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收作者从1979年以来发表的先秦史研究论文中的37篇，有长篇也有短论，更多的是一些读书札记。编为四部分：夏商史探研、西周史探研、春秋战国史探研、上古史理论问题探研。

《周礼·考工记》：“筑氏为削。”唐贾公彦疏云：“古未有纸笔，则以削刻字。至汉虽有纸笔，仍有书刀，是古之遗法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四云：“古未有笔，以书刀刻字于方策，谓之削。鲁为诗书之国，故《考工记》以鲁之削为良。”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七十八云：“古作书以削刻简札，故谓之书刀。”近人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云：“大抵秦汉公牍文多是刀刻”；又云：“刻竹削牍，镂金勒石，皆以刀作字之先河。”《辞源》刀部“刀笔”条云：“古简牍用竹木，以刀代笔，故日刀笔。”以上所引各家之说，乃系对于古代简牍制度的未加深究。不仅以为削即书刀或刀笔，更以为书刀或刀削乃为刊刻文字于简册之用者。古代确曾用刀刻字于甲骨金石，但非以刀代笔。至于简牍，皆以笔墨书写，并无以削刻字于简牍的证据。至于汉代虽用纸笔仍有书刀，盖竹木为书写材料，在纸发明以后三百年间，仍普遍应用。所以纸笔与书刀的同时存在，时间上并无冲突。其实自东汉以来，书刀的功用，早就很清楚的说明是在删削简册。郑玄虽仅说削“今之书刀”，而未道及它的功用，但刘熙的《释名》里已很清楚的下过定义。《释兵》云：“书刀，给书简札有所刊削之刀也。”《说文》谓“刊，剥也”，和删字的意义相同，并未说是刻字，直到唐贾公彦才误解为“以削刻字”。虽然其后少数学者误从其说，可是和贾差不多同时的颜师古就已经说过：“削者谓有所删去，以刀削简牍也。”〔8〕可知以刀刻字之说，在唐时也并不存在。至于今人论书刀者，〔9〕均已考定刀笔为两物，刀用以削，笔用以书；且刀笔非用以刻字，此说已成定论。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至简策之文，以刀书或以笔书，殊不可考。”但他又说：“汉之书刀殆用以削牍，而非用以刻字，故恒以刀笔并言。”沙畹（EdouardChavannes）“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一文论书刀用在削，笔之功用在书。”马衡“中国书籍制度研究"亦述及书刀云：“古人以刀笔并称，与所谓笔削是一个意思，并非说以刀刻字也。”王重民“刀笔考”云：“盖刀笔为两物，笔用以书，有误则用刀削去之也。”李书华“纸未发明以前中国文字之流传工具”亦云：“削与笔不同、刀与笔为二物，刀所以削去简册上所写之错误者，并非以刀刻字。正与今日用铅笔在纸上写错字时，以橡皮擦去相同。”可知书刀的功用在删除写错的简面，以便改正重写，或者削去旧简已经书写的旧面，取得新的简面，以便再行书写。至于简策之文，多系在狭仄的简面上书写一行或二行，所以如有笔误之处，可用刀削的长刃削去误处的整块简面，而非如挖改许多行中某一字之困难。因为刀削短小轻巧，携带便利，所以可和用作书写的毛笔同置一处，遇有笔误，则以削改。因此刀笔二字便形成一个常用的名词。最近在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发现的一竹筐，其中铁削、毛笔，和竹筒同置一处。[10]这可知道刀笔二物的关系。至于书刀仅是削治简牍的许多工具之一种，而非唯一的工具，可以断言。由劈剖大块竹木以至切断为一定长短宽仄的狭条，大概非仅仅长尺博寸的书刀可以胜任。因此可以推测刃坚背厚而较大的刀和锯、凿等，必系初步剖治简牍时应用的工具。而削和书刀只是书写前后，刮治简面和删改笔误时的一种工具。观于最近信阳战国墓出土的一件木质漆文具匣内，置有铜刀、铜锯、铜凿及铜刮刀各一件，谓皆系修削木简的工具。[11]可知刀削之外，锯、凿亦当是削治简牍时必备的工具。（四）形制刀削的形状，颇为相近。但是何者称刀？何者称削？从来并无一定的界说，亦有人以为削乃刀之别名者。究竟刀削有无分别？参考各家的解释，刀和削最主要的区别，似乎是在刃、背、首三个主要部分。刀系直刃，削系曲刃，弧形向内弯曲，约六十度。《周礼·考工记》：“筑氏为削，长尺博寸，合六而成规。”唐贾公彦疏云：“削反张为之，若弓之反张。”清孙诒让《正义》云：“据贾说，疑贾于诸家，咸以削为偃曲却刃，谓削形偃，折刃却向内也。”又引刘岩麟云：“削长一尺，合六而成规，是规周六尺也。周六尺，应得半径九寸五分五厘，即六十度。”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亦云：“凡刀刃皆在外，削刀独在内。”所谓刀刃在外。当系直刃。因为削系曲刃却向内，所以削背也跟着弯曲，以适应刃的弧度，此所谓削形偃也。刀削的另外一种分别，似在末端的柄首。刀的末端有环，可以佩带悬挂。削的末端有把，执取便利。《尚书·顾命》孔颖达《正义》云：“刀施钚，削用把，削似小于刀。”《礼记·少仪》日：“刀却刃授颖，削授拊。”郑玄注：“颖，钚也；拊，把也。”刘熙《释名·释兵》日：“刀，到也，其末日锋，若锋刺之利也；其本日环，形似环也。”宋陈祥道《礼书》卷二十二云：“然则直而本环者刀也；曲而本不环者削也。”根据各家的说法，似乎削是曲刃，偃身，面狭，下端用把，较刀为小。刀是直刃，直身，面较阔，下端有环，较削为大。虽然如此，实际上的区别亦非如此清楚简单。有的是平刃直身者下端有把，有的曲刃偃身者柄首有环。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云：予所藏古削中环者二，而予藏古刀中鸾刀与疏首之刀亦略偃，但其度甚微。牺首柄二刀侧偃度有加，诸刀皆尺二寸，与鸾刀同，其为割用之刀无疑。则刀亦未尝不偃，但不如削较甚耳。惟战阵之刀与小刀直而不偃。……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这些正是藏学研究产生、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也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这门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为了展示中国藏学研究的成果，加强同世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丛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藏学家（包括港澳台学者）的学术专着；具有重要价值的藏学文献（包括现代学者辑录的历史文献）；译成汉文的藏文学术名着；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论文（对於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酌情予以收录）。所有收入的论着，均以学术价值为惟一衡量标准，文学作品、游记、通俗读物等暂不收录。作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我们将把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我们期望得到海内外藏学家的大力支持。本书阐述中国历代治边机构的设置、治革、功能作用等，反映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边疆的思路、策略和措施.<

本书作者为台湾著名的另类学家。作者从陈寅恪“关陇集团”理论中提炼出核心区和核心集团观念，将这两大主题贯穿于北魏至北宋建立前后约六百年的历史中，探求中古时期核心区与核心集团的凝结及转移轨迹。通过对史料的翔实考辨，结合社会学、政治学理论，并充分运用计量统计和分析比较方法，就中古时期的核心区与核心集团，如何自拓拔氏以之化地区为其核心区，以国人为其核心集团，转变为西魏宇文氏以关中为本位，重新凝结胡汉关陇集团，再演进至唐代安史之乱以迄北宋建国，魏博汴梁一带成为核心区，河北河东河南等地的职业军人成为北中国各地藩镇的统治集团，并统一而成为各王朝的核心集团等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作了圆满周详的解答。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术出版基金资助。本书论述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兴起背景、概况、主要特点和主要贡献等问题，附录有《论清儒辑佚》、《论清儒辨伪》等文章。

南宋著名文学家陆游所撰的一部笔记体小品文集，记述了当时政治、社会历史、人物等方面的许多掌故和轶闻。

本书通过收录的多幅北京各个城门的照片，及各城楼、箭楼、角楼的水彩画作品，介绍了北京明清时代的城垣、城门的始建年代，命名含义，建筑结构等内容。

本书是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专家辑录的隋唐两代石刻文字资料的总集，内容涉及宋代政治、经济、文化、风俗诸方面，共计三千余篇。全部录自民国和民国以前编印的近千种金石志书（包括地方志中的金石志），并有新编目录索引。

徐连达，1931年生。浙江省临海市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唐史学会、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专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及隋唐史，发表有关论文多篇。著有《中国皇帝制度》（广东教育出版社），为已故陈守实教授整理《中国土地关系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与吴浩坤、赵克尧合编《中国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词典》（广东教育出版社）及《中华名著要籍精诠·社会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等。本书是一部着重介绍隋唐时期人们社会生活与风俗文化的学术专著。全书从隋唐人的衣食住行说起，包括婚丧嫁娶、人际交往、家族社群、教育科举、宗教迷信、时令节日、衣冠服饰、书法绘画、娱乐游戏等，内容涵盖了当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向读者展示了隋唐时期人们社会活动的全貌。书中引用资料丰富，从唐代诗文到近人专著，凡有可取之处均予采用，且以史、诗、文互证；行文则考虑到雅俗共赏；语言洗练平实，文字优美而不浮华，是一部既有较高学术水平又有较强可读性的学术著作。

樊树志，1937年生。籍贯辽宁沈阳，出生地浙江湖州。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指导委员会委员、历史学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代表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年）、《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年）、《万历传》（1994年）、《崇祯传》（1997年）、《国史概要》（1998年）。本书论述的晚明史，起于万历元年（1573年），迄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今有汤纲、南炳文《明史》和牟复礼（FrederickW.Mote）、崔瑞德（DenisTwitchett）《剑桥中国明代史》，以及司徒琳（LynnH.Struve）《南明史》和顾诚《南明史》。前两种《明史》是关于整个明代的历史，后两种《南明史》则是关于崇祯十七年以后南明小朝廷的历史，而晚明史的专著付诸阙如。因此，本书的出版具有创新性。本书观察晚明史的一个别开生面的视角，在于晚明与世界的联系。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中叶的晚明时期，正处在新航路发现之后的“全球化”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邻近国家传统的朝贡贸易之外，遥远的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以及它们在亚洲与美洲的殖民地，都卷入了与中国的远程贸易，而且都毫无例外地处在贸易逆差之中，占世界产量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另一方面，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化”进程也表现在文化上，其主要标志就是以耶稣会为代表的教会向世界包括中国派出传教士，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传播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科学与文化。晚明时期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通过澳门这个中西交流的窗口，对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影响。本书演绎晚明史的主要特色，在于充分表现了叙事史学的结构与魅力。晚明中国在经济、文化上融入世界之际，一个固步自封的王朝不仅不可能把握机遇，反而是加剧了自身内在矛盾，特别是朝廷上下都忙于政治派系之争，从万历到崇祯的几十年中几乎没有不争之时。书中以翔实的史料、细致的笔触，再现晚明王朝在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压力之下走向灭亡的全过程，并揭示其深刻的教训。作者在广泛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对于晚明时期“倭寇”、“市镇”、“新政”、“党争”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狻？