正表现着一种恢阔广博的精神意态。地涵海负,雄浑开扩。而且这不是平面的开展与延伸而已,更有着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宇宙精神。所以班固说:“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若穿地为池,也是“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充满着挥斥八极、与天地同其呼吸的态度,坦坦荡荡,行坐笑傲于日月山川之间。 但是这种令人向往艳羡的精神,在近代却颇遭嗤议。批评者说汉人的宇宙精神是宇宙论、未确立人的“道德主体性”;说其上下与天地同流,是混方士于儒生,人文精神不免受了斲伤,且有君权神授之嫌;又说其恢闳只是夸饰;且谓其精神均遭礼教束缚,其学术亦深受政权独尊儒术所宰制。故先秦所开之人文精神至此乃一大压抑与扭曲,须待魏晋始由经学及礼教中解放出来,重新开启人的自觉。政治则更要迟至清末,方能逐渐摆脱秦汉专制王权之宰制,获得自由与民主……总之,万方有罪,罪始秦汉。 我在求学过程中,四处都充满了这种氛围。上文学史课,老师即痛骂汉代的代表性文体汉赋是“笨赋”,认为它体制庞大、堆垛铺张,虽侈陈物象、靡丽堂皇,但远不如魏晋六朝小赋情致摇曳,更能动人。甚至还有人说此非文学,不过是古人所编的一种类书或字书辞典罢了。上哲学史课,老师又痛批,谓汉代简直没有哲学,都是一些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类的迷信;讲气、讲宇宙论,更是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上思想史学术史,则经学烦琐的笺注,声韵文字训诂,令学习者如堕五里雾中,人人叫苦不迭,视如天书,也不觉得其中有何思想可言。偶读一二论列汉代思潮之书,所谈亦无非儒法斗争,或儒家与专制王权之冲突而已。而谈起政治社会史,汉代更惨。王朝之虐酷、人民之困苦、法律之苛严、社会之黑暗、三纲五常之不合理,无不被反复强调,反复痛骂。仿佛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因专制落后所造成的一切屈辱,推源溯始,都该由秦汉来承担。所有的课程,在先秦部分都显得生机盎然、异彩纷呈。一进入两汉,就沉重凝肃了起来。它庞大而庄严,但却显得那么困滞,其恢张徒显为妄诞,其广博亦仅显现为浅陋。要到魏晋,才又让人眼睛一亮,精神从沉重中松缓过来,感觉山清水媚、风光旖旎,如见魏晋风流人物,峨冠博带、裙屐清谈。 当时整个学界的意见气候大抵即是如此。但我浸润于其中,却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因为我读汉代文献,有着很不一样的感受。例如乐府古辞,无论是“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夙昔梦见之”的缠绵,“感物怀所思,泣涕忽沾裳,伫立吐高吟,舒愤诉穹苍”的忧伤,“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之悲凉,“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乃伤悲”之古直,无不深深撼动着我,为之击节嗟咨不已。古诗十九首,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更是古人早有定评。“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无不蕴涵宇宙之大疑问、大悲哀,直叩人生存在之谜。纵或被视为伪作的苏李赠答,“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也令人低回不已。而那些赋,在我看来,也是有生命的。贾生鵩鸟、班固幽通,曹大家之东征、张平子之思玄,固无论矣。王褒洞箫、马融长笛,以及傅毅之赋舞,亦均醰醰有味,足以兴发志意。即使是上林、羽猎、甘泉、两都,恢拓闳肆,又何可多得?岂仅一句“笨赋”即能抹煞? 文学如此,经史等等亦然。史籍不必说了,史迁孤怀闳识,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班固密栗沈实,皆非后世史著所能方驾。经学章句,虽遗佚者多,但相关之训释笺注,毕竟仍是后人掌握儒学的渊薮或键钥,不可不考。且寻索玩绎愈久,愈能感觉其中含蕴弗穷,足供沉潜。就连习学者视为畏途的文字训诂材料,其实也有许多道理可说,可惜现今学者未能发挥罢了。 诸如此类感受,越来越强烈之后,我才逐渐体会到对汉代的轻忽或贬斥,本身就是具有思想史意义的事。 中国学术,本来即有汉宋两大思潮体系。宋学崛起,原就具有革命性质,所以认为汉魏南北朝所讲之经学儒学均未能延续孔孟之道,必须等到周敦颐、程明道等人,才接上了正道的统绪。可是宋学传至明末,学者又觉得它恐怕与孔孟有些距离,原始儒家之真面貌,或许仍应由汉人所传的经学中去找寻。故又推崇汉学以反宋学。此一风气,发展到晚清民初,渐渐形成了几种路向:一支继续提倡汉学而以经学考证为主,既将其范围扩及史籍与诸子等领域,又以文字声韵训诂为主要方法及学术内容。另一支则觉得汉人经学之真精神并不在考证,而在于发扬孔子的微言大义。故此一派学者以西汉公羊学为主要典范,讲通经致用之学,影响了清末的中兴、维新、革命等运动。还有一支则是起于对这种强调汉学风气的反抗,认为宋学仍有其价值,不宜废弃,且逐渐从汉宋并重发展到愈来愈偏于宋学的形态。 五四运动后,胡适等人标举汉学,称为科学方法,但反对汉学的思想内容。谓汉儒天人感应之类说法及独尊儒术的做法,是将专制王权与神权结合于学术权力,致使儒学为专制帝王服务,其内容又充满了迷信与虚妄。反对胡适这一类讲法的人,则提倡宋学,说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人士未能理解中国文化之大根大本。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是什么呢?就是孔孟所开,而为宋明理学所承继发扬之道统云云。 在这种情况下,汉学除了作为一种方法的意义之外,几乎是毫无价值了。 这样的学术发展,形成于历史的脉络中,我人虽感遗憾,而实亦无可奈何。对于整个学界鄙薄汉代思潮的状况,我并无力扭转。但我深知这种态度是不对的,近人对汉代之认识实多偏差。我之所见,固然未必真确,却也不妨随便写写,在这个大时代的边缘唱些不同的调子,世或有善听者,能因机而悟,亦未可知。 这里所收录的,就是一些对汉代思潮的简笔勾勒。没有一篇不是在唱反调,也没有一篇不在想办法开辟新的窗牖、新的径路,希望帮后来者指划一些新的星图与新的前景。如此老婆心切,或许反而会遭致反感与讥诮。倘若这样,那就当这是庸人呓语,聊抒己见好啦。 第一章《汉代哲学的定位》,乃1989年赴日本九州中国学会议担任主题演讲时的讲稿,权充导论。次章《自然气感的世界》,讲汉代气类感应的观念,以及环绕着“情”而展开的人性论。1987年蔡英俊将赴英伦深造,我写这篇文章与他商榷并以送行。友朋论学之乐,析疑问难,至今缅念不已。 第三章《风俗美善的追求》,讲汉人的政治理想。这种移风易俗的态度,既是政治的,又是美学的。1998年我另出版一册《饮食男女生活美学》,即是由汉代这一思路发展演绎而成,可以互参。 第四章《文人传统之形成》,论作者观的演变,借以说明我国文人传统如何形成于汉代、确定原本与探寻本义的汉学方法为何又出现于汉代。乃1991年我与蔡英俊、吕正惠等人办《中国文学批评》时所作。 第五章《文字意义的探索》,续论汉学方法。认为汉人对文字的辨析,已成为我国学人在进行思考时最基本的方法,依此方法而形成的哲学文字学亦与西方哲学有显著之差异。 第六章《儒家的星象政治学》、第七章《儒家的历数政治学》,则以汉代言论为主,申论儒家观象授时、结合天道以论政治的思想,说明太一北辰及历数在其中之作用。民国以来,学者对于这一部分的思想都缺乏理解,今始为粗发其凡。 第八章《学圣人的儒家》以韩婴为例,说西汉儒者如何成为经生;第九章《世俗化的儒家》以王充为例,谈东汉儒者如何成为文人。前者原为参加1992年政治大学所办汉代学术研讨会而作,后者是1991年与陈茂进、林安梧、王樾、郑志明等创办《当代中国学》时写的,如今陈茂进已归道山,思之不胜悯痛。 第十章论太平道、十一章论天师道,这是汉代道教两大教团,颇有渊源而内涵各异,也拥有不同的经典。因道教研究仍在起步阶段,相关问题尚少人董理,因此我想讲得详细些。论《太平经》一文曾收入我《道教新论》中,论《老子想尔》则1994年曾刊于堂兄龚群所办《道教文化》中,原本也想和谈太平道一样,详细展开申论,因事搁下了,遂仅成这个部分。 第十二章《游民社会及其思想问题》,乃1996年我写《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时,以汉代为例所做的考察。这样的考察,充分说明了以往我们对中国社会文化基本状况的掌握有多么偏宕、对其中包含的思想问题又有多么陌生。 综合这些篇章来看,论旨纷论,涉及者广。但事实上对汉代思潮的描述,还只是鼎尝一脔,该谈且值得谈的问题仍然很多,本书姑以此为鼓吹罢了。闻风遥契者,必有其人,余企望之矣。 -
汉魏制度丛考杨鸿年著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积淀了许多值得后人研究的内容,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尤其是职官制度的研究,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本书作者以翔实的史料,详尽考证了两汉至魏晋时期部分职官名称、权限及演变的过程,从中央官制到郡县地方官制,旁征博引,为后人治史提供了比较好的基础,也可使读者对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发展演变的脉络有一个十分清晰的了解。< -
细说宋太祖顾宏义著通俗易懂的语言,科学的举证,把赵匡胤这个历史上众说纷纭的皇帝展现在了我们眼前。他:本是浪迹江湖身无分文的流浪汉,却在十多年后变成一位叱咤风云、君临天下的开国帝王。这之间的曲折离奇,本书为您一一阐述。本书是“细说中国历史人物——帝王系列”的一种。它按照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首创的“细说体”写法,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宋太祖赵匡胤的家世、生平和时代,以及陈桥兵变、平后蜀、取南汉、收荆湖、取南唐、杯酒释兵权等他一生中的重要事件,分析了他的性格、特长、政治策略、用人之道等,同时也叙述了他的后宫妃嫔、宫闱秘事以及他驾崩时的“斧声烛影、千古之谜”。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作者独到的见解和评点,充分体现了“细说体”史书灵活、随意的风格和广博的资料引证。 -
宋玉研究吴广平著宋玉是战国晚期楚国著名的辞赋作家,二十世纪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宋玉的作品几乎全部被怀疑为伪作。本书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的新材料,在汤漳平等先生考证的基础上,对宋玉著述的真伪进行了补充论证,纠正了权威学者的讹误,补充提供了大量新证据,讨论了作者在国家图书馆新发现的宋玉作品的真伪。本书还通过一组文章证明,宋玉在思想与艺术上注重广采博收、转益多师,因而其思想与艺术显得丰富多姿,斑斓驳杂。他师无常师,学无所主,因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人格上卓立不群、艺术上独树一帜的伟大作家。关于宋玉的文学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本书作了系统的梳理与深入的论述。认为宋玉是中国赋体文学的开创者和代表作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全方位地描写女性形象的作家,是中国感伤主义文学、梦幻主义文学、艳情文学、山水文学、游戏文学的开山祖师。 -
战国策研究熊宪光著本书在先秦历史和文化的广阔背景下,主要从政治思想、用人主张、人生哲学、处世方针等方面入手,深入探讨《战国策》“畔经离道”的思想倾向,揭示其重针、重利、重时、重自我的纵横家思想特征。并以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系统论述这部亦史亦文的杰作在人物形象、语言艺术、文体因革和寓言文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影响。还论述了《战国策》中的人才论、纵横之文的基本特征,并对若干名篇做了独到新颖的解析。全书新见迭出,颇多创获,足以给人启迪。< -
正说汉朝二十四帝杜尚侠,张庆利著讲述了在汉代可视为“帝”的30多个,为什么我们只写“二十四帝”?吕后在惠帝后患擅政8年,《史记》也将她列入“本纪”,但她并未直接称“帝”;惠帝后有一个连姓名都没有留传下来的“少帝”,昭帝后有一个继位仅27天的刘贺,安帝后有一个在位7个月的“少帝”刘懿,灵帝后也有一个在位7个月的“少帝”刘辩,这4个人在位无法未跨年度,未及改元;反莽战争中,刘玄虽称帝,也建有年号,但并未建立统一的国家;王莽虽与汉关系紧密,但另立一朝。所以,这七个人均不计算在内,书中仅列“二十四帝”。我们努力“紧紧围绕24位皇帝这根主线,串起西汉和东汉时期的历史”,力求展现汉代皇帝的立体人生和大汉王朝的时代风貌。愿这种展现能够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树立起一个汉代的形象。 -
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彭林著就儒家化的程度而言,古代朝鲜是中国本土之外最为彻底的地区。尽管中国与古代朝鲜在地缘上接壤,山水相依,但彼此在文化上的差异原本却是非常之巨大。从语言学的角度而言,中国属于汉藏语系,朝鲜属于阿尔泰语系,相互的沟通存在着很大障碍;从风俗的角度而言,两地更是大相径庭,这是见诸《史记?朝鲜列传》的记载的。是什么力量使古代朝鲜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朝鲜的儒家化经由了怎样的途径?这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研究的重要课题。不无遗憾的是,尽管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学术交流相当频繁,但很少有学者厝意于此。本书各篇是在国内陆续撰写的,常常因为资料缺乏而掷笔中辍。2000年夏,我专程到汉城成均馆大学图书馆搜集资料,在整整一个月之中,我查阅了高丽时代,朝鲜时代所有学者的文集资料。复印了近百公斤重的资料。由于终日伏案,颈部肌肉严重受伤,又值酷暑,晚上无法入睡,现在回想起这段难忘的经历,依然令人唏嘘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